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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为什么不忏悔?

海德格尔为什么不忏悔?

   ——兼议保尔.策兰和海德戈尔的人本主义勾连

   

   

   (北京)刘自立

    

   

    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和此在的概念或可直接牵涉到保尔.策兰的诗歌观念,且两者相辅相成;策兰的诗歌,暗示了对于圣经的置疑,而海氏哲学透过“此在”概念趋向“存在”的人本中心论,使传统意义上的神本论和形而上学论备受颠覆——但是,这些观念的同一性,却透过策兰要求海德格尔交代他在纳粹统治下的秽行受到颠覆和解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构——即,在结构中解构,反之亦然);于是,二者的主题对抗和复调对位组成了焦虑交向乐而影响后人以至感动今天——结果是:海德格尔至死未能忏悔,澄清和反思他的纳粹行径,导致策兰最终对海氏产生失望乃至绝望;蹊跷和悲哀的是,策兰的诗歌却呈现相反的文本和意象——海德格尔的影子和印记,几乎全部保留在策兰的文本中,传之于后,适成哑谜(他们共同的说法是:诗歌不能言语而只能沉默——或者被“看见”)。其间,1967,1968,1970年,保尔.策兰三次见到海德格尔,并在第一次见面后,因产生对海氏巨大企望和幻觉,使其所罹病症大为趋缓,身体状态和心情皆十分良好;但是,很快,保尔就认为自己被欺骗了,遂导致他郁郁而终,一无所获。这次托特瑙堡见面有策兰诗歌为据——

   

    金车草,小米叶,

    从井中汲来的泉水

    覆盖着星粒。

    在

    小木屋里,

    题赠簿里

    ——谁的名字留在

    我的前面?——,

    那字行撰写在

    簿里,带着

    希望,今天,

    一个思者的

    走来

    之语

    存于心中,

    森林草地,不平整,

    红门兰与红门兰,零星,

    生疏之物,后来,在途中,

    变得清楚,

    那个接送我们的人,

    也在倾听,

    这走到半途的

    圆木小径

    在高沼地里,

   

    (《托特瑙堡》 王家新译)

   

    这个故事在德国,在西方文坛争执了几乎半个世纪。结果以未果而果。策兰的观念,期待和指望为什么最后落空?海氏为什么迟迟不做检讨和反思其于纳粹时期之思,之举,之罪?德国和世界也不得而知。关注和喜欢策兰诗歌的中国读者,却在《策兰与海德格尔》这本书里,得知一个几乎是十分悲凉的结论,保尔被海氏欺骗了——而且,这个欺骗十分深奥,诡异和荒诞 ——因为这本书告知读者,策兰是、而且自始至终是海德格尔忠实的读者和仰慕者——甚而言之,策兰的诗歌,从其诞生到发展,变化其中,变不离宗,皆逃不出生死文本源于海德格尔之构造,之互文,之要旨之宿命;这个因果关系以海氏为因,策兰为果;前因而后果也。一种中国人所谓胜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谓,让人觉得这件事情匪夷所思,却又答案确在,那就是,保尔未能跳出海德格尔这个如来佛的掌心——而海氏自己的存在哲学,更是企望在人文层面,诗歌层面和哲学层面达到一种所谓形而上学之高度;其实,这个高度,却以直线跌落到“此在”代替上帝、也就是以人和超人代替“神在”那一场虚妄和悲剧而告终——而策兰诗歌也大不幸;他保留着,呼应着和坚持着对于上帝罔顾奥斯维辛全部不当举止之谴责,从而对圣经施行诗歌式解构,并在这个意义上和海氏哲学殊途同归。(见鄙文《解构圣经的文本——读保尔.策兰诗歌和传记》)。

   

