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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和无敌

水浒和无敌

   

   

   刘自立

   

   

   坊间友人写文章说明,要继续孔家儒学仁义之传统,反对流民水浒暴力之传统,从而在这两个传统里择一不二,故此形成极权主义中国非暴力运动之可能与现实,以期出现一轮非革命新高潮,排除流血和牺牲……甚至如何如之何。鄙对此有些看法,谫言几句,不是全论之。一个是,中国传统中一向所说之游民思想,行为和举止特征,其实是和儒学道统相反相成的政治结构,就像孟德斯鸠所谓英国暴民阶级,是英国社会的平衡器一样,不可以倏忽废其权,亡其在。因为那样一来,英国大宪章精神之自由就要大打折扣。我们认为,中国游民阶级的存在,本是皇权政治结构留有社会空隙而致,不是皇权变成极权主义可以保留之。因为,专制主义本身的社会结构,并无一大二公这样的、消灭各阶级存在的政治前提。这个政治前提,是在极权主义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如希特勒、毛政权。所以,与其说儒学道统可以不顾及下层社会和水浒精神,不如说,上下社会融通的阶级流动,是中国社会之所以忽而儒仁,忽而水浒的根本因素。不能设想中国传统政治只有仁义孔子,没有造反李逵。批判水浒也好,赞扬造反也罢,人们只是不能削足适履地或者一厢情愿地看重某个孔子,看不中某个宋江——问题的根本,究竟何在,还是在于宋江;宋江杀人放火受招安之受,之安,充分说明专制主义统治阶级和“被”动者之间性运动。宋江,关羽,尉迟公,程咬金,莫不是既官又民,既统序又边缘——这是专制中国非刚性政治结构中的灵活因素——也是宋江和高裘之间,道统原则的一致性或者大体上一致性所在。所以,专制主义政治,除去我们援持之君王限制论,尚有下层阶级转换成为上层之灵活性确实存在——他更加在近现代社会,(在西方)发挥成为自由主义、民间政府互动的、一如台湾,一如二蒋时期的民运和抗争。这样的抗争,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内在政治逻辑所致。换言之,我们无法从中剥离这样的政治结构,人为地只选一项,以为好恶。以往,很多学人如李慎之,王学泰等人,就此游民学问题撰文立著,成绩斐然,但是也留下理论上不乏阙如之憾。因为,他们影射毛泽东游民特征和毛之农民起义负面效应,没有顾忌毛主义是在反对最后一种阶级通融和阶级无敌(意识形态道统政统上的一致性)。

   

   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基本上看,毛是游民,其革命,其造反,其实就是农民起义,乃是最后一轮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转换——但其没有按照历史周期律运行,他从负面反对和抛弃了周期律,比照周期律更坏,更残暴。然而其造反前提依然是军阀蒋制之专制,不是极权;是他消灭了专制,蜕化成为极权主义;于是最后一轮的招安结束了;(任何“多余的话”,也不会为后极权主义政权接纳。因为根子在于这种专制转换机制的结束和死亡——幻想中国出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和解本身,就是错置前提,妄断形势);但是,毛造反和宋江之类造反仍有异同。同是,毛主义所以起义,可以起义,起义成功,均因为他充分了解中国社会是非极权主义性质、是专制主义性质,他因此和历代造反之类殊途同归。这个性质就是,他所谓边区,边缘和农村(后来包围城市)战略的运用。所以,其起义,和以往洪秀全李自成起义,皆依赖这种边区地带的自由空间——就像水泊梁山一样。异是,水泊梁山之起义或者招安,并未废弃孔孟道统(含各个时代统治阶级之“传圣道者不北面”),农民和宋江类并不知道孔孟之外,尚有何天地可以统序天下——只是洪秀全立异为高,做成历史上第一次“文革”,要废弃道统,毁灭书院,消灭孔子,伪立天国。故为曾国藩深恶痛绝。因为正公看到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政治输赢问题,而是洪秀全要搞文化革命,消灭中国文化。所以,曾觉得,不剃头天国,他洪某就要给中国文化剃头。故此,洪、曾之间,是毛出现以前的毛、蒋演义故事(蒋不会搞文革)。只是国人不幸,曾,蒋皆在某种层面失败,而洪、毛胜利了(洪奠定了大清朝覆灭的基础)。

   

   这个说法,旨在提醒国人,镇压和招降(纳叛),本来就是中国官方-民间互相交往,融通的一种方式;农民起义,不啻是这种方式的极端和集成之表现;也是钱穆先生赞扬备至之历史的压迫和解放可塑性所在(他认为,改朝换代有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性质)。这个方式,并未因为江湖险恶和官场凶残腐败而改变其结构。中国历史朝代更迭,王旗变换,也是亡其国,不亡天下(见顾炎武说);毛则亡了天下。所以,中国农民起义问题,中国游民造反问题,接续其游民意识和游民风习问题,本来就是中国道统和儒学的一种有机补充。如果人们看不出来其中的结构化特点,结构化灵性和结构化指向,硬是要分割和区别儒道,民间(游民),那他就是无知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文化之要义了。于是,水浒造反中,其实,业已包含着正义与否的提问和阶级制衡的要素。水浒文化,绝对不是毛所谓投降文化那般简单,他是中国政治文化反映在政治结构,政治统治与其成功与失效N种方面的因子,不是一句投降派抑或杀人放火派,一定其说,可以了结的(请人们不要跟在一些洋大人后面妄自菲薄,诬陷前人)。在另外处,简单言及水浒的杀人放火效应,本身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单项言说,既不合历史,也不合现实。

