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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岑的困惑——關于《往事與隨想》的隨想

赫爾岑的困惑

   

   

   ——關于《往事與隨想》的隨想

   

   作者 : 劉自立

   

   【新世紀特稿2010年6月7日】

   

   一

   

   

   自從巴金先生推出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一書以來,以後又有新的英文譯本,坊間一致贊揚,充分肯定赫爾岑此書的革命意義和歷史意義,肯定他作為俄國革命先驅的人格和觀念。

   

   筆者不想就此話題給出新解(在批判沙皇意義上),只是對他的俄羅斯前途論乃及俄羅斯特色政治問題(如,後面將會提及之俄羅斯村社主義),做一個完全不同的分析,以期和讀者探討個中難點和困惑。

   

   一般而言,革命導致對于專制主義、對于俄羅斯沙皇的反對和起義,觀念(隨想,人物和場景)和革命前途密切相聯;可是,革命可以導致專制之反,也可以導致對于專制的開明或者反動的背叛——即,革命也可以導致反對專制的極權主義,民粹主義甚至納粹主義。俄羅斯革命在此岔道上困惑再三,最後選擇了反對專制導致極權的列寧主義道路(當然,在共產黨執政七十年後,他們又廢黜了這個斯大林主義政權)。于是,反對沙皇統治的悖論就此形成。俄羅斯思想史和宗教政治之歷史,尤其是1905年人民起義以後俄國知識分子“路標”派,對于俄羅斯前途和俄羅斯政治宗教走向之大疑問、大爭執,一度產生類似我國五.四以後政治路徑選擇一般的嚴重爭論。這場爭論導致俄羅斯知識分子在幾乎摒棄歐美政治價值論,主張宗教救人、救國的面向上,陰錯陽差,聖俗兩軌,不能兼顧,終使列寧主義乘虛而入,坐大成為既消滅政治價值,也消滅宗教價值的人類殺戮主義——而中國五.四以後反對傳統,以俄為師的道路,在幾乎反向的路徑指引下,也做出和俄國革命殊途同歸之結局,即痞子當道,文化絕滅和道統斯文盡除。何以俄羅斯人要反對西方當時的自由民主價值論,自呈體系,自找前程,自我中心,規避了人類的普世價值呢?

   

   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們對于西方軸心文化和西方(主要是羅馬教廷)宗教中心論持有異議;這個異議,導致他們嚴重懷疑就此政、教兩分法得出的歐美政治命題;這個命題就是,宗教拯救論並不能代替人文主義和宗教的有限分梳和結合,人文主義走向宗教改革之路,使得政治哲學和政治路徑,產生完全不同于宗教解救的層面和目的。這個基本的政治實踐論,在西方當時十九世紀的整個演進里充滿了並不完善,並不美好、甚至夾雜丑陋殖民主義的霸權味道(也就是其文明高下論)、民主自由的幼稚論(對內民主,對外殖民一類做法看法),讓很多不乏睿智的西方哲人含俄羅斯學者困惑不解。他們看到的、類似施本革勒一類學人甚至尼采一類天才所揭示的西方沒落論和上帝已死論,造成了對于西方政治學觀點的嚴重懷疑。這些懷疑,主要包括民主精英政治導致的權力集中和道德滑坡。西方文化道統中的貴族和僧侶傳統,一度在遭遇技術科技和資本貿易的大量吞噬和殘害。精英人物轉移到以後白璧德所謂科技主義和權力主義兩個面向上,幾乎要求民主自由在這兩個帶有極權概念的政治科層體系中,逐漸就範和屈從。施本革勒並無虛言。他的預言就是,底層無文化階層,反傳統道德人物希特勒的出現及其統治方式的坐大和哲學影響。這個預言,在當時俄羅斯人那里,也同樣時興。其政治推導方式和施本革勒等人也有一致之處。而赫爾岑有名的幾個觀點,就是對于西方價值論是不是真理表達的嚴重懷疑。我們刪繁就簡地予以說明,以期討論方家。

