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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几问

辛亥革命几问

   

   

   刘自立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百年,世纪提问在所难免。

   笔者浅薄,姑且提出一些问题给读者,以期讨论。

   一个是,孙中山革命的背景,也就是他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还是儒教?

   鄙以为,他的国家理念还是儒学的集体主义。因为,基督教的孙文化,其中很重要一点,是其联络天国遗民的所需;当然不排除他本人也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

   但是他的革命过程和治国方略,还是以儒学国家主义为宗旨。这个宗旨的当时表达就是训政。训政,不是基督教和西方人文主义的个体主义,而是国家操作的国家主义政治。

   二,孙文国家主义训政的来源,一是社会主义当时的影响和定义,再是当时改革派、维新派国家主义的核心观点起作用。比如,严复群己权界等,就是将国家主义来修正个人主义(穆勒原意是个人主义——见台湾学者黄克武关此著作);其以国家富强作为继续儒学政治伦理的所需;并且迎合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之维新。

   这是辛亥革命的思维局限吗?

   三,基督教非政治化运作,只能表达文化影响和抽象观念,不能代替政治战略。所谓孙文知行关系的言论,说明他知道,宗教影响可以存在,却不能代替政治团体和暴力革命。(他的这个观点正好相反于俄罗斯“巡神派”观点,其认为,只能把国家带向绝对神权,才有价值实现的可能,从而枉顾了欧美政治价值论和政治路径——这个政治路径,在西方,是以人文主义修正宗教极权主义为出发点:如马基亚维利主义,伊拉斯莫主义等等)。

   孙文其实放弃了所谓巡神派观点,但是,他的训政民主观及其行动原则,是不是龃龉了民众的一次性民主需求?

   四,孙文的国家主义路线和他的政党政治路线,在后来苏联问题上产生负面交合。其一,二次革命后,孙文认为只有在政治路径上中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党才有效,国才有运——也就是其二,虽然,孙文早期批判马克思和《资本论》,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错误;但是,在革命实践中,孙文认为非列宁化,不能救党,不能救国。于是,判断孙文的主义主干,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五,孙文机会主义路线毁灭他的价值主义路线。孙文联共、融日,是一个证明。他认为,只要日本转而支持他而非袁世凯,他可以给日本整个满洲及其他。使得孙文堕落成为骨子里的机会主义者。

   这是一个后殖民主义问题——含前殖民主义及其国家的民主体制之相辅相成。)这个问题带动中国和西方殖民主义和民主的双向悖论之关系?(这个问题,现在以几乎纯粹经济主义的形式作用于今日中国;是孙文主义未能预见的一种“中美国”方式?)

   六,孙文总体价值观的非共产主义化和他的所谓变通策略,正好相辅相成。是研究孙文是非、正负价值和实际战略的难点。但是,如果一定要定位孙文的政治主张和民族认同,整体而言,孙文还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交叉存在之人物,并非后来极权主义之毛化政治家。

   孙文国家主义的文化观和太平天国实为天壤。

   他所谓“恢复中华”,绝对不是要更变道统,而只是更变了“政统”——而中华政治文化,几千年来,也并未更变道统,而是更变了皇权和姓氏,所谓,亡国而未亡天下,就是此理此道。可是毛化就是变更道统,实为亡天下。(这里,孙文联合天国遗民于旧金山(天王之侄),和曾国藩反对太平军,维护道统,实有异同。孙文不是天王,也不是曾国藩;其道统,本是三民主义,而此主义蕴含孔孟之道,即为恢复中华固有文化;使得孔孟之道和中华民主文化融合为一种新道德,新伦理,新文化——此即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国家做到的文化融汇与民主现实。)

   于是,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民主-儒学,传统-现代性问题如何解决?

   七,孙文社会主义民生观点(主要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社会均福),可以说并非列宁主义公有制产物,而是类似社民党后来归入普世价值、那种私有制制度之产物产物。所有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并非后来意义上的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对于当时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痛苦的融合与批判。

   比如,迪斯雷里对于十九世纪英国宪章运动之政府妥协,俾斯麦政府之福利主义等等——此公讨厌马克思而赞赏拉萨尔。)

   孙文民生主义观点是不是可以拯救“中国特色”的奴役性质,并且使之产生人权经济之变化?

   八,孙文民族主义对于满族政权的态度(驱除鞑虏),并不符合现代国际主义的民族观点。其间,满族政权的合法性与否之说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问题的提法是,如果满清政权消灭了固有中华文化,不断造成汉民族的死亡和蜕化,甚至不断形成汉族文化的消灭和消失,其最终结果就是证明,满清政权的“不合法性”(须知,世界轴心文化,不以是否民主为价值判断)。

   但是,事情并非全盘如是。恰好相反,满族政权继承了明朝文化的正统,创造了满汉一统的文化多元政治,启用了再早的洪承畴、后来的曾胡李左,等等。他们创造的康熙字典,四库全书,佩文韵府等,跻身中华文化之库藏而彰显于世。

   至于世纪末,其被西方列强瓜分和蒙耻,确是由其不能因应西方世界民主和殖民之文化强势所致,却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是满族人——明朝如果面对这样一种中西文化较量,估计,同样不堪一击——因为,这里又涉及一个东西方文化统合的问题。而处理这个问题的典范是日本和土耳其,不是中国(宽泛意义上的中土文化)。

   孙文和凯末尔和日本明治知识分子的异同,是一个未定之见?

