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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华案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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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纪周案、姬胜德案与远华案汇合
·六:远华案:走私案还是冤案?
·七:杨前线、庄如顺是牺牲品
·八:是生意还是走私?
·九: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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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萨拉:辛酸与悲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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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达赖喇嘛——1999
·西方首脑会见达赖喇嘛高峰期----加拿大总理哈珀又迈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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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恩缘


   盛雪
   
   
   我没有见过爷爷,小时候,也很少听家里人讲到爷爷。有一次,家里从上海来了个远房亲戚,我叫他表哥,他叫我爸表舅,我也不知道怎么论的。他是“八一”游泳队的,到北京来进修。一米八的大个子,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很是潇洒神气。席间,几杯酒下肚,谈话就轻松了。爸爸夸赞他年轻有为,他话也多了,滔滔不绝讲起家族往事。说到:我们家族呀还真是能人辈出呢,我远房姑爷解放前是上海税务局局长,就是因为舍不得放弃身份地位,才没有跟国民党退居台湾。我一位远房舅爷,那才叫能耐,在张学良之后任十年东北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被委任为东北三省教育接收大专员,相当于教育部长呀。他还任过天津市长、东北地亩局长很多要职。这位表哥说得很是兴奋,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他最后问父亲:表舅,你听过这门亲戚没?。父亲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一粒一粒往嘴里递花生米。末了,眼也没抬,寂然崩出一句:你说的是我父亲。

   对于爷爷我仍然知道得很少,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他1948年去了台湾,两位叔叔和两位姑姑也都去了台湾。后来叔叔姑姑们又都去了美国。也正因为这些,我爸妈成了“坏分子”,我们三个孩子成了““狗崽子”。而且家里原来的房子也被政府指是因为爷爷在台湾任什么高官被做为逆产没收了。那时台湾和美国无比遥远,而且都是异常可怕的名字。
   
   
   爷爷的恩缘

   
   爷爷臧启芳(作者提供)
   
   

久远的缘分

   
   八十年代初期,在美国的二叔访问中国,我开始知道一些爷爷和叔叔姑姑们的情况。但是,在我心目当中,爷爷一直是个神秘人物。我于1989年六四屠杀后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很快就必然性地投入海外民主运动,昏天黑地的忙起来。同时由于爱好、个性以及机缘巧合,当上了记者和作家。2002年11月,我接到一封署名祝爱华的信。信中说:
   “盛雪小姐:你好!
   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介绍你的情况。该文章说,令尊大人叫臧朋年。果如是,令祖父大人当为臧启芳,抗战时期的东北大学校长。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我与令尊大人是同学。抗日战争时期,我与令尊大人都在四川自流井静宁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读书。这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十年来,由于上述原因,我较多注意你的成长和发展。对于你取得的优异成绩,甚为钦佩和欣喜。我想就大陆政治形势问题与你进行一些探讨。你如果能够接到这封信,希望你能够给我回一封信。待我知道你确切的地址后,再与你详谈。
   
   祝爱华(这不是我的原名)”
   
   我即时回了信。在异乡遇到父亲六十多年前的中学同学令人兴奋。而且他肯定知道些爷爷的情况。不过,想想有人暗中注意自己十年,不免心中有些感慨和惊怵。我们开始了通信联系。老人家告诉我,他用了十数年,书写了一部五十余万字的书稿,详细介绍了苏俄和中共的关系史实,以及中共历任领导人向俄罗斯出卖中国领土的事实证据和分析。老人希望我代为找出版社,条件是自己绝不出面。2003年春节,我趁到纽约之际,特意前去拜访了在新泽西居住的老人,听老人讲了些六十年前爸爸的趣事。老人高挑清瘦,慈眉善目,而且谈吐神情透出孤傲和风骨。2005年夏天,八十多岁的老人,乘十多个小时的长途巴士来看我,并在家中小住了几日。我请了一众朋友来喝酒聊天,带老人到朋友家做客。自然间,我对老人有种亲情,好像拉进了早已远逝的爷爷和爸爸。老人写文章投稿从不领取稿费,还以靠养老金过活的经济条件,参与了我发起的救助国内良心犯的计划。2008年发表在《观察》网站的系列文章的稿费捐给了十元人道捐助计划。唯一遗憾的是,几年来,出书一事很不顺利,而且老人又决定改写五十多万字的书稿。只是,因为我敏感而活跃的民运人士身份,老人一直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姓名也许本不重要,但经历过中共统治的人民心存恐惧,以至终生,则让我无限唏嘘。
   
