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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索尔仁尼琴《红轮》

读索尔仁尼琴《红轮》第一卷

   

   (北京)刘自立

   

   

   一

   

   

    笔者在1986年,曾经译介过西方报纸对于索尔仁尼琴《红轮》这本大书的评论。时隔20多年,现在,在京可以买到《红轮》。此乃读书界一件大事。虽然只出版了此书20卷的第一卷(上、中、下),但是,读之依然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伟大俄罗斯作家关于天、地、人的浩然长问;为天有眼啊,为神有灵啊,难道只是天苍苍兮上无缘!举头仰望兮空云烟!天地人,本来就是世界本体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索尔仁尼琴继承了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传统,以一个俄罗斯文学家和历史家的眼光和心灵,提出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就是天地人三部曲的成书结构;这个三步曲式,第一个是读解历史中的天道与地道;再一个,是读解人文的革命改革;最后一个,是读解陀氏行文风格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启示。他继续了这个天问人道。只是,其所谓俄罗斯价值论,甚至超越了普世价值论,形成和俄罗斯思想和思想家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思想民族性和俄罗斯弥赛亚风格。其中,主要呈现的赋格曲,也和文学界所有伟大赋格一样,抬头望天而低头眷顾于大地苍生;他的赋格的具体内涵,不止是诗歌和文学的烂漫驰骋和想像,而是直接涉入红轮碾过后俄罗斯天地涂炭的血光之色。其叙述与剖析犹如滚雷划过十九世纪和20世纪那段残酷而残暴的历史,令人错愕惊诧。该书提问的具体方式是:革命暴力之索非娅和扎苏利奇方式;绝对不是列宁的方式,和斯托雷平以一人之身全力抗争的改革方式与和平方式之间,是不是会产生互补和赋格?

   

    俄国历史是不是最终会以君主立宪的方式,抵消恐怖主义之涅恰耶夫和列宁的革命,是不是只要遵循赋格复调的对话而不是独白的民主,就能不单成就俄罗斯文学和音乐之大业,也能成就俄罗斯进步之梦想。答案却是完全相反的。巡神派的天道说,被世俗革命之暴力取代,是因为他们不能付诸建立地上天国之行动——而建立社会主义天堂的革命,却只能杀死上帝。早在《群魔》(抑或译成《鬼》)之伟大设问中,老陀就此二律悖反提出了后来由巴赫金总结的赋格曲:革命,还是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一方面,陀氏因为参加革命而遭流放,一方面,他坦诚,十年流放,对于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于是,群魔所示的圣经中人被魔鬼附体而像猪一样陷入泥潭的说法,成为世纪之谈,永久获得了他的哲学和文学的意义。这个赋格风格,在《红轮》中,完全继承。我们看到,索氏提供的、列宁站在一人高之火车红色车轮旁,准备启动他的革命论,成为该书的命题象征——也就是,列宁狂喜于战争的爆发,在1914年前后;他要一改战前他所陷入的扃困无聊和绝望,用它蜥蜴般的毒辣和狡诈,利用战争,以其一条所谓“金色蜥蜴”(索氏语)之身,咬死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列宁成功了。这个水果就是恶果的逻辑,此前,呈现于索氏关注的暴力和改革的争执之中。他的所谓复调风格,正是在考察索非亚和斯托雷平这两个主导动机的时候蔚然形成而展示于后人的。也就是说,当斯托雷平千方百计要为沙皇的政府施行被俄国杜马搞得颠三倒四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附和暴力的作乱),斯氏就像那个德国的俾斯麦一样,似乎要以其铁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政党之上——他试想实现的土地私有化和君主立宪之理想,最后被两颗枪弹结束。

   