   

   

   二

   

   

   赫爾岑的一個著名觀點是,西方政治體制(私有財產,三權分立等)的完成本身,使得體制完善轉變成為體制僵化;體制僵化的結果面臨革命和改革作用之逐漸式微。其體制的完成,變成了對于體制和人性的雙重扭曲甚至異化(這里當然遭遇一個新民主和新自由對于老式之民主自由的再改革——另外一個面向是,“新論”,新人論導致的民粹主義、社會主義扭曲背叛了民主自由本身)。

   

   再就是,赫爾岑說出了一個極其夸大卻不無道理的預見——他認為,如果英法政治體制在逐漸僵化以後不思再改進,則會出現兩個極為堪慮之前景。一個前景是,帶有革命極權主義傳統之法國體制和國家風格,會讓法國體制國體和政體演化和轉變成為波斯(國家體制)風格——一個極帶中央極權主義色彩的國家;而英國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政治,如果不思改進,則會變成他所謂停滯不前的中國體制(當然,他認為中國體制在某一個有限時期是保守和完善的;等等。)

   

   最後就是,赫爾岑在分析宗教內在性和政治外在性上,會通所有路標派,前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知識分子之主張,認為國家與國人之最後拯救,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宗教——這也是從陀斯妥耶夫斯基到索爾仁斯基、一代代俄羅斯知識分子堅持和秉持的看法(俄羅斯文學之所以會創造出如此璀璨碩果之原因——因為人性化挖掘和塑造來源于宗教的巨大之道德力量——含其藝術和音樂——而大眾民主政治,也許正好做不到這種精英文明之文化創造)。但是,拯救之道在西方,並無這樣漫長誤國/無果之過程;其人文主義教導的政治學走向,一方面,秉持馬基雅維利主義之實用主義和道德相對論,一方面,制定和約制宗教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平衡與程序,很快就為開創世俗世界的救人之道和救國之道,奠定了思想和實際的基礎。政治民主的國家,在規定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上的清晰性和互助性,遠遠超越宗教拯救之道的含混主義和整體主義——雖然,反向來看,政治獲得自由的國家,則會更加有助于宗教對于政治訴求的所謂會通之須。

   

   所以,起碼在這個三個課題上,赫爾岑主義沒有給予當時俄羅斯社會以適當的解釋和規範;他的看法,並未逃出革命、無政府、民粹和列寧主義——這樣一種所謂從“杜、車、別”-列寧主義之邪道走勢,正好是隨想一類思想並不準確之處;也就是我們所謂反對專制、導致極權之路之呈現。這是對于隨想之隨想的負面反思,卻又是對于西方政治價值論的正面肯定。我們前此討論索爾仁尼琴關乎于此的看法,也呈現了他的對于俄羅斯道統的堅持和執著;而這個道統原則依然保留了對于赫爾岑主義的預留空間(見其《紅輪》)。在注意他的談話內容的時候,我們發現,索氏並不堅持美國抑或英法的價值論,文化觀,而是反復翻覆推崇陀斯妥耶夫斯基以來的、純粹俄羅斯價值論(他基本上遵從從卡拉姆津和陀氏開宗的宗教中心論——而不是羅馬中心論思維;更不是歐美政治價值論);這個俄羅斯中心論,導致兩個現在看來皆已破產的政治選擇;一個是,列寧摧垮了俄羅斯上帝——

   一個是,摧垮俄羅斯上帝的列寧被俄羅斯新的民族主義摧垮——只是,當我們定位當代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時候,關乎他們是不是采納了民主自由價值論方面仍極大存疑。這是不是也要歸結為赫爾岑遺留的遺產呢?

