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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敌人(修正稿)

论敌人

   

   

   刘自立

   

   

   什么时候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中不再称呼敌人这种政治身份?

   

   就是在执行了人权高于主权国权和法权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这里的敌人只是个例个案,没有所谓阶级敌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说法。于是,民主国家之敌就是外部因素造成的类似美国之敌本拉登这样一种类型。冷战时期,苏联是美国敌人,也是因为外部因素出现麦卡锡时期;虽然人们对此说法不一,也成为美国内部抓坏蛋和共党之民主制度偶然现象。当然,小规模间谍和特务还是国家敌人,自不赘言。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这个阶级无敌说很重要。因为他代表所有国民不管属于何种财产身份和信仰,都可以融合相处,没有了阶级之间的敌对法律,只有阶级权限和阶级斗争——如,罢工,游行,批判等等——各阶级利用独立工会和媒介自然不在话下。这些成果却并非自古已然。宗教盛衰和人文鹊起,是一个转机。一般而言,这个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伴随着对于宗教的批判和矫正。因为,无论是新旧约,可兰经和其他除去佛教以外的宗教,一直以来是打打杀杀,排除异端,烧死巫女,破害无辜——却又伴随着对于人类大爱,爱敌人,不能杀人偷窃这样的天然教义。正是因为这样的宗教打杀和宗教博爱,不能在世俗世界规定其实现地上天堂之实践及其准则,人类秉承希腊罗马的政治学资源,在中世纪以后不久随即开创了系列的政治学创造。完善了宗教不能和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那些非逻辑判断和信仰直觉。所以,西方人掰开政教俩端,也是煞费苦心,锐意求变,只是我们中国学人少有梳理和廓清。这样的自由主义,其实也是开始于中世纪。人们看不到中世纪宗教一元主义之外的多种文化和精神建设。这些内容可以成书陈篇,此节。

   

   敌人,就是在历史中逐渐消亡的——这是对于宗教异端和反革命分子而言——这样的敌人,在中世纪是上帝的稗子和教皇的木柴;在马列毛那里是阶级敌人;加上马克斯和希特勒主张的民族敌人(马克思说要把波兰人从地图上去掉,等等。)所以,自从马列窃取了宗教信仰的某种极权方式以后(见T.S.爱略特与白璧德的争论),人们开始关注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敌人大出现大兴盛的悲剧;这个悲剧首先是马列主义信仰。这个悲剧消灭阶级和种族——因为某一个阶级被消灭意味着一切阶级之被消灭;一个种族被清洗,意味着所有的民族遭殃——德国人清洗犹太人就是毁灭日尔曼人自己。所以,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专制主义可以在发生造反革命时期互相制造敌人;又往往是战争和非常时期。在非非常时期,则有些压迫,有些剥削,有些蒙昧,有些迷信,但是生活还在继续,文化和资本还在继续,阶级融合还在继续。极权主义建制以后,就完全不能重复专制时期和一切老旧时期基本上阶级调和的社会政治状况,其需要不断革命造反和专政(继续专政等等),不断制造敌人,清洗思维,施行剥夺和涂炭生灵。于是,敌人概念,准确讲,对于现代人类,基本上就是言说和指涉极权主义社会之所为。在毛主义和邓主义社会,此中“敌人”的出现,对于国人是司空见惯的,因为这是对敌斗争的“天然”“继续”。当然,区分邓之与毛不同,即示他们的政治概念义含相反:一个是革命,一个是统治;统治不要革命;革命却又要革命,又要统治——而此革命统治论,就是杀二十万之敌人论。无须赘言。于是,敌人论,现在轮到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下之人们,如何定义自身是不是政权的敌人之提问。

   

