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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提问

甘地在提问——读《甘地自传》

   刘自立(北京)

   

   

   

   民主因素是非暴力运动的前提。没有宪章制约的中国,人们如何对待“前宪章时代”的难题和现实。

              

   有幸买到一本五九年出版的《甘地自传》。纸面发黑,是饥荒时期的纸——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提示,或者说,是一个幽默。因为一,中国人在那时正在挨饿,而甘地 在讲节食;二,说明,1959年的中国人,在饥饿之余,还在关注精神问题,或者说极端关注精神世界,不然何以饥肠碌碌地字斟句酌呢!因为本书译笔极为准确而流畅,读之有流水逐波之感。

              

   甘地,这个人被世界的读者称之为“圣雄”。他来自讲求佛——穆(斯林)和谐的国度—— 一度称之为佛,穆团结得像一个人。甘地的佛-穆团结没有长久。分治的局面,其实早在他实行不合作和非暴力抵抗时期就已见端倪。这个不是我们关注的章节。我们关注的,是甘地的争取印度自治或者独立的那些篇章。尤其关注的,是他如何在制定非暴力的前提下,竟至达到目的,并留下他的精神遗产。这个遗产,也是亚洲人的可贵的政治思想遗产——这个遗产和毛的斗争哲学形成强烈比照,引起关于未来的思考。

   

   眼下,中国政治中思想和行为方式,也正在重蹈印度之非暴力抵抗的旧路。之所以如此一说,是因为中国国情使然。也就是说,中国在毛统治时期的冤假错案不胜计数,但是毛的极端集权统治期,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非暴力思想和行为武器。虽然,大量和超大量的文革时期的言论和组织,一度在中国大地上驰骋来往,但是, “一人之下”的游戏,只是呈现所谓的黑色幽默。人们欢呼着,为了自己亲属和友人的被杀戮,被监禁。他们为了革命的虚妄而告密自己的亲人,为爹妈剪阴阳头,打死自己的老师……。暴力,在“正当”地进行,借口就是:革命,就是:毛思想。而这个传统,在今天也是肆无忌惮地上演。农民和维权人士乃至律师,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人的肺腑之中,精神诉求之中的政治诉求,被不正当的暴力思维暴力行为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甘地的非暴力,其吸引力之大,莫过于我们首次听到贝多芬的美妙音乐——在八个样板戏时代。于是,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在今天,中国出现毛时代闻所未闻的维护民间权益的种种努力之中的启发意义,究竟何在?其不合作的中国版,有没有意义,成为我们阅读甘地的首发之问。

              

   甘地在阐述非暴力起源的时候说:“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是在这个运动的名称还没有发明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实在说,当这名称诞生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用过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描述它。有一次我在欧洲人的一个集会上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句的含义太狭隘了,我还发觉它被当作是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不可以成为暴力。因此我不得不反对这些解释,而说明印度人这个运动的真正性质。显然,印度人必须创造一个新字来表示这个斗争。我绞尽了脑汁,还是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因此我便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读者的高明意见。结果摩干拉尔.甘地提供了‘萨达格拉哈’ (‘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字得了奖。”

              

   非暴力原则的起源在语义上和内涵上的统一,则是来源于甘地的,近乎印度教的自责,自罚甚至于是自虐。他的讲述,带有某种禁欲主义味道,如,杜绝房事,节食,绝食,不喝牛奶等等。即便当他的妻子嘉斯杜白身染疾病,濒于死亡的当口,他也支持妻子禁止喝牛奶。他的自然疗法包括:在肚子上敷上铺泥布料等土疗和只是饮水的水疗法。而这个心理和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据说,是甘地转向非暴力运动的思维起点和宗教起点。他说,没有自我纯洁,不可能开展非暴力运动。因为他的非暴力,是从自我做起,从道德约规做起,从忏悔做起的。

              

   其实,中国文化中的非暴力因素,也许并不比印度少。仁义道德之仁,就是最大的非暴力。而仁之实践,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逐渐退式微。战争和枪杆子,变得前卫。而在印度,当甘地组织他的非暴力运动的时候,他首先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的自修。他讲过一个例子。因为他做老师的时候,他的学生由于顽皮和犯规,他要惩罚他。他说,那时,他拿起了戒尺;他在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说,他的手在发抖。他说,他还是违反了非暴力的原则,打了学生。但是,他说,他相信,他的违规的学生看见了他的手在发抖。当然,他不知道这个暴力行为是不是有用。他那个学生,也没有任何进步的表现。甘地以为,他的如此做为,违反了他以道德精神表率于学生的初衷。

              