    于是,一场表面上还原死亡和“死亡赋格”的策兰式诗歌直接引向人文和神道之间的冲突,使得海氏和策兰之间的争论天人两端,扑朔迷离,无可如何;争执发端于此,结束于此,却在彼端和神力方面留下人问和天问,并形成策兰诗歌之迷,之魅,之美。保尔诗歌和海氏哲学其实还原了中国人所谓天问课题;也关联到中国和世界上多神时期,祭祀时期,何以多方走向,不一而异的人文和宗教之历史轨迹,如何导致政教之间疏远,分离,分合之大课题——因之,也关联到如何解读和诠释上帝是不是死了这个人和超人关系之问。于是我们到达第一层面的课题,她囊括了海氏和策兰观念之间形成的全部勾连和悖论,也为那些迄今不能得到他们见面密综的世界读者,在形而上层面遭遇一墙阻隔,无法逾越(这个情形和海氏主张绝对相反——他主张去蔽!——其实是超人引领的“去蔽”);这个小历史接连着大历史,他的历史哲学的指向是:任何企图否定上帝的文本,不管她如何人文、人道、人权,最后,还是被超人,权力和技术的势力,以篡夺神位和神威作为结果;她导致希特勒,列宁和毛式人物上台,制造了伪基督和真撒旦。这是一种常识性对于神——人——超人——非人施行的逻辑演绎;而且这个演绎以死亡作为铺垫,以革命作为序曲,以专政作为结束;固然,在二战以后,这个趋势愈发迟缓,有所改善,但是,人类以人,技术和权力定位的历史,正在以富科摆的摇动,无情疏远着上帝之面向而转向于人本之面向,这个路线图的诠释,好像与上述指向完全相反:非人——超人——人——神,是其现实和逻辑的表征;人类离开神越来越远;信教人群或者远离政治或者回返世俗;而20世纪的死亡大突破,正是因为海德格尔摒弃了胡塞尔的人/神之间的“还原”和文化历史“搁置”之结果(其实就是搁置纳粹文化在德国的崛起),径直走向“诗意栖居”(李芬斯达尔和歪曲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歌德)和人为“去蔽”(超人的权力意志可以“去”人类之“蔽”)之结果;而胡塞尔企图以哲学概念转向以呼应神的启示之说法,之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阴错阳差地趋近了海氏的“此在”(代替形而上存在)之哲学大转向——这个转向在事实和意识上达成的结论是:不是人,而是超人,达到其“存在”和“此在”——不止如此,现象学主观的客观和客观的主观,连同“我思”之类的“存在”,同样,转变成为“我”——人——超人——以取代神,作为结局(而为犹太教徒之马丁.布伯反对于此——他的提法是,人,只能在神和人之间产生现象学所指和人神间性;等等)。这样,这个诡秘的梦境和门路,虽然在谴责纳粹罪行的伟大诗篇《死亡赋格》里完美得到表达,但是,此文本的另外一个指向,则对上帝和圣经的内涵与外延,对人们以往呵护之道德律和超然之存在施行解构,并对上帝之死做了悲哀和无奈的背书;也就是说,“死亡赋格”既是对于奥斯维辛死难者的追悼,也是对上帝之死的确认。她成为上帝之死的策兰式解读。诗歌从语言,交流和美学,转向死亡和存在。我们看到,德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在讨论 “希特勒是不是上帝之鞭”这个严峻课题时呈现的绝望和无奈,反馈于策兰的诗歌里,证据确凿,亦无何如何——我们知道,对“这一个”上帝罔顾奥斯维辛死亡的例证,让人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故此,重新反思策兰诗歌和海氏哲学成为当代诗歌和哲学读者最大的趣味和挑战。

   

