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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悬案有待梳理

一个悬案有待梳理

   

   刘自立

   

   支持曹兄文章(见《观察》近期曹文“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却有一个偌大的悬案,不知道会如何发展。

   

   这个悬案就是,如若中共真的“平反”六四(见博训近期报道)与08宪章派的关系究为何物?这当然是一个有限平反,或者说是假平反。问题在于,如果中国施行了这个所谓平反,就会产生双重悬意:一是,08宪章派所谓的党主改革在政治意义上从无到有,产生一种并非虚拟意义上的政治“双赢”走向;而且,这个走向,会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不理解不了解,而为此即将到来的“平反”欢呼鹊跃。于是,中共现在极端左翼的政治路线,就会掉头转向所谓的很右。于是,和解方式,会以一种所谓大手笔写出来——这个大手笔,就是释放刘某和施行伪南非和解模式。于是,从08宪章开始的上书和谏议方式,会在表面上得到相应的结果。甚至,诺贝尔和平奖会颁发给制造了六四“平反”的官府和“民间”——而首当其冲的获奖者,将非刘莫属。这是08宪章的初衷和终义。于是,所有中共“进步论”和中共“不是敌人”论,就会得到全部呼应。一个古怪的、类似邓式改革的新模式,会在不久的将来,予以实施。因为,这个“平反”模式——这个政治模式的推出,将会使得中共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得分,还会在政治改革上得分——于是,现在人们讨论的敌人与否的课题,将会最大限度被中共和和解派的解构主义吃掉。这个判断是不是现实的、抑或还是幻觉,就要看最近坊间刊出的中共有意有限平反六四,是不是真的打算操作,如何操作。他们和所谓的温和民间人士的谈判和交易真相,究竟如何。这是我们迄今无法全凭猜测可以断定的。但绝非空穴来风。

   

   我们的断定是,这样的官“民”操作一旦得手,在中共所谓经济合法性上,将平添一曲政治改革的和谐歌和稳定颂,而给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因为,当民主派全部服膺刘氏主义,和共党接轨于一个表面上看似颜色改革的局面,真正的政治改革者及其群体,将会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语状态和少数状态。人们就会如欧、美当年赞扬中共经济改革一样,弹冠相庆于中国的所谓政治改革。这是一种非常诡异的局面。所谓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现实,将会被迫使真正的政治改革派后退二、三十年。这就是我们所谓08派加上一个政治改革和政治双赢于中共的另外一个0;这两个0加起来的8,就成为88派宪章主义,也就是88+六四主义。当然,这样的操作,要看中共领导层是不是具备比较大的国际关照和中国关照。因为如果启动六四“平反”,既得利益集团中将会出现严重分化。因为,倚靠六四发展的集团和不靠之发展的集团,将会做出不同反映。因为道理非常简单。于是,不靠六四发展的集团,就会更加鼓吹一种中国模式和中国价值,而完全干净彻底放弃普世价值和几十年海内外民间力量的合理抗争。

   

   那么,这样的操作将会得到什么结果?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得到一个和南非真相和解委员会改变南非政权性质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证明,中国不但在经济上产生了自身的模式和发展,也将会随着共产党拿到“平反六四”这张牌,而打出政治合法化的旗帜。而其实,一切都并未改变。因为,这个有限平反实施的、只是对于并无太多政治倾向的牺牲人群的抚恤和慰问。只是对于某些贪官镇压罪行的有限度谴责(如,对于北京市委中陈希同那样的死老虎进行谴责,等等)。只是对于中共合法性和改正“有限错误”的再次强调;这个强调,就是重复对于四五运动式的党主平反。只是强调赵紫阳式的六四学生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也就是爱党之行为。凡此种种一旦出台,不可谓不是一种打乱既定方针的总抉择;只是这个抉择会使得刘氏人物和共产党所谓“平反派”完全和谐在一起,而反对了所谓的民运中急进力量的发言权。所以,只要中共和和解派占领海内外舆论阵地,压制所有异议意见,民主讨论的空间将会大大萎缩甚至消失;一种由新的一言堂主宰的舆论导向,势必重新上演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胡适之自由主义精神和言论被毛主义边缘化的悲剧;后人复哀后人之悲歌就会变成现实;从而使得真正揭示和批评它的异议声音,逐渐式微。但是,只要皇帝的新衣依然不变,批评者的声音就不会被消灭,即便他们会遭遇空前困难的处境,并且加深现在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歧和对峙。

   

   当所有这些伎俩成为事实,中国走向也势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于厘清。这里的悬点是,和解派是不是会答应和协助中共的“六四平反”;现在,尚不能做出确切肯定;只是从08派主导的从党改革可以看出,他们制造党的合法性前提早就存在;他们不预、也排除建立古往今来一切民主派理应建设和壮大的反对派的思维和实践——他们说,他们不是政权的反对派(见徐友渔等人的08观点)——所以,这个前提的确立和今后是否和解于中共“平反”举措,迄今虽未大白于天下,但从其逻辑上推导的结果,不能不是如此。在中共方面,正像上述所言,其难点在于,他们是不是有这个魄力擘化这样一个“平反”计划,给予他们迟迟不予进行的政治改革一个变相的突破,而采取其否定文革、肯定四五运动的类似举措,来对待六四;悬疑并未完全排除——因为,即便是此类平反,也多少要改变六四以后官员一以贯之的“稳定”思维,而转换到一种新的思维上去。于是,考虑利弊,进行中共模式的平反举措并无完全陷于不可能的境地,只是要看主动者如何摆平党内、高层的各种分歧和平衡其各派系的利益均占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或者无力解决,此措施依然会悬置不决甚至胎死腹中。这个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这个排除法,就会依照现在毫无悬念的既定方针,倚靠经济合法性,而坚持无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操作。