    这样,索氏以其对斯托雷平巨大的好感和严格的分析,肯定了这个俄罗斯俾斯麦的功德举止,他在盛赞了贵族女子如索非娅等人的极度高贵的献身精神以后,将此话题引向斯托雷平。这样,男性化的阴柔和女性化的刚烈,双双形成那个时期的伟大俄罗斯精神。人们赞扬的并不是暴力和牺牲,而是那种革命家,恐怖者和贵族女性的高贵,纯洁和无私。他们/她们是俄罗斯精神和品德的榜样。人们无权指责任何历史上献身于暴力革命的女性或者男性,因为他们是无私奉献的人类净化世界的悲剧人物——这个说法,就像人们无权指责中国历史上反抗暴政的战斗英雄;同理,他们是中国文化中不可褫夺的一部分。这是赋格之一面织体——另外一面织体,就是暴力本身带来的无政府和作乱状态。这里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局面,业已变得毫无权威性,毫无秩序和道德。一切,因为暴力女性鲜花般的殒灭而更加显得魅力无穷。在此鲜花包围中,作怀不乱而更见决心者和清醒者,就是这个斯托雷平。索尔仁尼琴几乎放弃了他的复调和“对话”平台,而以托尔斯泰的“独白”和统率(叙述)方式,对斯托雷平的做法给予了历史和后历史的肯定。这里暂且说出几个要点,以做提示(待后文引证)。一个是,杜马在结合社会暴力方面,起到完全破坏政府的作用。他们的议会,和街头巷尾的破坏活动首尾相接,层出不穷。杜马,成为分裂俄国的、几乎是抵制改革的存在。(但是,请注意,就像俾斯麦有时候解散议会一样,这里,斯托雷平解散杜马的意志也并非诋毁这个政体,而是出于某种行政的困难——这和列宁完全否定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彻底消灭议会体制,迥然不同。)二,所以,斯氏主张的非社会主义革命之改革,遭到左右两面的诋毁和反对——这主要涉及他的改革系列——而改革系列之首要,就是如何看待俄罗斯村社制度及其历史,前景。这个关于土地私有制的倡议,同样遭到左右两面的夹击。三,按照俄罗斯派和赫尔岑诸人物的看法,村社主义,可以是俄国施行社会主义的捷径——后来马克思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则成为后来列宁主义世界成功的前奏——而恩格斯所谓对于赫尔岑的批判,则是从两面加以呼应:1,村社具备公有制度之性质,但是,2,资本主义业已全面包围了村社;如果不能施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村社制度自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见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3,斯氏的改革,包涵的村社废弃主张,本身带有一般性自由和民主之主张——这些主张,包涵了他的关于发挥和继承村社地方自治概念的政治动机——他的眼光,甚至关注到美国地方自治的民主政体性质。我们在伯克和美国几大先贤之“联邦党人文集”中,皆看到这样的自治主义之主张乃及实行情形。所以,斯托雷平并非一个简单的俄罗斯派或者西方派人士,其独立思考放眼西方的性质和他强壮的体魄产生内在的严重的一致性,是让索氏极度看好的地方。4,在关于村社性质的课题上,社会主义者如恩格斯、赫尔岑这样一些人,以为村社是天然浑成之集体所有制度之范畴和模型——他们忘记了基本一点,村社是自然经济的人员组合和经济实体;和后来社会主义、由一个政权从上而下统治之新村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如果恩格斯和赫尔岑认为,中国和苏联以后之“村社”也是俄罗斯村社的翻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个错误在于,赫尔岑的俄罗斯村社和恩格斯所谓原始公有制度模型,与其说是政治上层的统治模式,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的蜜蜂组合,更为贴切;反之亦然。我们知道,如果看待村社制度,主张他的公有制集体性质,那么,就要有一个严格甚至苛刻的前提,那就是,村社不受中央政府干预,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索氏强调斯氏观点:你只有承认他人的财产,你自己的财产才获得承认)——土地;土地就是感情(施本革勒语),这个说法亦适用于俄国——土地的集体性质很像一种标准的共有制而既非私有也非公有(我们所谓西方自由市式的管理和统治,其实也带这种特点——自由市,不是社会主义的雏形而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雏形——但是,他的小集团性质也是非纯粹个体的:“市”,亦为“集体”;个体之载体;)这个集体所有制度中的个人性质,土地“私人”的性质,是集体的前提,而非相反。

   

    所以,普遍存在的全能主义,卢梭主义(普遍意志),专制主义(之一部分),并不是村社主义的自然走向,而是她走向极度扭曲背叛和辱没之歧途。这一点,无论在马、恩还,是在赫氏那里,完全被看走了眼!5,索氏此书说,在“领带”(隐含绞索之意——斯托雷平绞索)统治的十几年来,俄罗斯暴力主义逐渐被控制,被消解,世道和平,人民居安。只是战争打破了沉寂和秩序。虽然,斯氏的改革并未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个并非改变,是在说明了反对斯氏之力量的逐渐形成。他们还是利用了斯氏看到过的政府无能,议会反制,百姓作乱并未受到根本的遏止和改善,而被恐怖主义加以煽动和利用。所以,在战争出现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而且是向恶劣的方向改变——也就是向着列宁这条蜥蜴狂喜于战事的爆发之方向改变。于是,俄罗斯课题,走向了世界化和世界大战的漩涡。站在漩涡中心的、业已不是稳住大局的斯托雷平,而是搅乱天地的列宁——也就是说,稳住过大局,拿捏过均衡和制止过吞并的俾斯麦,死了,所以,出现了希特勒——而战争给中共以机会,也是道出于兹。按照列宁的说法,1905年起义是没有世界因素的,现在,这个世界因素出现了。《红轮》在第一卷里充分描写了列宁这个投机主义者的心理和外貌。其间,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令人激赏。在细节大师的笔下,历史融入文学,体现了高于政治的人文关怀;其文本大开大合,确不是痘饤琐考之辈可拟可比(亦见下引)。

   

