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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羅克用生命揭示了什麼?

   遇羅克用生命揭示了什麼?

   

   作者 : 劉自立

   

   大歷史和小歷史的觀點,對于了解歷史真相提供了不同層面的解讀。

   

   遇羅克犧牲四十周年,揭示了什麼呢?我認為他揭示的是一個文革後時期一直討論的課題。這個課題就是,毛主義政權中所謂革命造反觀念和世襲血統觀念,如何處置和擺平其政治關系。這個遇羅克遭遇的政治課題和殘暴背景,並不是時下人們、尤其是小青年們能夠了解或者能夠理解的詭異事務。這一詭異事務和近來文革北京第一個受難者、卞仲耘老師之所謂紀念銅像之樹立,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可以告幸的是,北京郊區宋莊樹立的遇羅克像,有遇羅克讖言伴隨而彰昭歷史;而卞仲耘像,則是一種無字碑類的幌世之作,沒有任何關于她被屠殺的文字記載和她身前的遺囑;也就是說,隨著國內文革研究之誤解曲讀和封殺之加劇,卞仲耘事件的紅衛兵主導語言,將會逐漸覆蓋卞老師遭遇殺戮的真相,而愈益不為人知。遇羅克何以在27歲之盛年被戮,其中深刻起因,又有多少人知悉和分析之?這是我們率先的提問;四十年後,我們用自己的看法提出遇羅克現象,變得不無必要,因為我們要還原他當時的語境和當時的觀念。就像所有異端面對的大歷史背景一樣,遇羅克也將面對文革歷史和整個中共歷史、世界歷史的考證。這個考證現在可以說明,遇羅克的觀點融合了普世的人權觀點,而超越了文革和改革的局限。

   

   遇羅克寫《出身論》的文革(階段性)背景, 一度呈現毛和劉爭奪文革主控權的激烈斗爭。北京中學生里的“太子黨”和準太子黨及其附庸,在那個時期,為了秉承老子們的意志,提出了所謂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的政治口號。這個口號的潛在訴求,其實是要為他們即將被打倒的各種黨內“走資派”老爹,爭奪政治上的合法性;也就是,將文革主動權從被毛煽動起來的造反派手中奪回。但是,他們和用毛語言爭奪文革權力的造反派不同,那是一些喝狼奶、享特權,根紅苗壯的所謂太子人物和紅五類高干的兒女們;前者根底深厚,後者根底淺薄——對于F權資源講來,就是這樣。特權階層提出血統論的觀點之所以極其丑陋,甚至比較毛主義煽動性文革的語言更加丑陋和凶暴,在于他們的世襲角色,業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毛式挑戰;他們確實是要反抗這個樣子的文革——即,造反派有權和他們一樣加入文革。特權子弟不同于洗腦後的群盲。他們這些人要凸現的政治姿態,就是擬豎起被毛業已一時棄如敝屣的特權階層論,繼續十七年的特權地位,繼續實行種姓歧視一類極權主義政道,以改變文革之毛部署。因為,毛在那個特殊時期,號召的是全民造反,造反有理,而不是只允許一部分人造反。雖然,在此之前,葉劍英業已通過北京市公安系統乃至公安部系統,將大批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驅出北京市,且造成迄今為人不曉的血案(見1966年有關良鄉血案的文字)。一列專列上發現自身將被驅趕至新疆的所謂前勞改人員,曾經在此發生過被鎮壓的暴動……

   

   請注意,這里的毛之敝屣並不是毛永遠要拋棄的—— 毋寧說是他很快就要揀回來的黨統黨序——這個秩序的打亂,是出于一時倒劉之需。于是,文革中被毛煽動的造反情緒,和擁護黨統特權的“貴族(當然是假的)血統論”,交叉在一起,形成一場混戰。血統派主帥某校此方權威譚力夫,當時成為這個反對毛式造反的先鋒。跟進的中學血統們,于是在毛主義文革戰略中,添進了世襲血統這樣的野蠻因素,企圖造成文革以前十七年種姓政治的延續。這種延續打亂了毛的戰略部署。毛的核心觀點在當時不是反對賤民和繳械的階級敵人,而是恰恰相反,他要打倒當權的劉鄧陶一類黨務和國務掌權派。于是,這種打倒方式和打倒意識,開始形成維護和反對之之兩種人群。這兩種人群對于毛的需求,當時都是必須存在的。道理十分簡單︰毛要利用所謂平民階級的力量,打倒黨內政敵;再恢復毛家天下——而恢復之的辦法,就回到十七年特權階級的重新掌權。于是,

    這個血統論的提出,一時打亂了毛的政治伎倆,遂有陳伯達等人出來圓場,反對對聯;乃至後來抓捕聯動(北京太子黨組織);再由周恩來出面,說一些不該不教而誅之類的話;在人大會堂里,這批忘年混蛋竟然哭成一團。這個戲劇性場面出來以後,就是遇羅克的被逮捕和後來被毛槍斃。