   九,孙文战略和策略,基本上继续明治维新的道路。其引进的西方文化观点建国建党观点,实与满清政权大向径庭。这可能是辛亥革命最大的现实意义。在民主和君主立宪之间产生的中华民国,对其民主和宪政意义的估计应该是比较高层次的,不是低层次的(从五权宪法到张君劢宪政观念)。一句话,中共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之“革命”,全然不是孙中山主义,毋宁是对其的扭曲和涂炭。

   但是,孙文融共的策略(姑且此言),是不是今日国民党重蹈覆辙的另外一个历史无知和误断?

   十,孙文对待社会主义的分辨存在严重不足。因为他并不能区分恩格斯的后期社会主义(加之卢森堡,司徒卢维,米留科夫等)和列宁的社会主义之区隔。当时的人们很少有此区隔。因为其针对的都是西方或者中国,日本,土耳其的专制主义;主要是未经调整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公报胡政之称之为赤化(共党)和黑化(军阀)之间的博弈)。而其间,实有绝对不同。因为,社民主义走向费边社和工党的(英国式)社会主义,而列宁走向极权主义和斯大林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所以,话说回来,孙文对待马克思主义有所研讨,却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就先知先觉于极权主义。这是孙文主义并不涉及的内容;也是他不能了解苏联走向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是不是孙文研究的看点和补充?

   十一,在革命和立宪问题上,极权主义观念却已暂露头脚。因为,当孙文在主张立宪和革命的时候,他遭遇了宋教人等立宪派的挑战。因为,事情变成一个二律背反:如果孙文同意立宪主张,其政治地位将会岌岌可危;如果他继续极权政党纪律主义,治国主义,其政治势必成为专政。

   可惜,当时的政治情势偏向孙文,而非宋教仁。(注意,宋同志是激烈批判清廷的民主立宪者而非君主立宪者——见其书著)。

   这样,孙文主义的革命性质就超越抑或僭越了宪政主义和民主主义(一币两面)。这是孙文和列宁合流的危险所在——也就是章太炎冯自由吴志晖等人反对融共,主张清党的严重理由。他们说得十分清楚,如果孙文如此做法,将会祸国殃民,赤化华夏。

   可惜孙文并未听取此建,反而将冯自由开除出党。于是,孙文主义回到国家主义,而非自由之个人主义色彩,昭然若揭,不可遁身。

   十二,袁世凯研究,一个极待补充的历史课题。袁世凯和议会制度的发轫,以说是胜败萧何;因为袁世凯在和孙文会晤北京期间乃至后来发生的系列事变,不能排除袁的议会模式之雏形;虽然假戏不能当真,但是,清廷和后来的毛,就连假戏亦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假戏真唱,固然不可期,但是,真戏真唱,却不能不说是从假戏开始(西方议会制度民主化,就是这个假戏真唱)——这个开始,要归功孙文,宋教仁,也要归功于袁。

   这个议会和后来的孙文北伐,皆来源于中国专制主义制度的缝隙。

   这个缝隙虽然不如日本的幕府统治和地方自治,却在某种意义上继续了北京政权默认抑或无法消灭的军阀势力和游民势力。这是袁世凯军队“独立”的根本隐因和孙文南京政府的海内外政治经济支持的根本。

   这些革命和议会运作,都不可见于49年以后的红色政权。

   所以,孙文和袁世凯本是专制制度中对于革命议会皆呈贡献之人?

   十三,之所以说孙文理论的基本根据还是政治正确的,乃是因为他的原出观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普世价值的坚持者(他在《资本论》研究中,即呈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

   这一点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和台湾业见端倪。其中主张,并不施行列宁主义的废黜私有制,乃为最最关键之处。

   这个关键也见诸于后来台湾施行土改,赎买地主土地,更变专制主义土壤,施行均富和社会平等。

   这里,台湾日据时期和蒋权时期的、并非极权主义而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空间,使得孙文遗嘱可以变做现实,训政变做宪政,还政于民。

   这不是一时之举,而是和1911年的那些事情关联有属,绝非可以断开其间的有机联系而呈现;其机体之变化,就是生命之突进?

   台湾模式是不是真正新中国模式?

   其文化背景是不是可以拿来证明?

   抑或,台湾本身并无大陆的儒学和中土背景而当另作别论?

   十四,所以,孙文辛亥革命开启的文化和政治导向,在台湾结出果实,也属于必然之局面,绝非偶然之结果。

   我们说,问题的关键,还可以上溯到当初辛亥革命的文化背景是不是“西化”和“化西”(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法)。

   其实,孙文不但化西,西化,而且懂得继承民族传统,开拓现代性空间;他决定采纳恢复中华之文化的大战略和大智慧,实在也是壮举——就像日本人对抗了社会主义的侵入,采纳孟德斯鸠主义和洛克主义(福泽谕诘经历了痛苦的否定儒学的过程并且一统(?)日本之否定式儒学思想)——在对抗苏维埃主义“亡天下”的蒋公统治时期,所有孙文,中正之举措,为今后台湾民主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这是中国专制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机联系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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