   

择善固执 血脉相承

   
   2001年夏天,到温哥华出席赖昌星的难民聆讯,正巧三叔凯年的小女儿锡琳在温哥华举办婚礼。二叔英年、二姑素莲都也齐聚温哥华。我自然也把刚刚出版的《远华案黑幕》送上。三叔在不久后的来信中夸赞我书写得好,特别提到爷爷以鼓励我:“追忆祖父,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由清末,而民初,而军阀,而抗日,而反共,终其一生,公忠体国。而其率性直爽,光明磊落之人格,在在表现于‘爱其所当爱,恶其所当恶,唾弃其所当唾弃’之一惯言论及作为上。”三叔说:“在此‘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夕,我鼓励你能一秉独立自主之人格,在是非曲直、真伪善恶之分野上,作明智之抉择而固持之。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依附权势。毕生为民主人权之正义作呼吁,作奋斗,作贡献。我虽年逾退休,唯此一颗反独裁、反极权、反暴政的赤子之心,是愈老而弥坚直至永远。你能以此为目标,勇往直前,终生不渝,则我以你为荣。”信的最后,三叔写到:“兹随函附寄祖父当年之选集两册,另两册'蜇轩词草'是我来美后放大复印的。多年来我一直珍贵地保留着,现在赠给你吧。其它一些遗物,我将陆续整理,日后一并传赠予你,我想,你一定会珍惜及喜爱的。我们臧家在你这一代,终于有人择善固执,反共到底,我心甚慰。”
   
   捧读这样的信函,的确顿觉身上多了许多责任,也深感,我必然性地选择的这条反暴政争民主道路,似乎很有血脉传承的宿命味道。
   
   二叔英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就频繁往来于美中之间,用他的勤奋、热情、敏锐和智慧,构建大洋两岸的文化桥梁和协助进行各式交往。八十年代末起,甚至常住北京了。这些年专心于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烟草和吸烟大国推动戒烟运动,有人说他是堂吉珂德似的人物。三叔则正像他信中所言,反共之心愈老而弥坚,坚持五十余年不踏足共产大陆。后来他在二叔的劝说下,曾尝试到大陆投资,以打发退休时光,不想第一笔投资就在沈阳被骗个精光,自此安于在德克萨斯读书看报逗孙取乐的日子。
   
   

人中杰 酒中仙

   
   今年三月间(2008年),我应邀赴台湾观摩总统大选。行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在我爷爷于1930年至1931年代理天津市长期间,以及其后任江苏省盐城区行政督察专员期间,曾两度任我爷爷秘书长的洪声先生的后人,就住在多伦多,可惜几个月前才回归台湾。于是,我抵台第一天,就应约在台北市中心的一个西餐馆和洪先生一家五口吃午饭。诚然,洪老先生早已故去,他的儿子也已经是年逾九十岁的老人了。洪先生和夫人、儿子、媳妇及孙女一起和我会面,餐馆优雅温馨,谈话自然涉古论今。洪先生席间讲起一件我爷爷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的趣事。
   