   

   这是人们争论刘氏所谓“没有敌人”思维的最大伏笔。这个伏笔相应中共六四“平反”,而期待出现一个新的招安结局,并以此为契机,占据民运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以其政治操作的最大可能,完成一轮双赢或者N赢的局面;那种归来封候的企望,也许会真的变成现实。于是所谓大分化大改组大招安的局面,即会出现而一发不可收拾:一是使得民运现状发生巨大改变;异议阵营出现分化瓦解和濒临崩溃边缘;二是,使得真正的民运重新洗牌,出现“官方民运”和反方民运的新的对决。这势必会大大延迟中国民主化的一般进程,且使得部分人士的结束(被和谐招安),变成另外一部分人士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共“平反”六四和要求其“平反”同时解决民主宪政课题者,会和和解派发生新的争论:他们将会在肯定这种平反和否定之的双向取认上,陷入对峙,黑白各执,反倒不能和解——这从现在争执是否有敌人这样一件事情即可做出推断——新的派别和观点之争必然出现;双方或者N方间性排斥的坏局面将代替稍早时期的有限度融合,各派之间变成毫无共性可言的局面也难免出现。这样,分化和解构这样的温和与急进民运的党之需求,就会在刘氏一类温和派人物的协助之下,恪日完成,皆大欢喜;而反方则会日益陷入孤立,丧失发言权与主动性。

   

   一个绝对可悲的伪南非模式和伪平反方式,将以国际间评论主流再次歌颂中共之“平反”而告终。当然,任何时期都会有坚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者。这些坚持者,将会继续在中共所谓“平反”行动以后,要求施行西式民主和三权分立,,要求实行普世价值。所以,如果从好的方向说明这个政治游戏的义含,就是要求中共在有限解决六四平反问题后,继续鼓呼其推行到位的政治改革,还政于民——这当然又回到党主改革的老路上去了——但是,这时候因为异议人群的被河蟹与被安抚,人头和思想资源必将十分匮乏——党主一切的呼声,势必空前高涨,而使得真正的抗争变得式微。斗争会在国际环境迅速朝向有利中共的局面下,变得十分艰巨和空前窘迫。这样,所谓中共模式就会在一种暂新的局面中,继续其中国特色的坚持和发展。直到中国经济模式面临其自身造就的、不可持续和无法逆转的困境:比如人们常常说起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等等。但是,由于这个双赢而获得“合法性”的政权,将会产生新一轮的“中兴”,而更加罔顾解决其面临的真正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导致这个危机之责任者,就是那些打算和中共一起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们。最后的说明是,我们的猜测成为可能的几率在百分之五十。其间,会出现如何一种新的博弈和斗争,都在未可预期之内。上述平反作业的可能性终会如何,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皆可存在;且关系到很多人为和主观因素,作用其间。

   

   有一点可以肯定,08书章所以出台于一个特殊时期,就是因为他们估计08年奥运会也许会产生同样的双赢和N赢局面。但是,这个局面朝向为逆。于是,他们不是领会这样一种期待的虚妄,而是施行相反的思维,就是在转化不可能性上,争取一个个人抑或群体的国际支持,并以此等待再期待,再转化的契机出现——这个契机就是中共平反之契机。于是,他们从监狱中继续发出这种“转型”的信号(当然是经中共允许,和中共一齐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以擘化国际间的支持,获得中共对此的认可;且在中共实行和解主义、六四平反时期,做到他们的、类似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和解。重复而言,其区别之处在于,曼德拉,姆贝基作用于卡博和德克勒克的政治因素(群众运动,武装抗争,国际支持——指非洲一些国家容纳姆贝基集团的存在,以对抗欧美国家;等等),和解派并不具备。另外,一般而言的东欧丝绒革命和前此1968年和七十年代七七宪章运动,基本框架限制在争取所谓党内民主这个层面。如果没有苏联解体,这两个运动和中国一向以来的党内民主争取派的斗争(含八九民运一部分),亦不能使得中国转行易帜。这是十分明确的事情。所以,08派所谓的党主争取改宪等说法,还是停留在七七宪章的有限性上,不得伸展;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经济崩解,这个体制的改革延后和政权保留,势必和真正的民主主张并不发生关系,和民主自由之真义并不发生关系。所以,呆板重复东欧的思维和行止,并不能走出确切的中国民主之路。这也是我们主张重新探讨中国命运桎梏之难题。总之,中国前途不是依照一般性参照、如东、苏模式可以解释和解决的。东欧相对自由的教皇制度和学术制度(大学相对独立等),东欧国家之奥匈帝国乃至俾斯麦梅特涅相对专制加民主的政治传统,中国并不具备。所以,两相比对,并无互相模仿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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