   从普遍的意义上说,极权主义是人民公敌,因为即便是专制皇室和封建藩邑,也并非在政治社会生活常态中树敌于民;敌人往往是外部侵入者;如果外域无扰,则天下无事(灾变和末日除外)。极权主义不行。他不可一日无敌。运动了!这就是毛主义七八年来一次之国人听惯的紧箍咒(阿伦特以另外一种背景也提到“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论是毛的革命论的翻版;其两面性之统治和镇压论,尚为补充。此中文革研究中人皆知,邓的改革论和后来的和谐论则取缔了造反论。为什么?难道不是太明显不过的道理。他们成为坐天下者和财富占有者(所谓“点四”说法——见网络,即是)。这时候,他们反对文革的造反。邓更是把六四看成造反派闹事。而和谐,是此反对革命论的持续。所以,取消阶级斗争的,不是毛,是邓。这是“和谐”中心说——要维护他们若干家庭的财产稳固权。这里不存在什么进步论,上帝说。他们要的就是反过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秩序论”。这一点务必要给予说明。这样一来,他们利用宗教和孔子的全部可能性,就产生于此。那么,他们是不是变成“我没有敌人”的真正和谐主义了呢?他们的五百个家庭占有国家财富百分之八九十的盗掠行为,是不是国人之敌之行为呢?是不是他们封锁网络,以全民为防范,就不是敌对策略了呢?他们对于一个童工三百元、六百元一个月的月薪,是不是以童为友的做法和特雷萨主义呢?他们对于世界公敌的朝鲜伊朗苏丹政权的沆瀣,是不是以普世价值为基准,以一般性国家化敌为友呢?他们对于号称没有敌人的敌人的抓捕和镇压,是不是瓦解了他们的和谐和取消(阶级斗争)论呢?这一点十分清楚,亦无须赘言。

   

   于是,剩下来的叙述就是,谁是这样的敌人的定义划定者。这样的划定者,正好是取消敌人的一种和谐论说法。他们的行为之所以虚以委蛇,就是因为他们像历代统治者一样,需要圆融造反派和革命者于正统(政统)。他们说,敌人是存在的,就是颠覆国家者。而国家,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国家,即为家国(七千万普通党员与此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直接好处可言。)在另外一个层面,号称没有敌人的和谐社会,是其改造了运动型极权主义社会,变民粹主义为官僚主义。这是一种嬗变。这个内容,就是他们反对了任何异议和维权运动,搞成不要一切运动。因为在它们看来,这是对于整体和谐的破坏。所以,以往西方意义的“阶级斗争”,罢工,游行,抗争(几乎每时每刻在西方都有发生),都是破坏统治秩序的非法行为,要予取缔。所以,和民粹主义不同,腰缠亿万资财者,不需要群众运动。于是,这个后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分野,遂即出现。这个分野就是,在他们失去了领袖魅力的个人迷信和(伪)宗教信仰(毛主义)以后,运动,成为他们的不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在文革中,毛,周的表演和邓的表演迥异——在是否接近学生上事成对比。而无魅力型领袖的、一般而言的行为准则,就是不能以利用群众运动来代替镇压和取缔之。这是毛,邓最大不同。极权主义于是产生了毛和邓两种看似对立,实际上完全同构的统治方式——因为,在极权主义政治里,镇压,比起造反,更加具备绝对性,而不是相对性。

   

   之所以言此,是要说明,极权主义政权确立敌人的做法,虽有很多很大殊异,但是,他的本质虽变幻一百零八变,其确认敌人的政治观念没有变。所以,在此意义上说,是政权确立了敌人,而非其他。反之,被确立者,是不是可以说,“我没有敌人”呢?要从几个方向予以说明。1,他可以这样说。但是他要补充说明,他这样说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言,即为无意义。因为确立敌人的权力柄杖,并不在他的手里。2,宗教意义上的没有敌人,是一种不分具体时空的总体论呼吁——虽然,其与耶稣惩罚犹太人,完全对立——和中世纪,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完全对立。3,即便你不把对方看作敌人,对方却确定把你看作敌人。于是,敌人之间性关系,确定了你就是他们的敌人。4,如果翻转这个说法,你是不是可以采纳可以有效影响这个刚性政权的任何做法,使得敌人化为乌有?是不是可以在你宣称他们不是敌人以后,改变其看法,做法,把“你就是敌人”说,加以推翻呢?这个期待,等于0。5,最为可笑的是,在所谓“我们”内部争执此论的时候,对于我们反对方的“敌对”意识,业已高涨;他们无敌人派,似乎要把有敌人派,打倒在地,完全压倒,再踏上一只脚;于是,在此层面,他们的无敌人派,只是在重复敌人说——请注意:其敌对意识,业已高涨到无以复加程度;却依然宣称:没有敌人。等等。

   

