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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吴恩裕先生(更正稿)

想起吴恩裕先生

   —— 读吴著《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

   作者:刘自立

   

   一

   

   

   知道吴先生的人,无论老中青三代,恐怕不多。笔者相识吴先生机遇凑巧。那还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叶。因为父亲“问题”,我们合家被驱赶出北京沙滩中宣部大院,移居西斋斗室。西斋名气很大,是原京师大学堂旧址;此地现在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知道西斋者,也曾从《青春之歌》一书里略窥其貌;林道静这个著名小说人物,就经常出入此地;加上余永泽,则是确有其人;柒拾年代时,据说还住在西斋毗邻之沙滩北街57号(西斋是59号)。这个偌大的院落兼呈传统与民国建筑于一身。既有四合院,也有小洋楼。那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宿舍。从此院落沿沙滩北街这条小胡同东行,即到著名之北大旧址,也就是北大红楼及其后面的大院子。所谓红楼,所谓民主广场,所谓后来之中宣部所在地,将此历史遗址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划分。文革时期,中宣部大院革命和命革交替进行,造反和保皇无分伯仲,实在是一场五四观念和后来四五观念的打乱仗。中共文化高官周扬等人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而毛的宣传工作会议演讲,就是在这个院子进门右手之小礼堂里炮制而后传播的。很可笑,文革时期,中宣部演播内部电影,本来是在这个小礼堂,文革时期后期,就在周扬家院子里演播了——周,则早就被驱赶出去了(有时候,也在中宣部主楼下广场演播)。周扬被批,不止是所谓“四条汉子”之罪行,而且涉及到他在红楼后面盖了中宣部主楼,“破坏了民主广场旧址原貌”。等等。(现在,2000年以后,这个原来就已不堪的北大旧址,又是乱改宿舍,又是乱建市场,不堪,业成更加不堪了。)

   

   西斋出来西行不远,和景山仅仅是一街之隔了;景山对面自然就是故宫了。我看过可能是清末这个旧街道的照片。故宫城墙之下,河道水宽,有人荡浆,周际雪黼宫墙,四周老树蔽天,很是自然景致;惜自民国初叶,沙滩者谓,河道渐枯,沙城逐显,就没有那么浪漫了。人,也变得实际起来,远没有张仲行俞平伯笔下北大人、老师学生之神采兮兮的样子了。但是,老实说,从西斋到北大红楼,从景山到故宫,凡是要一领北京旧城神采者,还是要从这个区域呈现的林貌和宫墙中,去寻觅原委和初衷。我初入西斋后,不觉得有什么悲哀或者不悲哀。因为当时西斋是中宣部下层职工居住之地;父亲逝后,我家自然掉落于此地,地位于兹相符。此地,人物、风景,原本平平。只是,一日,忽见一位身体微胖,眼架金丝眼镜者,气宇不太轩昂,却也不俗于人众者,慢慢走过,顿生一丝好奇。因为和那些举止夹着尾巴者,到底身心显示出很大不同。后来闻知,此公,吴公恩裕也,本是大名鼎鼎之北大教授,却也住在这里斗室之中。再后,诗人北岛与我游,说是,也在此找过吴恩裕先生约稿《今天》。我本是见过此公,却并未深谈过。西斋格局是这样。门开向北。进院后就是一个小通道。然后,从南向北,延伸十几排房舍。我们家住在头排,吴家住在后面六、七排。排房高大,隔间却小。也没有暖气和煤气。记得王晶垚先生柒拾年代中期来探望母亲,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北京就要普及使用煤气灶了。这当然是一个科技进步和生活进步。又,这样的居所,自然无如厕处,所以,初居此地,就是老要上厕所。吴家在南北向住所外,尚在五、六排排房终端处,靠墙根,有一排面东之小房子居住;这个房子,分成四间隔开。北面通向排房间隔中之甬道者,是吴家房子;靠南两间,是我家房子。

   

