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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哈維爾致胡薩克的信

時間的結束和開始

   ——讀哈維爾致胡薩克的信

   

   作者 : 劉自立

   

   

   一,生活和極權主義非常生活狀態

   

   

   T.S艾略特關于“開始”,“結束”的名句,讀者熟悉。關于時間開始,是一個宗教觀念;而極權主義觀念也會符合這樣的再次“開始”;而這個開始,其實不是開始而是結束。這就是哈維爾上述文章的總結;這個總結的細節,值得我們中國人在今天予以重視。因為,時下關乎于此的討論,正好接續這個課題。我們雖然對于哈維爾歷史神秘性的說法有些疑惑(“如果持續的和偶然的因素與有著不可重復和不可預見因素的歷史緊緊地聯系著,我們或許更能夠詢問,真實的歷史——那“混亂”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騷動不安的源泉和給予規律、秩序一記耳光的東西——怎麼可能存在于“熵“的制度所統治的世界上?”)但是,他的時間觀的啟動,卻為未來時的預計帶來不可預計的預計。這個預計的大體結論是,如果一切劃一,計劃,設計和規定,成為人類統一思想與某個階級,某個個人和一個抽象的概念;因為這些階級,個人本身也不為其制定的所謂的宣傳所信服,而只是你我都不信的做秀;那麼,這個社會的一體色彩和這個色彩漂染和制作的所謂模式,是不是十分呆板,呆板到純粹的黑夜和純粹的白天這樣一刀切斷的流水呢?這樣的模式,從其本性上說,難道可以永遠如此,萬壽無疆嗎?事情顯然是被否定的;只是細節的分梳和厘清,卻是一件不得回避的要則,需要某種主見和定位;任何與此相似的類比都顯似是而非——比如用甦聯模式比較之,用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比較之,都很不確切;因為彼此並不相同。甚至,對于甦聯本身的細致分析,也會出現分野。(比如,官方學者在2000年**議的俄羅斯改革,葉利欽等現象,就有所謂“諾民克拉圖拉”說——

   

   “一是政權基礎已發生改變。葉利欽並沒有“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只是對原有的機器進行局部的改造,甚至其中的供職人員也大多來自甦聯時期的各級官員,即諾民克拉圖拉(這是甦聯後期開始流行的一個術語,指列入上級任命的官員花名冊的各級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據統計,目前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業精英來自“諾民克拉圖拉”。這部分人在總統周圍佔75%,政府中佔74.3%,政黨領袖中佔57.1%。這些人是葉利欽政權的支柱,他們幫助摧毀了甦聯時期的制度,成為既得利益者,自然不願意退回到甦聯時代——如果退回去,他們就會失去一切。”(鄭異凡)

   

   這樣的事情本來是基本上的夢魘;甚至夢魘本身也是一種回憶和記憶;于是,這樣的百日夢,沒有了人性張馳左右的可能性,成為非人的機械制作。只是很可惜,這樣的制作,被集權中人看作常規和日常生活。他們說,一切就是這樣的。不管未來和以前如何?這不管我的事情。在很多細節原則和非原則的操作下,他們把短近的成功看成唯一人生得失和圖謀;甚至,他們可以在觀念上完全夢想一種操作,而實際上溶入政權市場計謀的順流渠道;比如,他們可以隨行就市,一起操作房地世道而背地里咒罵這個機會主義政治。等等。現在,當經濟泡沫和政治幻覺雙向產生作用的時候,關于如何生活和如何避免生活中斷,同樣產生悖論。如果生活在極權主義圈子里,生活的依舊,就是苟合這個世道;如果追求真正的傳統生活和原則,人們就要據說是中斷生活;而在最後生活沒有到來的時候,生活本身究為何物,人們同樣產生分歧。于是,我們只好從一個基本的皈依和根據來詮釋本來的生活。這個基本概念的提出者就是哈維爾。我們援引他的說法。

   

   哈維爾說——

   