   

   這樣,我們又回到當時的小歷史分析。這個分析就是,毛看得出來, 即便遇羅克那時的思維對于反對血統論,對于號召造反派起來打倒劉鄧,對于形成一時間的造反統一戰線,都並無不好的作用。那麼,毛何以還是要將遇羅克抓來槍斃呢?其中唯一的因素,就是遇羅克捅破“天機”!出身論的出台,對于毛的戰略部署也許並無大礙,他擊中的是毛式政權血統論的要害。這個要害甚至比較黨天下還要野蠻和狹窄——也就是我們所謂黨天下固然可以批判,但是中共實質從來不是“黨天下”,而是家天下。這個天機泄漏,就是遇羅克文中指出的那些因素,也是中國當時人權意識之表達,揭穿了毛主義統治的本質;雖然這個本質的被批判,並不和毛的一時策略吻合。而且,這個表達方式,有著他自己的時代烙印和桎梏,但是,遇羅克的出身論依然是人權主義出現在中國的一種先聲。這種聲音的催生,勢必會使毛主義在打倒劉鄧、鄧恢復劉鄧式特權後,產生不可磨滅的反對派致命影響。這是毛不能容忍遇羅克的根本原因。而歷史正是這樣延續和演進的。這個歷史即將演變成超脫文革之大歷史。但是這個所謂大歷史,絲毫也不值得慶幸。因為問題正在這里。遇羅克之所以成為預言家的道理,也剛好在此。也就是說,遇羅克並不是簡單的一種剛勇之士,而是一個思想的天才。他的天才,正好表現在他的深銳批判之中。他關于血統論之用毛語言打擊毛語言(見遇羅文文字)的文字,正好說明他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智慧——只是這個智慧並不能為毛所綏靖和接受。這是文革研究和遇羅克研究之更加深層次的課題。大凡當時前驅人物,除去林昭以外,其反對異見,多為此類路德援引聖經以反教廷之類的元教旨主義批判風格——遇羅克參半其中——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遇羅克反對毛式世襲天下的石破驚天論, 凸現了他那個時代的人權主義要素;固然,那時出台的報紙和傳單,只能為毛主義語言所包裹(見《出身論》),卻看得出來,他正是以此語言批判和譏諷,否定和嘲弄那些所謂高干兒女的“自來紅”(餡餅)本質和毛皇朝的世襲本質。毛對此焉能看不出來?所以,前驅和英烈的腦中,確實有著人們所謂之超人之勇,但是,我們認為,遇羅克的思想力量之所以偉大和從不過時,卻是因為他的文論不單預言了毛文革後期重新啟用自來紅的政治局面,而且正好擊中今天中國政治的現實。這個要害就是︰紅衛兵掌權。我們在前幾年每年有一篇關于某某年之“八一八”之文字。可以說,也是繼承遇羅克批判之批判。卞仲耘課題帶來的反對宋彬彬的批判,一直以來,就是遇羅克批判精神上的堅持和政治上的詮釋。因為,當宋氏人物及其哥們姐們,因為他們的特權而世襲了中國政治的權位後,遇羅克的存在,就成為現在時,且變成一種永恆批判。只要這個新、老世襲不終結,遇羅克的現實意義就不會過去。這個批判,不是簡單的一種勇氣,而是針對中國政治野蠻世襲制度的簡單以致素樸的批判和定見。現實的情形是,毛主義式微以後,“十七年”們及其子弟還是榮登寶座,重返政壇,掠民斂財——其“聯動”方式、文革方式雖有變化,但是,自來紅已經變得像月亮一樣大,卻是事實。文革造反方式業已被鄧否定,連同他的六四式武裝“否定”——因為世襲派的訴求不再是造反,而是反造反;不是懷疑一切,而是服從一切;不是除草(資本主義主義之草),而是積累資本主義的財富(早就不是社會主義的苗)。所有這些改變,依然以血統原則為其統治之出發點。有人說這是一個較好的“好”時代(見余杰看法);我們說,這是他們從窮光蛋變成億萬富翁的必須轉變,無“好”得很之任何理據。所以,遇羅克批判文字的妙義內涵,正好是他批判的自來紅,變成了自來錢,他的肯定“成份論”,變成了入黨論,資本家合法論和未來大地主合法論,他批判的特權權力意識,變成了權力帶來權利的定格(可見施本格勒觀點),等等。時過境遷,但一切仍在遇羅克的預言範圍之內,沒有絲毫跳脫和變化。遇羅克不是一個幻覺人物和烏托邦勇士。他的文字也不是烏托邦,因為他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一個最為簡單的真理︰中共皇朝延續的、不過是一種最壞的血統論。

(2010/03/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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