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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轮》(下)

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读《红轮》(下)

   

   作者:刘自立

   三

   

   

   

   

   世间一切改革、革命甚至起义,都有一个现实和传统的条件及其条件转换。传统的条件就英、法两国(革命时期和复辟时期)和美国(独立战争前)而言,就是追回被统治者和皇上废弃,中止和破坏了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乃及其宪政制度——因为,宪政制度不是从革命时期开始的,而是从革命时期以前几百年、上千年旋即建立,但并不完善的。这个证明是非常明确的——如,英国人,议会和革命党(其实是反对党)要恢复议会决断和议事的权力;法国革命,也是要恢复被中止几百年的三级议会;美国独立战争更多是要争取美洲人的宪政权利——“无代表,不纳税”。故此,一切革命之名义(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师出有名),都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着的,不是要无中生有。二是,一切改革、革命,都是主义在传统中被窒息,在现实中被复活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组合;也就是所谓革命载体本身,乃是一种传统社会多元化力量的再现,而不是再消灭。法国革命之第三等级和贵族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自治地区农民和庄园主的力量,就是这样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力量,不是新人新势力的挖掘和再组。中国和俄国革命,辛亥革命,也是这种专制主义留下社会缝隙后,孙文操作的前提——其社会民间力量的存在(哥老会,三合会,洪门等——和水浒梁山泊的存在并无本质不同)成为革命的出发点,而不是再造没有民间力量存在的社会和乌托邦。(我们说,唯一不同之例是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的分类。简单说,这个民众示威,在中期,起码,是受到人民日报、电视台等党之一部分媒体的宣传鼓动,而使得人民看到了某种示威的“合法性”——即言,纯粹极权主义之分裂,是产生社会变革的一种可能——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社会多元化载体之存在,所以,最后,反对派也因此而消失了。)

   

   

   俄罗斯1905年的图景,正好说明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断裂和危机之存在。这个反对派和体制的博弈在知识阶层,宗教阶层和一些皇族贵族方面,业已受到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改革因素的启动之影响——废黜农奴制度,施行西化建都,阅读(叶氏等)法国启蒙著作,质疑并且即将废黜村社制度等等,说出了托克维尔改革引发革命之道理——这个道理的核心,就是“旧制度产生大革命”。俄罗斯旧制度正在蕴涵着新制度参与的新、旧改革意志和改革方式,即为以后维特和斯托雷平之改革。所以,民众被鼓动起来,实出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这是起义事件的前因;起义被镇压,更是反映了俄罗斯社会首鼠两端,不一而是的绝对犹豫状态,这个状态,使得沙皇镇压革命的力度大大降低。其镇压的前提和合法性,也因为战争失败而显得更加乏力——暴动公众又受到列宁主义或者其他暴力主义、社会主义煽动,把左翼政治观点,推到了自己的反面——他们不再对启蒙运动的学者和著作感兴趣,他们超越了理性制度建设和革命目的论,转而走向极端主义甚至(废止价值规律和道德准则的不择手段的)涅恰耶夫泥潭。因为其中,人们看到的文学审美和托尔斯泰审美的某种虚伪和假象,他们更加愿意听从暴力论者的许诺和鼓动。所以,一方面,镇压,没有解决思维问题;二,镇压和绥靖齐头并进,犹豫不决加中途而废。俄罗斯社会,这样犹豫不决;沙皇尼古拉,更加犹豫不决。附身在沙皇身上的非独裁者性格在书中暴露无遗——于是,这样的性格,被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性格钢铁所折断。这是《红轮》极力描述尼古拉性格之俄罗斯忧郁典型。这个典型,如果放在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和夏里雅宾的歌声中,会是俄罗斯艺术的增值——不幸,他被安置在革命和政治层面,于是,悲剧一旦发生,尼古拉全家就遭到灭顶之灾;俄罗斯人面临着空前绝后的屠杀。

   

   

   现在,我们看看书中对于历代皇上改革和统治的施行情景,索尔氏总结和归纳——“国家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因素,因为已习惯了掌权的集团,先是没有赶上,后来又不愿意看见和赶上新时代变化的步伐,即应在自己占有较大优势的条件下,出于最有利的地位时,做出深谋远虑的审慎让步。让步之初,不可抗辩的权威性、政权、资本、土地、不断被荐举等,当你的一切权利被慷慨的太阳洒满阳光,没有任何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对人的本性是最难以接受的。”(《红轮》下同)