   甘地在自我和自他方面,做到为人表率。他汲取《圣经》上关于人类化敌对为友的一系列教诲。他说过这样的话,在错误甚至罪行面前,你应该对事不对人。如不如此,仇恨的毒汁就会蔓延。而在自我估价和判断上,他体现了所有自由主义者经常提及的,所谓在“人”这个客体面前,没有穷尽之见——这种很谦虚的,极为谦虚的看法。这个认识论和人事论上的估价,成为他成就一位“圣雄”的主导因素。他说:“就连我所犯的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我以为似乎也很渺小,因为我已经严于此道。因为这条道路已使我免于悲愁,而我已按照我的灯光前行。我在前进的过程中常常隐约看见绝对真理,即上帝的一点光辉,而且只有他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信念,天天都在我心里成长。让那些愿意的人了解一下这种信念是怎样在我心里滋长的;如果能够,让他们分享我的实验,也分享我的信念。更进一步的信念一直在我心中成长:凡是对我是可能的事情,甚至对一个小孩也是可能的,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追求真理的工具既简单也困难。对于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它们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对于一个无辜的儿童,却完全是可能的。追求真理的人应当比尘土还要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踏在它的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虚到为尘土所践踏。只有这样,也只有到那时候,他才能够一瞥真理。至富和妙友①之间的对话极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个问题。”

   这个认识论的谦逊主题,让我们中国人觉得耳目一新。因为我们听惯了几个伟大,绝对正确,最最高峰类的胡言乱语,并且认可这种胡言乱语。

   

   我们面对甘地,应该有一种耻辱感和羞愧感。中国和印度,同为文化古国,何以印度领袖如此之圣,之雄,而中国的,却如此之下贱和无耻呢?

              

   而甘地的道德行止、文章及其实践,包括他主办报纸『印度舆论』,兴建农场和实行民族和解,是如何转向政治的?他自己说过一句名言,“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并以最谦逊地精神来说,凡是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地人,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意义。”这个宗教的政治化本身,就为他的政治理念扣上了一个上帝的太阳——这个政治理念是有层次的理念——就像基督教国家那样,摩西的法典,也许是法之起源和法之精神的发端。而中国的政治,就像他的哲学缺少一种逻辑的思维系统一样,他缺少政治层面以上的,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宗教成份——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宗教基础,就显得模棱两可。他的民生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就也许偏离了中国道德思想的精神内涵,而接近与伪宗教学说的,类似列宁主义的实质。这个,当然可以争论。

              

   我们的意思是,非暴力运动的政治运动之前提,看似政治思维指导之,其实,是宗教精神指导之。这个诀窍,在一些准宗教运动的活动范围,性质和成效上,屡屡凸现;而没有宗教性质的各种运动的范围,性质和成效,则相形见绌。这个局面应该引起思考。于是,我们在这个层面上,考察中国的维权运动,或者护法运动,或者非暴力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担心是,这个运动的思想基础是什么。人们可以说,是宪政原则。对了,这个宪政原则的坚持和实行,没有错,但是,他是有缺陷和有缺憾的。姑且不说,这个宪政运动的偏离,也许是中国宗教精神不准确的定位所致,也未可知。

              

   第二、前此我在一些文章里,援引过美国哲学家胡克,印证甘地主义的论点。他的论点是,甘地主义存在的前提,是英国的宪政精神和宪法实践,在非暴力甘地主义运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前提,已经使得我们感到沮丧。因为,中国的法治或者法制,没有英国宪政之下,甘地运动的任何可能性。中国的现实是,不但维权运动正在一个个悲惨地失败,而且,维权的律师居然也一个个被逮捕,受到非法和暴力的对待。于是,在阅读甘地几乎是魅力四射的篇章时,我们又由衷地为此感到一种绝望。

              

   这个绝望,究竟是中国文化的绝望,还是中国政治的绝望,一时难以澄清。

   

   关于非暴力的思维和行事原则,在甘地考量政治局势的时候,呈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意思之一是,非暴力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民众认可其非暴力原则。当时他认为,他是否参抵抗运动,首先要取得英国当局的认可——他不能违反英国当局不允许他前往的,据说是法定之则——不然,他就是违背了文明的抵抗运动之则;二是,如果当地的群众没有认可,或者觉醒于这个非暴力运动,那么他去实行非暴力,就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为此拒绝参与民众不理解的非暴力抵抗。他说,他为此犯了一个大如“喜马拉雅山的错误”。

              

   “现在我们来看看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以前,他必须先自愿地和尊重地服从国家的法律。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害怕犯法受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包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更是这样。例如一个正直的受人尊敬的人决不会突然偷东西,不管是不是有什么禁止偷窃的法律,可是就是他这同一个人对于遵守在夜里骑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却不感到什么不对。确实,他是否能够很好地接受别人对他在这方面的善意劝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要避免因犯规应受的处分的麻烦,他就得遵守这一类带有义务的法规。这种顺从却不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所应有的有意识的和自动的服从。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终是有意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好的和公正的,哪些是不公正的坏的。只有这样他才有权利在明确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遵守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些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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