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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哈维尔致胡萨克的信

时间的结束和开始

   ——读哈维尔致胡萨克的信

   

   

   刘自立

   

   

   一

   

   

   T.S艾略特关于“开始”,“结束”的名句,读者熟悉。关于时间开始,是一个宗教观念;而极权主义观念也会符合这样的再次“开始”;而这个开始,其实不是开始而是结束。这就是哈维尔上述文章的总结;这个总结的细节,值得我们中国人在今天予以重视。因为,时下关乎于此的讨论,正好接续这个课题。我们虽然对于哈维尔历史神秘性的说法有些疑惑(“如果持续的和偶然的因素与有着不可重复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历史紧紧地联系着,我们或许更能够询问,真实的历史——那“混乱”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骚动不安的源泉和给予规律、秩序一记耳光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于“熵“的制度所统治的世界上?”)但是,他的时间观的启动,却为未来时的预计带来不可预计的预计。这个预计的大体结论是,如果一切划一,计划,设计和规定,成为人类统一思想与某个阶级,某个个人和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这些阶级,个人本身也不为其制定的所谓的宣传所信服,而只是你我都不信的做秀;那么,这个社会的一体色彩和这个色彩漂染和制作的所谓模式,是不是十分呆板,呆板到纯粹的黑夜和纯粹的白天这样一刀切断的流水呢?这样的模式,从其本性上说,难道可以永远如此,万寿无疆吗?事情显然是被否定的;只是细节的分梳和厘清,却是一件不得回避的重则,需要某种主见和定位;任何与此相似的类比都显似是而非——比如用苏联模式比较之,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比较之,都很不确切;因为彼此并不相同。甚至,对于苏联本身的细致分析,也会出现分野。(比如,官方学者在2000年迻议的俄罗斯改革,叶利钦等现象,就有所谓“诺民克拉图拉”说——

   “一是政权基础已发生改变。叶利钦并没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是对原有的机器进行局部的改造,甚至其中的供职人员也大多来自苏联时期的各级官员,即诺民克拉图拉(这是苏联后期开始流行的一个术语,指列入上级任命的官员花名册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据统计,目前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业精英来自“诺民克拉图拉”。这部分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府中占74.3%,政党领袖中占57.1%。这些人是叶利钦政权的支柱,他们帮助摧毁了苏联时期的制度,成为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退回到苏联时代——如果退回去,他们就会失去一切。”(郑异凡)

   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基本上的梦魇;甚至梦魇本身也是一种回忆和记忆;于是,这样的百日梦,没有了人性张驰左右的可能性,成为非人的机械制作。只是很可惜,这样的制作,被集权中人看作常规和日常生活。他们说,一切就是这样的。不管未来和以前如何?这不管我的事情。在很多细节原则和非原则的操作下,他们把短近的成功看成唯一人生得失和图谋;甚至,他们可以在观念上完全梦想一种操作,而实际上溶入政权市场计谋的顺流渠道;比如,他们可以随行就市,一起操作房地世道而背地里咒骂这个机会主义政治。等等。现在,当经济泡沫和政治幻觉双向产生作用的时候,关于如何生活和如何避免生活中断,同样产生悖论。如果生活在极权主义圈子里,生活的依旧,就是苟合这个世道;如果追求真正的传统生活和

    原则,人们就要据说是中断生活;而在最后生活没有到来的时候,生活本身究为何物,人们同样产生分歧。于是,我们只好从一个基本的皈依和根据来诠释本来的生活。这个基本概念的提出者就是哈维尔。

   

   

   二

   

   

   我们援引他的说法。

   哈维尔说——

   “在一个真正有活力的社会中,总是有某些事情发生。当前的活动和事件、公开的和隐蔽的运动之间的互相作用,产生出一种独特局面自身的不断进展,它激发出更多的和更新的运动。那些持续的和变化中的、有规则和没有规则的、能预见到和出乎意料的生命取向其神秘而富有活力,在时间的领域产生影响并在事件之流中得到证明。一个社会的生活越具有结构,她的时间领域也越具有结构,

    在时间之流中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素也越突出。这就很容易显出其连续不断的特点,将其作为一种不可更换的情状、无可逆转的潮流加以描述,因此,在回顾中,也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由通常规律支配的那些内容。社会生活越丰富,也越能够更好地观察社会时间领域、历史的领域。

   换句话说,在存在社会活动空间的地方,也同时为一种社会记忆提供了空间。任何一个活着的社会是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如果持续的和偶然的因素与有着不可重复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历史紧紧地联系着,我们或许更能够询问,真实的历史——那“混乱”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骚动不安的源泉和给予规律、秩序一记耳光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于“熵“的制度所统治的世界上?”(哈维尔《致胡萨克/下同)