   

   

   他说——

   

   

   “亚历山大一世当政时,这样开明的改革已经开始,但是由于他缺乏远见卓识又被抛弃和摒除。战胜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胜利蒙蔽住了作为作为政治家亚历山大的智慧,本来改革的最佳时期应在战后进行,可惜失去了机会。十二月党人起义猛然使俄国偏离正常轨道,胜利尼古拉一世错误地理解了他的胜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次胜利给他一个暗示,似乎能一劳永逸地阻止革命运动,只有他的统治时代结束了,才能再次发生革命。

   

   

   “亚历山大二世急于进行改革,但国家未能走出坎坷的低谷而踏上平台之途。恐怖分子出于他们乌合之众的本性和革命恶毒心理暗示,认为现在正是他们进行暗杀的最后时期,认为只要靠开枪射击和扔炸弹才能葬送改革,恢复革命行动。他们得以成功后进一步设想,他们能使亚历山大三世因其性格宽厚可能做出广泛让步,由于他爱俄国不会放弃复兴俄国的途径,他们逼使亚历山大采取不合作和顽抗的态度。于是有一次失去了机会。

   

   

   “尼古拉二世意外地登上皇位,由于他的年龄和性格的柔软,对俄国最严酷的年代和延误的时间局面,最最缺少充分准备。1901年、1902年和1903年稍纵即逝的紫红色的曙光擦肩而过,他和他身边的所有官员却不明白曙光的征兆,他认为永恒不变。惟命是从的俄国,必定要服从占据俄国王位者的意志,而这样的轻举妄动又碰在日本的峭壁上。在他经受考验的年代,只要彼得大帝才有能力应对,此外罗曼诺夫王朝中没有第二个人。”

   

   

   索尔仁尼琴说——

   

   

   “当时,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尼古拉二世,签署1905年宣言以自保。”

   

   

   “于是保守与改革派发生争执;“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完全拒绝立宪机构,拒绝让步,也是行不通用的,否则只能促进革命爆发。俄国无论怎样也不会回到1905年以前的转态,制定宪法,意味着应当学会按宪法办事。

   

   

   “但是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不断扩散尔后脱离正轨,很快就引向革命。维特的选举法(资料——

   

   

   “在残酷镇压工人起义的同时,沙皇政府于12月11日颁布了新的《国家杜马选举法》。 新选举法允许工人参加选举,为此在原布里根选举法规定的 3个选民单位之外,又增 加了工人选团,城市选民范围也有所扩大。但这一选举法的性质仍是反人民、反民主 的。第一,没有实行普选制。所有的妇女、学生、未满25岁的青年,现役军人和游牧 民族均被剥夺选举权。第二,选举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者选团由2千名选民中产生1 名复选人,而城市、农民和工人选团则分别由7千、3万和9万名选民中产生1名复选人, 即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第三,选举不是直 接的。大地主和城市选团是两级选举。工人和小土地所有者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 级选举。第四,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而是受到政府、警察的严密监视。国家杜 马代表总数规定为524人。”)

   

   

   召集到塔夫利宫里来的,不是俄国,而是俄国的一副讽刺画。这部选举法依旧不能真正代表俄国,因为还没有包括准备参加普选的公民大众。因此,为保留杜马,就必须修改选举法。修改选举法虽然是沙皇的旨令,但是宣言发表以后,又有违法,可是没有其它途径塑造具有工作能力的杜马,简单地解散杜马,又会激怒大众,引发新的混乱的动乱!处于这种矛盾状态,只有采取不合法的方式修改选举法,才能体现真正的选择制和真正的人民代表权。

   

   

   “历史上最艰难的行动路线是走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必须保持平衡,既不能掉在这一面,也不能掉到那一方。只有处于两个革命之间,两方敌对群众之间,在两种平凡和庸碌之间,才是最可靠的行动路线。

   

   