   “在一個真正有活力的社會中,總是有某些事情發生。當前的活動和事件、公開的和隱蔽的運動之間的互相作用,產生出一種獨特局面自身的不斷進展,它激發出更多的和更新的運動。那些持續的和變化中的、有規則和沒有規則的、能預見到和出乎意料的生命取向其神秘而富有活力,在時間的領域產生影響並在事件之流中得到證明。一個社會的生活越具有結構,她的時間領域也越具有結構, 在時間之流中那些獨一無二的、不可重復的因素也越突出。這就很容易顯出其連續不斷的特點,將其作為一種不可更換的情狀、無可逆轉的潮流加以描述,因此,在回顧中,也能更好地理解社會由通常規律支配的那些內容。社會生活越豐富,也越能夠更好地觀察社會時間領域、歷史的領域。

   

   換句話說,在存在社會活動空間的地方,也同時為一種社會記憶提供了空間。任何一個活著的社會是一個有歷史的社會。如果持續的和偶然的因素與有著不可重復和不可預見因素的歷史緊緊地聯系著,我們或許更能夠詢問,真實的歷史——那“混亂”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騷動不安的源泉和給予規律、秩序一記耳光的東西——怎麼可能存在于“熵“的制度所統治的世界上?”(哈維爾《致胡薩克/下同)

   

   

   二,結束歷史的政權沒有歷史

   

   

   是的,哈維爾致胡薩克的信也許集中了他的政治見解——雖然,他認為自己不是歷史學家,但是,其隱含的歷史觀點在此長達兩萬字(譯文漢字)的長文中每有表露,且深刻精湛。他的歷史觀,使得捷克斯洛伐克隱形在極權主義“時間結束”之平面結構中的庸俗/恐懼兼具的非生活化圖畫,和盤托出,給我們中國人一個很貼切的啟示。這個圖畫,與其說是歷史的,不如說是現實的;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心理,人倫和文學的。文學人性論,結合社會主義人性摧殘論和歪曲論,在其文本中,形成一個尖銳諷刺的對比。這個對比,從擴展的異議上說,就是他隱形指涉了捷克斯洛伐克所謂“日常生活”的強大背景和專制主義極權主義渺小生活的非生活化和反生活化。所謂日常生活這個指稱,在很多作家筆端每有解釋和闡述,如,梅特林克,如,托爾斯泰。托翁關乎于此,有著他的層級宗教觀,以統領宗教崇拜,等等。這里,哈維爾的日常生活觀,即為這種生活觀的堅持和描述;這種描述反映的捷克日常生活的異化,是以他的那個時代日常生活的真正闕如,為隱形背景,加以比照的——也就是說,契入一定程度的政治概念——捷克斯洛伐克的當時的日常生活,是甦聯殖民地下極權統治的寫照——而他,沒有用政治概念指稱的那種當時並不存在的生活,就是專制主義的以往生活。

   

   他是被卡夫卡批判,被梅特涅拯救,被俾斯麥縱橫捭闔,被馬克思涂炭歪曲的生活。何以這種生活,被哈維爾作為隱性的、所謂一般化概念予以肯定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極權生活,也就是生活異化,做出對比呢?因為,這里必然介入一個政治概念;即極權主義短暫,荒誕和非生活體制、國家和政權,對于奧匈帝國前後,那里人民享有的“日常生活”的異化和背叛;于是,我們只能說,專制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因為極權主義和共產黨統治而失卻了全部合法性和日常性。這是我們觀察其文本的一個基本前提。雖然,哈維爾自始至終沒有提到這兩個政治概念的區隔和定義,發展和深化;但是,舍棄這兩個再也明確不過的概念,使得文本分析產生文學化朦朧效果而不得確解。換言之,極權和專制,和民主之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完全是兩回事。極權主義是所有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對于生活的背棄和戕滅,而專制主義起碼留有余地。所以,在民主到來之前,所謂日長生活的一般化寫照,文化和宗教的一般化估價,只能是專制主義的政治確定下之生活。所有對于這樣一個確定的含糊和反對,只能是在民主價值的前提上,才可以進行批判——不幸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甦聯乃至中國,是以極權主義批判,批判了專制而導致極權——這就是哈維爾所謂日常生活之消失。這個消失之圖畫描述,就是該文本在前一部分所言之屈從,恐懼,庸俗(消費主義),謊言等等;這些一般性極權主義特性,多為世人所了解和認同;人們不太了解的政治概念,就是我們此地所言之歷史-現實;極權-專制;生活-異化等等概念以及對此之重新劃定和界別。