   是的,哈维尔致胡萨克的信也许集中了他的政治见解——虽然,他认为自己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其隐含的历史观点在此长达两万字(译文汉字)的长文中每有表露,且深刻精湛。他的历史观,使得捷克斯洛伐克隐形在极权主义“时间结束”之平面结构中的庸俗/恐惧兼具的非生活化图画,和盘托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很贴切的启示。这个图画,与其说是历史的,不如说是现实的;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心理,人伦和文学的。文学人性论,结合社会主义人性摧残论和歪曲论,在其文本中,形成一个尖锐讽刺的对比。这个对比,从扩展的异议上说,就是他隐形指涉了捷克斯洛伐克所谓“日常生活”的强大背景和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渺小生活的非生活化和反生活化。所谓日常生活这个指称,在很多作家笔端每有解释和阐述,如,梅特林克,如,托尔斯泰。托翁关乎于此,有着他的层级宗教观,以统领宗教崇拜,等等。这里,哈维尔的日常生活观,即为这种生活观的坚持和描述;这种描述反映的捷克日常生活的异化,是以他的那个时代日常生活的真正阙如,为隐形背景,加以比照的——也就是说,契入一定程度的政治概念——捷克斯洛伐克的当时的日常生活,是苏联殖民地下极权统治的写照——而他,没有用政治概念指称的那种当时并不存在的生活,就是专制主义的以往生活。

   他是被卡夫卡批判,被梅特涅拯救,被俾斯麦纵横捭阖,被马克思涂炭歪曲的生活。何以这种生活,被哈维尔作为隐性的、所谓一般化概念予以肯定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极权生活,也就是生活异化,做出对比呢?因为,这里必然介入一个政治概念;即极权主义短暂,荒诞和非生活体制、国家和政权,对于奥匈帝国前后,那里人民享有的“日常生活”的异化和背叛;于是,我们只能说,专制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因为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统治而失却了全部合法性和日常性。这是我们观察其文本的一个基本前提。虽然,哈维尔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这两个政治概念的区隔和定义,发展和深化;但是,舍弃这两个再也明确不过的概念,使得文本分析产生文学化朦胧效果而不得确解。换言之,极权和专制,和民主之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完全是两回事。极权主义是所有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对于生活的背弃和戕灭,而专制主义起码留有余地。所以,在民主到来之前,所谓日长生活的一般化写照,文化和宗教的一般化估价,只能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确定下之生活。所有对于这样一个确定的含糊和反对,只能是在民主价值的前提上,才可以进行批判——不幸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乃至中国,是以极权主义批判,批判了专制而导致极权——这就是哈维尔所谓日常生活之消失。这个消失之图画描述,就是该文本在前一部分所言之屈从,恐惧,庸俗(消费主义),谎言等等;这些一般性极权主义特性,多为世人所了解和认同;人们不太了解的政治概念,就是我们此地所言之历史-现实;极权-专制;生活-异化等等概念以及对此之重新划定和界别。

   

   

   三

   

   

   接下来的课题,哈维尔同样予以深刻描述和界定。这就是他的历史延续和历史中断论。

   试看引述——

   “失去时间的感觉像是以每一种方式将社会抛回到原始状态,在那几千年内,衡量人性的发展不超出没完没了重复的四季及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仪式这样一些宇宙和气候的式样。在历史领域中造成的焦虑不安自然地被填补了。因此真正历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条不紊的伪历史所取代,它的作者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官方的设计者。取代事件的是,我们被弄得没有事件;我们生活在从周年纪念到周年纪念、从庆祝到庆祝、从游行到游行、从全体一致同意到全体一致选举及再来一遍;从一个无聊的节日到另一个无聊的节日之中。这不是偶然的,由于这种对历史的取代,我们可以通过对日历的简单一瞥来回顾在社会领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包括过去的和未来的。并且周期性的仪式声名狼藉的相似特点制造了这样一种虚假的信息,仿佛我们正好出现在这些事件本身之中。”

   这个引述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生活概念的阐述;他直接确定了历史概念和生活概念的界定。我们熟悉1949年,有人说那时“时间开始了”——而哈维尔说,时间结束了——相对于苏联时期之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两种非常异样而重要的区别。极权主义批判理论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界定“时间结束论”的——这个时间结束论,几乎涵盖了一切极权主义病症。谫浅而论,极权主义不能直接甚至间接诉诸历史统序和传统;相反,他只能中断这个延续而找到或是全盘歪曲(如,希特勒的巴巴罗萨情结),或是全盘毁灭这个文化(如,列宁批判法制,毛批判文化封资修,等等)。因为任何一种接续文化的天道计划,都会直接否定其政权来源之合法性。我们多次言及这个课题;今天,从哈维尔的深刻论述中,再次得到他从另外一种角度给予的诠释。这个角度,也许比较一般政治概念的诠释来得广大和深刻——因为他是从人文学家,文学家的角度契入其中,而显示了大于政治的人类关怀——政治关怀,无法诠释右翼势力和右翼真理论一度带来的“政治正确”之同样的、对于生活和生命的辱没甚至涂炭(含政治破害和宗教杀戮;基辛格的南美政策和卡尔文烧死塞尔维特!古今皆是。)于是,就像厘定最初贵族合法性一样困难,人们确认生活最初合法性的依据,也会带来似是而非的结论。因为,生活,一般而言就是善、恶奏鸣曲。我们可以从上帝,命运,偶然和偶然事件,抒写人类悲剧的时代嬗变和道德轮替,却不能指望某一个时代悲剧消失在某天一下子消失,成为一个新奇之无悲剧时期——这样的时期,一天也不存在。问题不是要建设乌托邦,而是要还原大于政治诉求的人文和宗教关怀而这个关怀的逻辑辨正法又是政治操作对于宗教民族甚至一般性道德的博离疏远和(一定程度上的)悖离——也就是用人文主义取代元教旨主义。这个悲剧不灭论的指称,要看政治本身是不是带来人文主义以外的杀戮和破坏;是不是消灭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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