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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有没有两个文革

   ——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刘自立

   

   

   作者按——

   

   何蜀先生编网刊《记忆》新一期刊发一组宋彬彬,刘进,叶维丽等辩解文字,发起新一轮对于既定观念挑战。

   

   我在几年前文字里有所回应,如次。现在,她们搞出新创造:如,宋,刘到现场劝阻以制止打人(野蛮殴打卞仲芸等校长老师;1966,8,5)——这是四十多年从未见诸坊间的“新说法”,何以有如此之“创造性”!

   

   又,叶维丽提出要和王友琴公开辩论。她提出五个问题是——

   

   一.8月5号时,女附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形势?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

   

   二.女附中当时是否已出现红卫兵组织? 该组织是否应对八五事件负责?

   

   三.王女士是否知道8月5号那天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始作俑者,就是女士同班高一3班的某些学生?

   

   四.为什么多年来王友琴女士一直将矛头指向既没有发起斗争校领导、也没有参与打人的宋彬彬?

   

   五.王友琴女士在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调查中,提到一份包括宋彬彬在内的七人名单。学“法律”的哈里斯先生将此名单认定为宋彬彬等红卫兵应对卞之死负责的“证据”。

   

   这些观点牵涉到叶维丽关于文革初期——工作组撤离,刘、邓,毛权力转换时期——所谓权利真空论,二次发动论(王年一观点),无红卫兵论(8,5前),工作组秩序论等等;这正是笔者澄清辩驳之观点。如下文。

   

   以上情况提供读者注意,并且希望引起讨论。

   

   中国历史有无信史,就看我们和她们如何“折腾”了。

   

   2010,4,30 ,于北京记

   

   

   —————————————————————————————————————

   

   

   现在有一个关于文革的说法,就是王年一提出的文革"二次发动论"。

   

   这个二次发动论,被一些人用来为六六年八月北京文革初期的杀人辩护。她们是这样说法,如果工作组不撤,所谓文革秩序不被破坏,例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长就不会死亡;只是七月份工作组撤销以后,北京陷入"无序状态",学校"权利机构不复存在",出现"没人管"的险恶处境,所以,惨剧才能发生。她们援引六六年七月末在人大会堂里宣布工作组撤销的会议上,那些工作组派和刘邓子女们是如何悲凄落泪……以后,她们又如何为毛的突然出台而欢呼的文字。这样的看法发表在一个所谓文革研讨会的文集里,现在又出现在网上:署名白芳(叶维丽)。很多为刘邓辩护者,持有这样的"工作组好"的看法。其间,她们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毛文革和刘、邓文革,巧妙地做出切割,且很是艺术地、将这种政治换头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延伸到邓和后邓时期,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上,且在转了一个大圈子后,和现政权的文革观,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她们巧妙地为邓否定文革,做出了解释和为之辩解——她们说,邓,一开始就站在正确的一方,一直到邓出台中央决议否定了文革。事情的政治逻辑,果然如此吗?

   

   我们现在简要地予以分析,以便说明打毛拥邓派人物的荒谬性所在。

   

   一, 有无"二次发动"的实质意义?

   

   没有什么"二次发动"——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何以这样说?因为,毛在六六年中发出文革叫嚣,制定五一六通知以后,他就好像高深莫名地跑到南方去了,把进行文革的具体工作交给了还在北京的刘邓。刘邓的做法和毛本人同意派工作组的做法,好像是王年一等人所言之"第一次发动"。其实,这根本不是第一次发动,而是毛的欲擒故纵手法。毛是一个独裁者和林彪推上神坛的,一手遮天者,他为什么要同意刘邓派出工作组,且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始六六年夏天的文革之第一阶段呢?现在看来,十分清楚:这正好是他引蛇出动的第二次实践——第一次,姑且说是在五七年——而他本人为了作为一个引蛇者,呆在北京,当然不好说话,不好指挥(他根本就不想指挥工作组),所以,他就跑到南方去了。

   

   为什么毛知道"蛇们",刘邓们,势必会被引出洞,他好就此一举歼灭呢?这里就要牵涉到他的独裁者地位了。在北京这样的政治结构里,本来就没有势均力敌的,类似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和杀戮政治中的任何派别——我们前此在一文章里说过,法国革命的断头台,是无政府主义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可以杀死丹东,富歇,可以杀死罗伯斯庇尔,而波旁皇室,可以干掉富歇(流放他)……——但是,在六六年的中国,只有毛,可以一个个杀人,无人可以杀掉他。这个逻辑,就是毛文革和法国革命致命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文革,根本不是革命。这样一来,摆在刘邓面前的其实只是一条出路:同意派出工作组,或者不同意派出之——反正,都是一样。事情在六六年七月份已经揭晓:毛,不同意工作组的行为及其准则。但是,人们难道可以和毛辩论,说,你他妈的不是也同意派出工作组吗?没有人可以具备这样的资格和胆识与其辩论。

   

   反之,刘邓们,在十七年统治中,已经确认了一个简单的原则:现在,是共产党统治,不是国民党统治,所以,文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难道"四清"不是这样进行的吗?——而毛说,不是,现在的官僚机构,基本上已经是国民党统治了,所以,共党统治这个前提已经不能成立了——所以,他就邀集反对各级党委的人士,来进行"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个逻辑是不是很不刘邓呢?这样一来,工作组就成为刘邓的专利和罪责,被毛,这个"反对派