   这里需要重新加以确立的基本观点是,要施行某种没有敌人说法,其可行性就是用司法和民主程序取代敌人说——虽然,敌人,这个辞藻发明以来,不是因为其发明而有敌人,是因为有了敌人,才有了这个辞藻之发明——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学互证说和互文说——最为极端主义的语言学立论是,敌人,不是敌人——就像玫瑰,不是玫瑰(也是玫瑰),一样。此略。所以,此叙说分析,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极权主义掌权当道的政治体制里面,如何界定一般意义上(甚至在法制和民主政权里不曾应用的)敌人说,即成当务之急。这个任务就是,如何启动所有政权防范和监视,敌对和控制的全民运动。这个改革说和革命说,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你不把对方看作敌人,就可以一蹴而就。历史上,不久前之布拉格运动,七七运动,丝绒革命,虽然本质尚异,但是,其出现,就是一个显证:只要苏联经济模式崩解,握紧的拳头就会松开。所以,所有看似有效的庞氏效应,其实就是一句话,苏联没钱了;没钱,就没有出兵镇压和维护其东欧殖民地位之可能。“七七”等,不过是一个巧合。这样,在万千因素中,捷克波兰和东德,可以把政权中人,看成非敌人,而予以宽恕——虽然,东德施行了所谓“链条”罪治——就是最后,从士兵到昂纳克,都要为在柏林墙边开枪射杀越墙者负责。固然,这个链条罪,其实就是定义敌人之罪,定义开枪者之罪,定义社会主义政权之罪。在另外一个方面,在政权交出或者被迫下台以后,人们,尤其是苏东波的人们,开始实行真相和和解同构之民主程序。这个程序,规定了法律治罪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司法,要对曾经是敌人的前统治者,予以追究——无论是道德的,还是司法的。甚至,德克勒克这样的前统治者,因为不牵涉任何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罪,虽有种族歧视政治,却在曼德拉和解主义政治的改变下,可以施行融合和无敌人说,但是其种族歧视主义政治,却被完全否定——这就是最近他们再三揭示于一部电影中的和解观——不要忘记,在另外一个区域,姆贝基的几乎是武装甚至是恐怖主义抗争,对于当局的有效抑或无效影响(这个因素,在历史的南非,不能轻易抹去)。

   

   于是,真相委员会如果在中国成立,其不同于南非者,首先就是确立人们所谓“点四”财产非法性问题追究——这个问题对于南非和东欧统治者几乎并不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和谐们和所有的金的对象,德克勒克,甘地的对象等等,迥然不同。“点四”问题,不是政治课体,而是经济问题。反对派如果施行真相调查,将会如何?如果你不进行调查,说,那些点四们,不是敌人,财富可以拿去,又会如何?不要说其无政治观点的政治观点了——他们是一群无观点者,从普世价值,到极权价值,都可以一度宣扬;他们是一些不同于所有的雅鲁泽尔斯基,德克勒克甚至戈尔巴乔夫的、亿万财富占有者。这才是中国特色的关键。你说,要追究这些财富的来源真相吗?要对真相追清以后,施行法律制裁吗?那时,你是不是说,被清算者就是人民公敌呢?他们在财富上的占有是不是某种刚性结构之敌!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这些占有者可以因为你不追究财富就认同民主?如此,你的真相,法治,民主,程序,耶稣精神,佛陀主义,就都会丢到垃圾堆里去了。所以,这个东西的刚性结构恰好在此。人们所说“要记变天帐”(胡平言),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表达了这个“经济敌人”的概念,说明,你还是可以区分苏东波问题性质中人——如果你认为他们就是没有多少钱财的前东欧共产党人,你就是在行骗。而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划定的。这样,就产生如何对待这个政权的抗争策略之方法论课题。我们在此方面是悲观主义者。改革已死,期宪法也亡,革命有救乎?革命课题,我们前有论述(刘自立《革命源流谫论》)。这个说法的启示者是托克维尔。他的话是天才的,因为,他说出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和背景——革命,是在旧制度里孕育而成的——这个话转移到中国,毛革命,孙文革命(本质异),都是专制主义旧制度的产物——不是极权主义的产物。极权主义根绝革命和改革的资源。人们嘲笑中国起义论,确实有着某种哭笑不得的“正确性”。因为,改革和革命,都是旧制度给予空间和条件之可能性,不是极权主义之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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