   

   接下来的结论是,要定性孔子仁道和水浒之“不仁道”——这个问题,对于历史而言,是一个假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路径,既要给予游民,也要给予官府;没有孔子的世界和没有水浒的世界,都是不可思议的伪中国历史描述。道德论和人权说,只能建诸于历史阶级和个人的现实存在当中,而非空洞设想。那种把历史“好”的切下来,“坏”的丢开去的做法,其实是极权主义枉顾历史的虚无主义观点——这个虚无主义,带来一切不切实际的历史妄想和主观臆断——这样的臆断,就是非议水浒的游民道德和切合官方的统治道德(官方孔子学院之类就是证明);而我们说,道德双向轨道的运行,并不是一种合稀泥说,而是契合历史的现实和本质,加以还原和追认。更加重要的,是用其比对今天的现状。这个现状就是,今天中国,既无水浒,也无孔子。这个集权于专的无社会“社会”,其政治刚性结构,既不能产生水许,也不能产生孔子。因为,其存在前提被“毛化”而无其皮肉也!故此,在此专制主义被诟最坏和极权主义被吹有效的政治结构里,奢谈孔孟之仁和圣经“无敌”,显得天地不合,红颜缟素。实为另外一种乌托邦幻觉。我们曾经引用陈寅恪话,说,皇权载体不存,道统亦废——又引用亚当.斯秘和福则谕诘的话,自由市不存,无自由主义——就是说,仁义道德博爱为大之主义,不是架空的幻觉和无背景的印象派,而是一种思维、道德、文化和文明与之载体和政治体制的契合;否则,空叫仁义道德,实为暴殄天物,戕害人命——就连宋学之讲天理,灭人欲说,也包含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意思,在政治上,就是要统摄上下之阶层,以儒家意识和游民意识,客观面对官民之间的社会政治存在,且研究其间性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使得主观的思维符合“客观”的现实,注重其中的有机关联,而不是采纳无机,僵死和生硬的拿来主义和切割主义。历史上不许百姓点灯,只许州官放火的说法,真实体现了这样一种官方偏见和儒学附庸的一面。这种从现实政治中掏空敌对真实内含的伪命题,在现实和历史中皆无意义。

   

   我们的本意,不是要展开此一课题的研讨,因为这个课题极其繁复和庞杂;而是要简单指出那种将封建(抑或封废)时期专制主义道德文明硬性搬来今天,搬来极权主义“统序”下的中国,并且在违背整个中国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提出没有历史的道德和没有现实的意识(无敌)之新型乌托邦主义要害。并合这个乌托邦主义的,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毛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在文化历史上造就的“假结晶”现象(见斯宾格勒)——这个结晶之伪,在于完全错乱历史的轨迹和真相,并且采纳鲁迅拿来主义和毛之结合论,施行政治文化的野蛮嫁接,造就隐形极权主义的“道德”论和无敌论。我们说,其操作手段,就是用枉顾历史的逻辑幻觉,制造新式的政治正确论并毁灭一切革命和人权历史的研究,用哲学的齐生死,圣经的饶恕论和儒学的国家主义,为新式党文化提供一响应论,和谐论,无敌论,以期瓦解人民对于公敌的政治解构。其提供的修宪论业已明确说出不建立反对派的国体改变——这是最为关键之处;改革的主导地位被他们让给政权和“政权改革派”(一个子虚乌有的名词)——他们几乎成为新时代的宋江和招安派的变形纪——只是他们和历史上的宋江不同——一个是要替天行道;一个是要和道统之敌一齐亡天下。这是严重的历史交错和历史误会之所在。其采纳的空洞概念说,伪圣经说和假儒仁说,既无现实感,也无历史感。是隐形极权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因为极权主义从来就是要在虚无和空洞化历史以后,尽数取缔历史,消灭文化,以其孔子的变形纪消灭孔子——就是,以无敌=和谐=代表、诸如此类的文化赝品,取代文化本身。他们提出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观点,既续和为贵的历史负面遗产,又是慈禧之流“训政”教化主义的今天执行者;他们既不涉及任何历史上政治制衡的内容,也不涉及现实中针对政权性质的批判。前提错置,命题不合——无敌,不但违背历史,也违背语义和判断常识。

   

   难道历史不就是在敌对和反抗中成就自由的吗?民主体制造就了无敌说,却在其世界外面,仍旧被敌人挑战乃至必然武装出动;反之,极权主义者其在“历史先声”里提及的所有理念,理想和主义,都是为了最后用这种机会主义消灭历史,消灭文化,消灭道德:人民,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转变成为和谐和无敌(其实任何人的“无敌说”都是赝品)。他们的历史证明:民粹革命业已转换成为暴政,昨天鼓吹的革命论和现在鼓吹的秩序论,安定论,无敌论(和谐论)等等,只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和谐无敌论不啻是对于暴力的补充和充实——而“无敌”论,正好在符合他们的观点——他们现在反对阶级斗争(邓业已取消之),反对武装斗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其宪法语言提及的马主义形同虚设),反对革命、造反(含耶稣造反于犹太上层和罗马统治,本为下层阶层的真理的表达)——其现实本性是从打天下、变成坐天下,从暴民,贱民,游民,转变成为新贵和暴富者;于是,一切前提随之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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