   我知道吴先生精神不同于文革中人,就是因为我夜游见友回房,常常听见吴教授于深夜,尚在高谈休谟,孔德;声如钟磬。我那时也读哲学,就往往偏听一遍,只是可惜,不记得吴先生具体观点了。后来听人说,吴恩裕是政治哲学教授,是红楼梦专家,与乔冠华同学于德(?),又是拉斯基的学生(还说,他并不赞成乔与章之后来婚事,云云)。这次,买到这本吴先生之民国版重印之《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翻看一下,出现吴公子做序之回忆文字;出现吴先生和拉斯基对谈抗日和中共前途文字,就出来书城,坐在长安街上路灯之下,匆匆一阅。(这是我再二再三看到吴著。有几次在琉璃场和潘家园看见吴著,都是民国版书,要价极高,两、三百元一种,放弃了;这次吴书价低,故而可买。)又想到,吴先生坎坷经历,并未被其公子合盘托出,是为带憾。比如,堂堂北大著名教授,何以会和西斋底层雇员住在一起;是谁让他搬出北大;他的政治学观点,在1949年以后如何安置?他的拉斯基学生的身份,如何排解?他在后来的政法大学,教什么课?是红楼梦,还是政治学?他的政治学,和中国无政治学,只有毛学之悖,何以解决?等等。以后,我作为吴先生邻居,逐渐有所交谈,却也多是寒暄问候,并无深入。七九年前后,一日,我忽然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次官方活动人员排名,吴恩裕排名在于光远之前。这让我很是注意。也说明,耀邦时期对于某种人文和闻人的一些尊重,也说明,吴先生之文化人重要地位,有所恢复。这在毛时期,绝无可望。再一事。小街道中,我每每看见吴恩裕或交谈于小贩,或购物于小店,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似乎很是融洽;固然,这个三教九流和五行八作,早就名不副实,是一个消灭和敉平阶级的淡出。忽然,我进得一家小缝纫店。这里有一个公用电话。只见吴恩裕正在电话里,向对方谈及他的房子,车子和孩子(乃及他家安装电话事宜)等等课题如何解决。于是,我原本疑问,得到证实。吴先生,本来不是居住于此,而是被排挤,破害后居住于此,和我家景况同,是可以等待落实政策的。固然,吴恩裕不可能像彭真等人那样,官复原职,就居复原址——其实,他们也不是居复原址,而是承继了49年以后之旧址/新址。我建议过一些作家和单位,将共产党高官进入北京后,哪些人,住了哪些皇公贵胄之宅邸,做一个统计,就知道为人民服务者之暴发户、革命户新址之所在了。比如我姑妈旧址北京西总部胡同5号,73间住房之院落 ,先是李济深住,后是李宗仁住……此不赘。于是,吴恩裕“三子”、电话课题是不是得到解决,我就无从得知了。七九年后,我们搬出西斋;估计吴家也搬出去了。

   

   

   二

   

   

   “在拉斯基活跃于欧美学界的20至40年代,他的政治思想就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得到了广泛地传播。他的各种主要著作如《共产主义论》(黄肇年译,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版)、《政治典范》(张君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政治》(邱新白译,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现代国家自由权》(何子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国家往何处去》(张虹君译,天津新民学会1935年版)、《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王造时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陆续译为中文出版,并被奉为政治学中的“瑰宝”。

   

   庐锡荣在《拉斯基政治思想》(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一书中,称赞拉斯基‘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怪杰,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怪杰……我们研究它的政治思想对于过去旧时代的旧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正确见解。对于未来新时代的新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光明的暗示’。王造时在《民主政治在危机中》一书的译者序中,只有四句话要说:‘第一,这本书是著者《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之前编。如果要明了现代民主政治与国家的本质,这两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第二,这两本书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转变,并且是1930年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急剧转变的反映。第三,这两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以英国为主要背景,但其理论的涵义是一般的。’”(高增德)

   

   众知,拉斯基的社民主义,费边主义衔接了中国21世纪谢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成为文坛评论社民和民社概念区隔和中国走向的争论热点。我的基本解读曾经在网上和网友有过交流和切磋,现在拿来再议:根据维基百科说法,“……Social

   democracy as such has arisen as a distinct ideology from democratic

   socialism”——大意:社民主义业已成长为一种源自民主社会主义的特殊思想体系(意识形态)。这句话不那么学究的说法就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死了,社会主义(民主)变成了修正主义,就是社民。不是吗?谢韬路线和以下这个路线正好反向——从社民回到民社——这可不行。又,民社、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荒诞主义,因为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共产党主体;社民、社会民主主义,是从第二国际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西方社会主义泛称,最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里左翼政党,如工党,社会党等。谢老不知道“民社”问题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课题;“社民”则早就成为融入普世价值的政治实践,政党政治和正确论一部分。此间的坎坷与波折可以回溯到德国魏玛时期社民主义滥觞而执政,左右两翼式微,李卜克内西和萝莎.卢森堡惨遭杀害;而这个接近社会主义的左倾当局,毫厘之间、一步之差,却被希特勒的纳粹社会主义篡政夺权。此是社民最糟糕的结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民的第二国际路线图没有实现;所谓修正主义万岁一说,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不是接轨于斯大林和毛,而是接轨于宪政民主之国体和政体。

   

   英国情形,也有类似。说他有惊无险,也不为过;因为,如果主张计划经济和暴力革命者拉斯基上台,英国命数是不是要改变呢?这个胡克式“历史上如果”之提问,是不是合乎逻辑呢?不——我们只能做此答复;按照历史传统和英国文化,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0。人们看到,如果说拉斯基上台可能包涵了社会主义,社民主义或者民社主义的诸种挑战于自由主义,那么,至少在近代思想史上,哈耶克的出现,可能是式微拉斯基最初一个元素。虽然,我们看到史料之记载,说明险境时有降临,“拉斯基终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拉斯基从战争期间各阶级、政党的合作以及全民族的牺牲精神、爱国热情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提出了一种‘同意的革命’理论,主张在各阶级、各团体高度的‘公共利益感和公共安全感’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和协商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最终建立一个‘计划化民主国家’,废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其民主的政治形式,摒弃苏联社会主义的‘专制政治’而保留其公有制度,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思想使拉斯基成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丛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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