   

   

   三

   

   

   此時,我們援引赫爾岑具體觀點,以闡釋其正確抑或並不正確的說法,用歷史借鏡今天。首先,我們引用他的著名的法國之未來為波斯論,再言及其英國之未來為中國論——這樣一種看似奇特卻有內在合理性的看法。(這個看法,直接導致時下人們對于所謂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普遍討論——這個討論,從反面論證了赫爾岑的觀點︰不是英國在變成中國,呈現負面體制和發展停滯的歷史因果,卻是完全相反,英國之所謂衰落,歐洲之所謂衰落,正在凸現中國模式的合法性合理性——甚至美國也會退出世界霸主地位而讓位于中國——世界歷史真會如此演化乎?!)赫爾岑的說法是——

   

   所有制度都有開始與結束的時刻;當西方共和和民主制度完成以後,他們似乎面對社會依然存在的弊端無可如何——遂引發此中制度之可疑性說明——

   

   “斯.穆勒談到的這個世界,還沒有完全能站穩腳跟,也未能完全定型;數不清的沉渣浮到表面,一切都渾濁不清……

   

   “到那時候,按照斯.穆勒的說法,英國就可能成為中國(當然是大大改進的中國),既保持著自己的全部自由,同時也完善著自己的立法,既隨著這種必須這樣做的習慣的養成,借以減輕法律的強制性,而這種不成文法是比起任何法庭和懲罰更能扼殺人的意志的。(三點說明。1,中國之改進在當時是什麼情形?清朝的制度和法律建設嗎?——這里皇權廢相的所謂制度,正在成為中國開始枉顧法律,取消制衡的皇極制度。2,英國不成文法和法制之間是否存在一致性,抑或不一致性?3,意志論和自由論之間,是不是在不成文法之框架下無法操作而日益懈怠和廢弛?答案其實非常清楚。歷史和他開了玩笑。)

   

   “而法國這時候將走上波斯生活燦爛的軍事軌道,因為文明的中央集權所給予當權者的一切,並把其他民族栓在中央集權專制獨裁制度的命運上,……現在他的祖阿夫兵(法國前殖民地部隊的雇佣兵——原注)的面貌,已不屬于歐洲型而屬于亞洲型了。(亦三點說明。1,即便法國革命之各個派別施行輪流坐莊和殺戮,也未能做到以後俄國和中國共革命之自上而下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殺戮。我們說過,法國革命各個派別的輪番屠殺,一方面說明革命暴力的殘酷和無道,另外一個方面,也說明,即便革命,法國革命之自由和俄國革命之不自由是顯然不同的;後者未能將革命轉變自由主義;而前者可以,其一部分原因是兩個革命思維和資源不同——法國革命不是盧梭普遍意志而是非普遍意志的存在;和列寧和毛主義極權主義革命迥然有別。2,法國中央極權主義在其復闢時期業已轉化成為皇權和革命之不極端主義。這是復闢時期法國知識分子的共識。3,法國從革命到復闢,如英國一樣,實現了對于共和和皇權的改造,完成了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的合一——這在以後中國辛亥革命中有所體現;卻在俄國列寧主義和中國毛主義革命中,真正實行了反動的權力復闢——其建政的反動性,超過沙皇和中國朝廷。3,赫爾岑所謂法國和英國的見解,不是歐洲主流社會當時的見解。)”

   

   雖然,赫爾岑還是振振有詞,續爾再言的,“由此可見,問題不在于預言英國遭到與中國同樣的命運(英國從來沒有遭到和中國同樣的命運——自立)(這話不是他說的,而是他自己說的)(注;是指這個話不是穆勒說的,是赫爾岑自己說的——自立注),這種說法是否恭敬,預言法國將變成波斯,這樣說法是否失禮。不過說句公道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侮辱中國和波斯就無可厚非。斯.穆勒並未觸及的真正的問題是,是否真正存在某種足以除舊布新的新式的力量的萌芽?有沒有某些幼芽的健康的嫩株能使逐漸凋零的青草起死回生?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這個民族是否能夠容忍最終被用來給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肥,心甘情願地充當沒有出路的苦力,陷于無知的半饑半飽之中……從被食人者變成食人者。”(赫爾岑《往事與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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