    在现实层面,海德格尔为什么主张“去蔽”却不施行常识意义上的“还原真相”之作为,偏要自称存在,杜撰创意和炮制体系,以其绝大的晦涩和艰巨,最后回到王顾左右之地步:对纳粹和第三帝国缄默不语?这个事实,确有探究和深化的必要。我们知道,从海氏哲学的“此在”主义出发,人们可以知晓他对于胡塞尔 “还原”“宗教”(胡氏自己否认之)的哲学论证十分不满;这个不满,其实表达的是他对从笛卡儿,休谟,康德以来、超验和经验哲学泾渭分明的不干涉上帝原则之挑战;因为,以上哲学家都像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们一样,规避了“论证”、“言说”、和(逻辑上)分析上帝的可能——在另外一面,德理达和富科之间的争执,也在另外一侧证实着这个理性和非理性课题的悖论——如果上帝是理性的,那么,论证带来的人文主义并不对上帝有利;反之,如果上帝是非理性的,那么,推论上帝的结果,依然十分可怕(用荒诞无法解释荒诞)——也就说,如果“超然”不是不言自明而是人为定论的,推理的和演绎的,那么,人文主义的道德就变为势、道和“时代的道德”,而仰望星空的律令,就会变成火炬游行和红卫兵暴力运动;从而产生中国人所谓枉势从道、还是枉道从势之正统与道统之挑战。可惜,德国人、苏联人加上中国人,恰恰走上了这条杀死上帝、枉道从势之路。这个后果,直到今天也还是隐患俱在,尾大不掉。于是,忏悔,还是不忏悔,成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通病和癌症——而这个癌病,直接通向纳粹和文革。德国有一个海氏,有一个卡拉杨(半个福特文格勒),有一个君特.格拉斯,中国呢?不胜枚举;首当其冲,就是红卫兵宋要武一类。德国人忏悔了,还是没有忏悔?这个课题,在上述文本里可以见出端倪:德国人,海氏和某些知识分子,没有忏悔;中国红卫兵,不但没有忏悔,而且叫嚣他们的文革光荣论,正确论和“抢救论”(宋氏叫嚣她们“抢救”过被红卫兵杀死的她们的校长)。世界无法还原策兰和海氏在托特瑙堡第一次会见的密谈内容;德国和西方文坛迄今也不见出世有关文本;海氏至死也还保持缄默;策兰本人,对他与海氏谈话也同样语焉不详。凡此种种,都在凸现一个神秘的内涵。这个东西有什么神秘呢?也许,根据笔者推测,除去上书哲学观念的“人‘在’/此在”命题之指向以外,社会氛围和利害冲突也是重要原因。

   

    如果德国人能够在哲学和文化梳理上,参破海德格尔哲学的纳粹主义倾向和合理解读策兰,那么,接之他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个议题直接下降到社会层面和现实层面,以实际态度面对历史,面对哲学诗歌和形而上学。可是,这个做法会使海德格尔哲学大大失色于整个人文背景;而还原其背景,导致重写哲学历史之必须?——这是一个历史轨迹:,十九世纪以来,诸神面临黄昏,上帝奄奄一息,“太阳一个一个落下去”;但是,这并非是海氏首创的时代语言,她可以直接诉诸于荷尔德林人/神挽唱之出现乃及瓦格纳悲壮疯狂的枷锁和“指环”(导致超人之神出现)——人,走在超人和上帝之间——而德国社会走在回到人、还是回到神的 “林中(歧)路”之上——这岂止是德国人,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思索这个课题——于是,海氏受到德国人的某种同情或维护,自然不在话下——因为,是谁让德国人摒弃上帝选民犹太人而自换为希特勒的选民?是希特勒,还是海德格尔?从不能免俗的角度说,海氏忏悔之反,正好掩藏在以后勃兰特跪倒在犹太人墓下的明示之中;可以说,这是一种一二而,二而一的思辩和游戏。笔者要说,虽然,策兰感受到六十年代西德纳粹主义回潮的恶劣气氛;但是,我看到这个话题的两面性;一个不大不小的相反证据是,德国《明镜周刊》几乎每期中页,都有关于纳粹帝国反思文字之滥觞——这个和中国不许反思文革,形成反差,适成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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