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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氏波兰观不适应中国

   米尼齐克的波兰观不适应中国

   

   

   刘自立

   

   

   米尼齐克来京,和一些人对话。此事不错,有助政见交流。但是,老米很清楚,他说,他“不了解中国”。事情确实如次——因为,首先一个大观念,他就没有提出来:中国不是专制主义社会,是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这个极权主义意味着,中国现状和上个世纪波兰乃及整个苏东波不同。所以,确定这个前提,是分析中国政权性质的必要和充分前提,滑掉这个前体,就像说墨索里尼,希特勒政权之某种可塑性一样,是一个荒诞一个谎言。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和解于共产党社会结构,将其结构、解构双向选择,是不是有此可能?我们说,这个判断,事实上被否定了——理论上也无建树。事实的部分,分成几个层次(也是我们此前提及过的)。中国改革前后,也就是毛时期和邓体制,有无政改可塑性存在,本来已经十分清楚。现在,主要的事实呈现如下;且和波兰可做一比。波兰,虽然是苏联轴心国附庸,但是,内政外交,还是有其独特性和相对独立。这个相对性,是瓦文萨和雅鲁泽尔斯基谈判,商榷和“无胜败”(见关于圆桌会议上雅鲁定位之言)前提。这个时期内政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波兰社会主义财产和权力结构,尚未发展到毛泽东时期的绝对贫困和邓式富裕时期的亿万资产太子化。这两个东西的存在,是中共权构的财产结构之定位;不可忽视。这个结构,苏联没有,波兰,也没有。这一财产集中和集权,极权,是中国施行改革、革命挚肘的根本性前提。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由财产主导的中共资源垄断,和当时的波兰不同。这样,就出现老米所谓,在波兰,当政者和反对派,“都很弱小”,没有互相吞噬的可能——而中国,政权一方,已经在不断以其绝大的垄断资源在吞噬各个阶层的财产,智慧和头脑。唯独政权做不到的事情,就是社会分化带来的爆炸性暴力因素,在中国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形成前景不可估测的、并不乐观的现状。一味主张非暴力和和解共生的理念,正在遭遇现实政权的刚性结构而呈现瓦解的“正在进行时”状况。

   二,波兰乃及苏东波的瓦解,固然存在各方人士合力争取和争夺,博弈,斗争的过程;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进程,就是西方伟大冷战带来的对于苏联体制、经济政治的撞击。这个伟大冷战的民主自由观念,在美国和英国从二战时期开始的、对于铁幕的揭露和打击密切相关,勿庸置疑。虽然,美国乃至欧洲也出现过绥靖主义者乃及观点,甚至一度甚嚣尘上,不可遏制。那些华莱士,那些拉铁摩尔,甚至罗斯福本人(他赞扬斯大林是一个实质上的“牧师”)等人,都在苏联“进步论”的言说后面,施行和苏联精神上的勾结和物质上的苟且。但是,西方正统派人士,以前者邱吉尔,后者里根为代表,要求坚持冷战到底,到胜利,到苏联解体。这个东西,正是苏联后来迫于西方“政治贷款”说的压力,施行挽救经济而政治覆灭的开始。这些史料,也被很多前苏联政客学者披露,此不赘言。我们说,捷克也好,波兰也好,他们的改革,固然有内部异议或者和解人士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并不能完全做到以其一身之力,扳倒整个苏联帝国(含波兰殖民地);换言之,苏联瓦解和无力应付东殴政局,是东波人民借此翻倒政权的前提,甚至唯一前提。因为,无论是1957年,1968年,还是后来维持苏联傀儡政权的政府,他们都不可能自己派出坦克来镇压自己的人民——当苏联无力派出坦克以后,事情的改变就是水到渠成,不在话下的——所以,故意或者避开这个政治局势的改变而过分强调东波内部、无论是人民一方、还是政府一方的妥协,斗争和和解,忽视那个决定全局的苏联瓦解,不是历史客观的态度。这个事情,从东欧整个近代历史脉络来看,也是这样。东欧各国,虽然各自独立存在;边界和主权却如变形虫一样适时适应大国政治而改变;但是,主要的大国因素,一刻也未尝不影响和决定维也纳以东人们的命运。这个历史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照例也是可以成立的。可惜的是,也正像老米所言,中国改革革命环境,不是受到伟大冷战的支持和协助,而是恰好相反——其止“不知羞耻”的西方利益集团和欧美政府,正在极力沆瀣于中国特殊利益体团(“中国公司”),构成一个所谓G2共同体——而显示出和苏东波解体之冷战局面截然相反的局面——甚至可以说业已变成一个类似张伯伦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个特征,也正好和波兰改革和瓦文萨时期,苏联逐渐放松控制和欧美各国极力瓦解苏联时期之特征、之诉求,完全相反。