   

   接下來的課題,哈維爾同樣予以深刻描述和界定。這就是他的歷史延續和歷史中斷論。

   

   試看引述——

   

   “失去時間的感覺像是以每一種方式將社會拋回到原始狀態,在那幾千年內,衡量人性的發展不超出沒完沒了重復的四季及與它們聯系在一起的宗 教儀式這樣一些宇宙和氣候的式樣。在歷史領域中造成的焦慮不安自然地被填補了。因此真正歷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條不紊的偽歷史所取代,它的作者不是社會生活,而是一個官方的設計者。取代事件的是,我們被弄得沒有事件;我們生活在從周年紀念到周年紀念、從慶祝到慶祝、從游行到游行、從全體一致同意到全體一致選舉及再來一遍;從一個無聊的節日到另一個無聊的節日之中。這不是偶然的,由于這種對歷史的取代,我們可以通過對日歷的簡單一瞥來回顧在社會領域中發生的每一件事,包括過去的和未來的。並且周期性的儀式聲名狼藉的相似特點制造了這樣一種虛假的信息,仿佛我們正好出現在這些事件本身之中。”

   

   

   三,政治理念和宗教關懷

   

   

   這個引述進一步強化了上述生活概念的闡述;他直接確定了歷史概念和生活概念的界定。我們熟悉1949年,有人說那時“時間開始了”——而哈維爾說,時間結束了——相對于甦聯時期之捷克斯洛伐克。這是兩種非常異樣而重要的區別。極權主義批判理論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界定“時間結束論”的——這個時間結束論,幾乎涵蓋了一切極權主義病癥。譾淺而論,極權主義不能直接甚至間接訴諸歷史統序和傳統;相反,他只能中斷這個延續而找到或是全盤歪曲(如,希特勒的巴巴羅薩情結),或是全盤毀滅這個文化(如,列寧批判法制,毛批判文化封資修,等等)。因為任何一種接續文化的天道計劃,都會直接否定其政權來源之合法性。我們多次言及這個課題;今天,從哈維爾的深刻論述中,再次得到他從另外一種角度給予的詮釋。這個角度,也許比較一般政治概念的詮釋來得廣大和深刻——因為他是從人文學家,文學家的角度契入其中,而顯示了大于政治的人類關懷——政治關懷,無法詮釋右翼勢力和右翼真理論一度帶來的“政治正確”之同樣的、對于生活和生命的辱沒甚至涂炭(含政治破害和宗教殺戮;基辛格的南美政策和卡爾文燒死塞爾維特!古今皆是。)于是,就像厘定最初貴族合法性一樣困難,人們確認生活最初合法性的依據,也會帶來似是而非的結論。因為,生活,一般而言就是善、惡奏鳴曲。我們可以從上帝,命運,偶然和偶然事件,抒寫人類悲劇的時代嬗變和道德輪替,卻不能指望某一個時代悲劇消失在某天一下子消失,成為一個新奇之無悲劇時期——這樣的時期,一天也不存在。問題不是要建設烏托邦,而是要還原大于政治訴求的人文和宗教關懷而這個關懷的邏輯辨正法又是政治操作對于宗教民族甚至一般性道德的博離疏遠和(一定程度上的)悖離——也就是用人文主義取代元教旨主義。這個悲劇不滅論的指稱,要看政治本身是不是帶來人文主義以外的殺戮和破壞;是不是消滅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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