   “这年夏天,斯托雷平秘密会见了立宪民主党人”……;开始了他用改革消弭革命的尝试——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云,知识分子,改革官员和沙皇,都不是命运袒护一方的得力者,而是乏力者——其中,上帝并不眷顾的整个东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诡秘的关系解释是,因为俄罗斯要摆脱罗马中心论,也就顺势摆脱的西方政治见解及其实践,造成全部阴错阳差之险恶;即便出现最伟大道德家托尔斯泰,也无济于事;俄罗斯的要害之处是,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生论式的、俄罗斯宗教本体文化;可他们非要获得第四罗马之创造,之地位不可;反之,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弥赛亚和托,陀两氏,没有获得俄罗斯大众和信众的如此看好和拥戴,他们像日本和土耳其人那样,直接接受西方宗教和政治价值论,也许,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必然消失,但是他们的行动轨迹,也会变得十分简单。镇压和改革齐头并进,使得列宁们无处遁身和施展,也就会跨过斯托雷平所谓的黑暗时期,转而看见列宁的黑暗和消失。可惜,事情不是这样。斯托雷平的改革,他的乡村自治,地方自治,废止村社等等措施,一直受到群众和杜马两头夹攻。他和维特的自由主义,很快就被更加负有煽动性的革命暴动所取代。人们自杀式戴上本来根本就不是为了大众戴上的“领带”——绞索——是革命自己戴上的。他们不止是戴上沙皇的镇压绞索,更为以后戴上列宁比较沙皇严酷一百零一倍的新绞索,不遗余力,全力争取;真正将天堂变成地狱。历史对于东正教和(儒教——会直接导致布尔什维克——马科斯.维伯说)儒教,就是这样规定他们要戴上列宁和毛之新绞索的。这很是世界历史上匪夷所思的案例和范式;一个范式老化,陈旧和反动的典型。当人们、尤其是索尔氏对于斯托雷平加以赞扬,说他是更加优秀的俾斯麦主义者的时候(见《红轮》),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因为时代和条件完全不同;斯托雷平不是俾斯麦,也未能成就俾斯麦带给德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战争之成功(俾斯麦失败于他身后的希特勒)。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页,对于俄罗斯,其中牵涉了很多诡异和恶劣的因素。简而言之,俾斯麦战胜马克思,不费吹灰之力,而斯托雷平只能屈就他身后的列宁。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俾斯麦的对于所谓社会主义、共产国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镇压,来源他的国际均衡政治和战争胜利带来的合法性,加之他对于反对党的相对存在(不是由他消灭和杀绝反对党)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使得可以他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马克思主义;而拿破仑,占据了宗教和自由的话语权,这使得复辟时代的人们,可以避开厄尔巴岛的独裁者气味而转换到自由主义思潮。但是,在俄国,事情完全相反。他们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是在“巡神”派空中阁楼里清谈上帝之国,另外一面,涅恰耶夫派开始了无法无天的革命策略和战略;这个无法无天,最终转变成为列宁主义。没有任何理由说,日本,德国和俄国,只是因为时代和年代不对,就犯了殖民主义错误;而老殖民主义就万般正确;不是,天意是,这个后来的殖民主义,在已瓜分份额中抢不到地盘,也抢不到合法性——这个不合法性,就是因为旅顺的败阵和克里米亚的丢失——于是,列宁看到了战争和战争失败,给他带来的狂喜;他启动了利用战争的全盘“蜥蜴”计划(蜥蜴,是索尔仁尼琴赐予列宁的一个绰号——见《红轮》)。其实,这个话题,直到二十一世纪,也没有过时。不过,殖民主义不再是战争的继续,而是利益和资本的继续,此不赘言。尼古拉二世的忧郁,带来其国内外政治操作的摇摆不定;这两面主义,也在国际关系上呈现出来。他的表哥德皇威廉,最后和他反目,开战,支持列宁(金钱援助)。但是,他的所谓的人性化两面处理,也是他不得伟大皇帝性格之原因;他不是彼得,不是叶卡捷琳娜,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列宁——他是一个“红死”时期后(彼得大帝镇压基督徒,造成血海,称之为“红死”——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和反基督》——“),“红轮”时期前,命运锁定的末世皇帝。这是一个神话,是众神之死之终曲——也是我们的大师所言“文化神州丧一身”之俄罗斯版。今天,在国际关系上,这个宿命依然存在;虽然,这个宿命对于日本这个胜利国,其实也是一个(更远的)宿命——他们的宿命就是,最终被两颗原子弹,结束了尊严和野心。这个课题直到现在,还在日本正常立国之过程中,步履艰难,举步不前(不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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