   
   爷爷的恩缘

   
   前排右三帶黑帽子者為臧啟芳:1931年1月天津比利时租界交接典礼,臧启芳時任天津市长。
   
   
   东北大学因为抗日战争于1938年春迁入四川,在三台建校开课。当时日寇横行,到处战乱,许多学生由东北及各地汇聚入川上学,背井离乡,人心凄凄。洪先生说,他于民国二十九年入学不久,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由于三台校区不远驻扎有一个旅的军队,是刘湘(笔者注:刘湘(1890年—1938年1月20日),字甫澄,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是民国时期割据四川的地方军阀之一。)的军队,军纪不严。东北大学的女学生们晚上不敢出去,怕遭军人骚扰欺负。校长臧启芳得知这一情况,十分头疼。一则,东北大学是从外地迁川,人生地不熟,川军则是地头蛇;二则,当时正是抗战期间,各路军队管理都十分混乱,军队和各种政治势力也有很多交错的关系。处理不当,影响深远。爷爷经过苦思冥想得一招,择日,广发英雄帖,决定请驻军全旅所有连长以上的军官吃饭。那日,浩浩荡荡来了四五十个军人,席间,爷爷就把该讲的话讲了。日寇入侵,国破家亡。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学生的职责是将来建设国家。东北大学在战乱烟火中,暂借四川一块宝地,培育未来国家栋梁之才。许多学生故乡沦陷,家破人亡,我们诚应该让他们有个安全的地方安心学习。一席话,说得个个军官点头称是。爷爷于是举杯道,好,今天就是要请各位在国难当头之际,更要体恤流亡到此的学生们。我用四川老白干敬每位一杯,以示我对此事的郑重态度。爷爷一路敬下去,连喝了四五十杯,把在场的军人都镇住了。军人散后,爷爷大醉三天未醒。酒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军人滋扰学生的事端。
   
   
   
   
   爷爷饮酒有量,酒品甚好,有一位杨姓学者曾专文论述过这一点。在《暗夜慧灯——柏杨杂文集》中的“顶礼拥戴”一文中,柏杨先生也写有这样一句:“十年来酒量如海而不强灌人,有酒仙之风者,就我所知,得两人焉,一为已逝世的臧启芳先生,一为仍在世的叶明勋先生,值得顶礼拥戴,歌功颂德者也。”
   
   

恩泽广远 缘系后人

   
   今年(2008年)三月间,由于西藏爆发和平请愿遭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国际媒体广为报导,并多有负面评价。3月29日,多伦多的中国留学生和一些华人移民,在市中心组织了大型集会,支持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行动,并谴责西方媒体片面报导事件。我随后发表了文章“红色的海洋,黑色的悲哀”对西藏骚乱,西方媒体的性质,海外华人的拥共立场和表现,以及中共卖国的事实和许多中国人视而不见的怪现象做了分析和评价。同时,网络出现数百个漫骂我的网帖。
   
   四月底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有人通过她联系要认识我。我爽快地应允了。我们几人一起见了面,对方是位拘谨沉稳,又有几分书卷气的中年男子。他夸赞我那篇文章写的尖锐痛快。那晚交谈甚畅。我赠送他诗集《觅雪魂》。
   
   几日后,我接到他的电邮,他在诗序中读到爷爷曾任东北大学校长,说:“家父抗战后期就读于东北大学,也算您祖父的学生。”我回信告诉他,那时确实是爷爷任校长。
   
   他很快回邮:“三生有幸,在Toronto遇上祖师爷的宝贝千金孙女。另外想告诉你,家父生前十分怀念他在东北大学的日子。他那时年青很穷,父母双亡。他只读过几天初中,13-19岁在乡间当邮递员,他十分想读书想当学者。他想靠自学考国立大学的奖学金。1944年,他以优秀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文科第一名),您爷爷领导下的东北大学开明,不嫌家父几乎没有中学学历,把当年唯一的一名文科全额奖学金给了他,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多年以后,当家父被选入英国剑桥《Who's Who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纪国际知识界名人录) 及其它名人录后,提起此事,还对东北大学当年给他的机遇和命运转机感激不已。特在此代家父向您一家人叩首拜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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