   三,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过多参照这样一个蕞尔小国的命运,不是应选之举;我们的伟大祖国(不是伟大国家/政权)不能够听取抑或完全采纳波兰模式,以应付中国模式——也不能因为把哈维尔和老米摆在被崇拜者地位,而忽视了自己应对自己大国政治的智慧和用心。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中国人听取外国人意见的下场,一般而言没有什么好结果——比如,辛亥革命就转向俄罗斯观念,联共观念,以为是一时之举;这个一时之举,最后变成一般性价值评估和举措,导致全部崩盘。从思想史层面讲,中国人主体应该服从的价值观和策略观,也不该是东波的局面和内政导致的必然逻辑,而应该是自己的逻辑和认识(就像日本人直接参照西方派大国价值:三权分立和孟德斯鸠于明治维新时期;等等);虽然,这个逻辑和认识,现在尚在摸索阶段——可以一部分参考老米和哈维尔,但是,其背景和现状完全迥异,不该成为参照体系,而该成为参考体系。之所以如此说法,只能就他们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而言。这是一个较大的课题,这里只是点到为止。1,波兰宗教相对自由的情形,不能和俄罗斯、中共无神论政治轻视和取缔宗教并论不二。不要说保罗二世在政治宗教领域里发挥的超级国际作用,所产生的对于政权的震慑之力量了;中国无此元素。2,波兰作为苏联殖民地之人民,之政府,在殖民地这个角度上,可以产生和解共生的某种民族、全民族解放契机和因素。这个契机和因素,反向影响了官、民之间的“爱国主义”合作(见老米——“我们都是波兰人”——这个国家认同说法——这个说法,对于不存在这个由于外部势力逼迫导致民族和解的前提之中国,就要另做打算。)此对于中国,完全不起作用。3,波兰是西方大国影响和决定其文化的民族;这样的文化结构和中国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莫衷一是的选择和负选择,迥然不同;加上其独立工会形成的、和政府的对等博弈,本身就是一个和解传统的表达和表现(在苏联收回他的拳头的年代。)这些因素不能不说是后来波兰和捷克形成改革巨大势力之主导因素。这些因素,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面因素正在逐渐式微而很少看到乐观前景。次要因素是,包涵中国六四形成的对于东欧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政权造成的打击和影响。弱小的,没有苏联支持的极权主义抑或专制主义政府,当然不可能完成对于自己人民开枪的任何可能;重复而言,如果东波国家不能镇压,苏联就镇压的前提,本身就说明了东波政权自己,从来不是镇压的主角;而中国镇压的主角是谁?难道还要给予什么提示吗?

   总之,米尼齐克来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中共当然不会让真正威胁其存在的达赖或者热比亚出现在北京和中国内地的任何地方。说得不好听,如果米尼齐克作为一个北京政府真正的敌人,他也不会被允许入境。于是,老米何以入境;他入境做什么;他被允许和北京一些人座谈,要给百姓和网络提供什么样子的信息,确实值得认真考虑。这里,我们曾经在一些网站上看见米尼齐克要求反对派和政权合作的言论(米奇尼克说:“在循序渐进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实际上专制采取的策略是把社会分裂原子化,我们的策略应该是联合,面对政权的独立力量”。

   

   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他说。

   

   “当权者的合作者”——是“政权的独立力量”。……)(见自由亚洲电台网站)。这个“合作”主旨,究竟内涵什么隐情,也值得慎重考略。我们不能清楚说明老米和前此哈维尔说的,中国毕竟比起当年的波兰、捷克要好了很多——是什么意思?但是,老米说的、尊重各部分人的“利益”这个考量,如果在波兰成立,在这里完全不能成立。因为简单说,如果你要克虏伯集团完全不靠虑希特勒政权的利益,而考虑其他任何一方的利益,就是一种荒诞一种谎言。这个波兰和中国的比照,如果把当年波兰的政府模式和人民模式,硬性套——改革和革命的(他说的“冲突”模式)套在在中国政权身上,中国改革革命身上,就同样是一种荒诞,一种谎言——所幸,老米说,他并不了解中国。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只是,我们不要将此说法加以忽略和轻视,而施行后苏联(抑或苏联被迫收回拳头以后)时期东欧政治可能性举动,而完全忽视了中国国情——这个中国国情就是,老米说过的任何“和政权合作”(和政权里!!!共党一部分人妥协)的说法,都是秉持各自不同的政治条件和政治前提,无法和无法容忍加以混淆和偷梁换柱。所以,清晰认识米尼齐克主义和中国民主派前景,道路,路径,手段和方法课题,值得有知之士群认真考虑。

   

   说法不妥,敬请商榷。

(2010/07/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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