    是的,索氏提及的、关于蜥蜴的意志策略和阴谋论,并未像当时坊间(甚至像中国文人记者,如胡政之的同步报道)披露的那样翔实;如,列宁领取德皇威廉千金以往,前来施行他的颠覆革命、颠覆俄罗斯克伦斯基政府;而后再出卖俄国于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中——这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贼,现在,和我们眼里的爱国贼相反相成,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西洋景。暴力主张,从涅恰耶夫泥潭主义开始,而后发展到列宁的四两拨千斤!全部关键课题尽含其中。这里也可以聊分几点。1,村社主义之争,在恩格斯批判赫尔岑主义的时候,依然强调资本在全世界的崩溃之前提,而在他们首鼠两端的策略运用中,一旦出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论,就形成列宁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说,毛的第三世界论,等等(加上波而布特和格瓦拉们的实践)。所以,俄罗斯人争执村社主义的内涵业已改变,扩大和扭曲。2,战争是内政之持续,抑或,战争是外交的持续之说法,现在,改观成为内政可以是战争的持续,外交可以是战争之持续这些说法的悖拗,颠倒和扭曲。列宁和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观点,现在演变成为世界红轮及其碾压的轨迹。正像美国人一度支持列宁一样,美国人也企图支持中共,于1940年代末叶——于是,在另外一个文本里,同样的索尔仁尼琴对此大加抨击和批判——一要强调俄罗斯价值,再要强调革命资本共同性之特征——而在红轮里,他只是抨击了受西方支持者列宁,没有更多笔墨言及支持者。3,战争和资本的关系,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走向。1905年的日本和1917年的德国,成为俄罗斯两次起义的外部条件。双头鹰面在西方的雄视下转变成为一种简单的机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含斯大林模式)。4,面对“第三罗马”之莫斯科抑或彼得堡,仇视西方的精神层面,现在,转变成为现实层面。列宁可以帮助威廉推翻克伦斯基,也可以直接推翻德国政府——如果不是魏玛政治家阿伯特制衡了德国左右两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就会义无反顾地施行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东西,后来被斯大林实现了一半(另外一半,是西德)。于是,如何对待西方价值论和如何对待普世价值论,这里,出现了分歧和论战。这个论战,现在(眼下)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以中、俄两国不伦不类的“另类结盟”为契机,重新出现在世界,以反对美欧价值乃及其政治体系,等等。5,这样我们须从西方的革命和体制双向轨迹来验证反对西方的俄国革命派,是不是会最后一笑且笑到最后——是的,他们没有笑到最后。西方革命之出发点,一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她不是建立在卢梭普遍意志的革命基础上,恰恰相反,即便是残暴的法国革命,也是事出多头,轮流坐庄,逐个杀戮;这个意思就是,即便是丹东抑或罗伯斯庇尔,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主张,从来没有形成统合全法国为一党一派之全能-极权主义革命和独裁(即便是在罗伯斯庇尔法制时期)。他们轮流上台,再被轮流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情本身就和苏联与中共革命迥异。那是一个斯大林,一个毛,一个波尔布特杀死全民的革命。无论共和也好,皇帝(从波拿巴到拿破仑)也罢,都实行不了后来极权主义统治的一元化杀戮——自上而下的杀戮(含思想者死——拿破仑也没有杀死斯达尔夫人——只是杀死了安关公爵;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政客);一个人的意志杀死全民和全民人人反对人人,是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这也是皇权,共和之西方特色和东方杀戮主义之不同。反共和的人民国“共和”,不是共和,是独裁,这是判断的基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共和之政治经济的解读迥异。法国革命的多架马车之死本身,仍然意味着他们的自由和自由主义;虽然这是杀戮时期的自由,也是自由之反——这个赋格;换言之,即便是断头台时期,法国也不缺少自由。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一种历史;他是西方学的重要东方参考,反之亦然。这是(自由)革命和(极权)革命之间的极大不同。6,在历史上左派崛起的原理,完全在于右派体制上的缺陷。这个历史远起希腊民主——如,民主的多数杀死苏格拉底——近至1957年匈牙利事件等;美、苏为了维持苏联方面的“有限主权论”,放弃了对于纳吉的支持;加上美国对于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绥靖主义政策,导致后冷战时期价值论和政治论陷入朦胧状态;中国官方将此局面称之为“非政治化”政治——其实,中共在一切领域施行的是泛政治化,而要求美国施行非政治化。此举极其荒唐。7,左派崛起,正是因为右派在很多领域中不能解释和维护现实正义。索氏提到的赫尔岑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思潮和体制之历史,现在看来,业已脉络清楚,不难厘清。主要的线索可以大致三分。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索氏和很多作家业已直接将革命和恐怖主义等同)。这里主要涉及英国的宪章运动。这个运动使得德比内阁(含主要政治家迪斯累里),被迫认可运动的主张和要求。再一个,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争取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带来的体制分梳说(中国人滑稽地提出过,要施行欧美民主和苏联经济模式,于40年代)。8,最后,就是革命两分法;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时期的此消彼长和兴衰沉浮带来的、对于革命本身的评介——也就是,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等等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俄、中社会主义革命——含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所产生之区别、之意义——也就是,革命两面性的判别: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其纳入民主普世价值系列——一个是列宁式革命,它导致人类灭绝和文化灭绝。9,所以,索氏面对的“红轮”时期,也就是,赫尔岑的伟大著作涉及的“往事与随想”,揭示了他们和我们夹杂在专制主义误读和极权主义选择时期的两难处境。这些处境,是在暴力和改革的互相选择中胜败两处的。红轮作者倾向的改革路线和赫尔岑提出的左派批判,地下室革命和反皇权斗争,对于后来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示范,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中、俄命运之共同体;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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