   "给定性、定罪了。事情难道不是匪夷所思吗?一点也不。毛独裁可以把世界上一切原则,作为交易和妓女,颠来倒去,为他所用。他可以反对各级党委,也可以支持各级党委,就看他如何定义之——总之,不可反对他这个最大党委!于是,刘邓派出工作组,是死路一条,不派出工作组,也是死路一条——这就成为毛式原则,就是无原则原则——所有企图"无中生有"者,就都无可如何了!这样,就出现所谓毛从南方回来,撤销工作组的事情。重复说,毛,只是玩弄了一个小小的政治伎俩,就把刘邓推上了政治反对派的地位,而可以除之为快了。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舞台或者法庭,可以对此进行辩论,说,毛,你本人对于派出工作组,应该负有什么责任——他历来是什么责任也不负的。这样一种把共党统治说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说法,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初,在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也被如法炮制:周说,要如反对国民党时期一样,运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四大民主武器,来进行文革——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在《新华日报》上鼓吹自由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的文章。这样,刘邓坚持共党统治的逻辑前提,被颠覆了。工作组,是施行了一条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毛回到北京以后的说法——同样,对于他这个说法,没人可以辩论和反对之。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二,工作组文革的另一种血腥

   

   所以,毛的北京前、后时期,是他的战略组成的有机结构,不可区分成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谓发动,是一次发动的前因后果,是一个阴谋的前后递推,是一个意志的阶段表达。王年一们的意思是,如果可以停留在工作组时期,且永远停留在那里,文革就会产生以下几种方式:1,叫做文革秩序论。2,叫做权利不真空论。3,叫做文革不失控论。4,当然,就叫做刘邓文革正面、正确,甚至可以是"不"杀人论。这些个论点,是不是站得住脚?一点也站不住脚。史料,已经把工作组式的文革野蛮和传统镇压方式,解读得比较清楚了——见徐海量先生的著作。刘少奇等人的"新时期反右运动",同样是一种杀戮和镇压。这个杀戮的大概人头预估,也被他们大约计算过,要镇压三、四十万人。很多人,在这个时期,死于非命,于是证据确凿。但是,这个工作组文革的发动之动力不足,是一个事实。原因是,刘邓不知道何以要发动文革?三年饥荒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灾难刚刚过去,所谓国家,正在喘息和复苏当中;周恩来的十四国之行和戴高乐,送给中共的法中建交之大礼,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得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常态化进程,得以持续——为甚要在这个阶段打乱和毁掉这一切呢?所以,他们不了解,"老革命遇上新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在另一个方面,刘邓和毛出身同源,都是党人。党人特点之一,就是服从党魁,毛,是党的政治和战争之神——又被林彪吹捧成为神和天才,"几千年出来一个"——这样,本来不想闹文革的刘邓,也只好按照他们的传统思维进行敷衍,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和在党委领导下闹革命。但是,只要文革的机器发动起来,有没有工作组,都是一样。毛说,工作组是镇压机器——这句话,当然不错——死了人,也是不错的——只是毛觉得,死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作组的死人较少,就是正确的。(这甚至和吉伦特派的"温和主义"策略并不雷同,毛刘,都是雅哥宾派的人物,都并不温和。)之所以说他们是在同一个革命基本点上考虑问题,计算命运和杀掉人头,是说,他们对于自身,只是考虑是不是要服从党魁和党神。二一点,是他们不可以,也跟本不会想到,要反对毛,追究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效应和罪责。三一点,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是要你死我活,要整死你刘少奇。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最后关头,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他们一以贯之,革命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只要革命了,他们就要表现革命态度和施行不温和主义。这个不温和主义,终于出现在卞仲耘事变上。卞仲耘事件,是不是工作组撤销以后

   ,运动失控导致的后果?不是。毛要撤销工作组,是在六六年七月末。这是一个毛刘权利交错重叠时期。换言之,刘的文革实力,并未完全消失。这时候,刘邓,正在运用他们在文革早期,六月份,把持的所谓文革领导权——这个权利表达,就是北京中学的文革率先发动,往往是,校园大字报的率先张贴者,概莫能外,一色的高干子女——这个迹象,正好是毛的欲擒故纵伎俩之一——等到他看见红卫兵搞得天下大乱,秩序,党序,政序一乱,他就可以抛开红卫兵(中学),任用蒯大富和其他大学打手,直接把矛头指向刘——这时,六六年八月份,他的战略步骤,尚未达到这一步。现在,正好是他要刘邓表现的时候,文革语言,叫做让其"负隅顽抗"。这个负隅顽抗,又表现何处?就是刘邓要继续转移毛的打倒他们本人的大方向,企图转移到打倒"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打倒"四类分子"(卞仲耘就被定位四类分子),而唯独不提,也不可能提:打倒刘邓。试问,刘邓子女会打倒刘邓吗?不会——虽然,包含她们本人和其老婆子,还是贴出过打倒揭发之的大字报。他们虽然不知道,抑或不完全知道,毛要打倒,甚至打死他们,但是,处于革命本能——这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他们当然要表现得更加积极地打倒类似卞仲耘这样的中低级干部,以应付毛式文革。这就是她们在六六年8月5号之所以大打出手的原因。于是,工作组时期的、好像被抑制的野蛮,女性和孩童的野蛮,在打死校长,这个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不曾出现的野蛮,终于就着工作组残余秩序的存在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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