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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的大论政

胡政之的大论政

   

   

   刘自立

   

   

   去年,北京举行胡政之先生一百二十年冥诞。此仪在北京人民大学举行。官方各种团体联络胡家后人应会。文洁若等名人到会。其中由原人民日报科技部主任任职的香港大公报主编阶层,亦迻会加入纪念,且由出版胡先生文集之各种官方出版社人,旁坐一边,以伺庆祝。这个局面,成功地把胡先生独立的人格和文章,列入了胡先生为官方文化人之列乃至香港大公报的纪念进程中,和以前人们纪念大公报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同。一部分大公报后人、和前此不遗余力鼓吹大公报独立精神的(大公报王芸生公子)王芝琛先生等,取态完全相反。他们企图妥协香港“大公党报”和原自由大公报不能苟合的现实,另外开出一条自由就是不自由的报纸合一论和拆烂污主义,以欺凌地下有知之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王芸生诸前辈,蒙混过关,欺世盗名。虽然,大公报这个事情,本来就十分复杂。李侠文先生故去,更加清洗了原有大公报人哪怕是虚设自主的局面,使之完全沦为人民日报附庸的伪名“小私报”。实像原大公报人唐先生振常所言,现在,大公报除去严复所题报头是所剩全无。这里,我们将参加上次那个纪念后写成的、关于胡先生文字读后观感,集合于贵网,且另名《胡政之的大论政》,重新发表,以飨各界报人和读者诸君。其中将胡文基本上分成内政和国际两个部分,以见胡先生的偌大手笔和精髓观察。所有无视和回避胡先生锐利独立精辟中国观者,哪怕是其后人,见之,都会为他们苟且枉道和歪曲先生人格和见解之祟行而汗颜。

   

   ——自立文前言

   

   

   

   胡政之论中国

   

   

   一,

   

   胡政之先生在中共易帜以前撒手而去,不能完成他对于大公报的最后眷顾,也不能澄清他创建大公报香港版的最后意见——因为根据一种香港报观,所谓香港报纸之无原则原则,即为那个殖民地办报之原则(见《胡政之文存》下同)。

   

   

   于是,人们只能翻阅胡先生关于国共内战时期的言论, 以揣摩他的见解;并且关注从二、三十乃至四十年代,他对于共产党地位,作用和定位之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胡政之的中国观,胡政之的党派观和胡政之的历史观。

   

   大致而言,胡先生对于中共的考察, 建筑在他对于整体民国史的考察和评论之上。因为自从1926年新纪大公报制定不党原则以后,大公报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关系,成为考量其是否遵循不党原则之试金石——而张季鸾先生和蒋介石之关系,又成为大公报是不是不党,不蒋之试金石。

   

   问题的提法是——正如胡先生所云,大公报并不是一味反对政府, 正如他不是一味成为政府的辩护士;再是,因为大公报抗战时期之主要任务,是帮助国府度过国难,形成胡先生之主张,即国家中心主义,而不是和政府做对,如共产党之做法。所以,抗战特殊时期,大公报是不是要坚决成为政府反对派,抑或依然坚持自由主义,好像成为一个悖论。其实,这个悖论的解读十分简单——自由主义之大公报可以和专制主义之蒋介石共同完成一家民间报纸之体可能——就像这个体制同样可以成就一家燕京大学这类西方教会学校——亦可以释放类似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军人物,于中国民间社会。因为,大公报之所以存在,一要抗日,二要独立,而这,或可得兼也!

   

   于是,考察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成为考察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 换言之,民间报纸大公报,是不是要和政府站在一起抗战,成为大公报那个时期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质疑——但是,大公报对于抗战时期后方的腐败和消极,依然写出自主之论(如,《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坚决反对张学良制造西安事变;该报原则,就是胡政之一再重申之国家主义原则,拥护蒋介石原则和维护中华民族原则。此间,大公报发表以胡适之为代表的反对张学良言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其他例子,还如,蒋介石通过邵力子,拟刊大公报一文,示明所谓缴匪、换将、剪除张扬——实在意图迷惑日军。但是,张、扬还是发动了政变。于是,胡政之,张季鸾在西安上空散发传单,揭露事件真相,支持国家领袖,维护国家尊严。大公报之正统,不言而喻!(共产党亦表面上支持这个正统。通过共产党人在张季鸾去世以后的唁电,即可读出此涵——这个事情,一直到毛在渝谈判时期大喊蒋介石万岁,亦可见之。)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大公报重申坚持民间报纸之重要性, 是和主张建立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互为吻合的。但是,这个阶段的大公报原则,和国人当时对于时局的困惑,延伸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认同共产党不放下武器和不交出割据之地(解放区)的前提下,实行所谓联合政府和国共合作。

   

   问题的提法是:建立一种认同共产党割据的武装力量, 而不归蒋介石政府领导。

   

   这是国共谈判之共产党方面的前提。

   

   以后,发生共军还手为攻;李宗仁又提出一样的条件:划江而治; 亦同前此共产党提出的割据和不交出(国民党)武装力量。

   

   这个谈判是当时国民党方面的前提。

   

   这两个前提,和一切西方建立反对派力量、建立地方自治之政府, 完全不可类比。也就是说,国共两党,本身以拥有武装力量为前提的政治要挟,不是切合而是悖反于西方建立在野党和实行地方自治乃至军队国家化之前提。

   

   如果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 各自拥有一堆武装力量,难道可以组成任何所谓联合政府吗?

   

   最后,如果提出,大公报也适时提出过军队国家化观点,难点是, 如何操作?在1946年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意味着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国府(蒋介石)拥有之——这是一种幻觉。

   

   在南北对峙时期,国民党交出军队,产生的是同样一个问题—— 交出军队和被共产党吃掉,毫无区别。

   

   于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形同虚设。

   

   可惜,四十年代,胡政之和大公报乃及一切中国善良之知识分子, 都是如此叫嚣和平和民主的。他们不知道,中国之命运,不是简单提出一些1+1=2之类的政治“小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民主周期律难点,才是一切问题之关键——只是滑稽而可笑,他是向大独裁者提出这个民主方程式,最后的解释权,归了毛氏,而导致大势已去。民主周期律的警世,十分重要,乃至黄炎培先生,实在是给六十年之共产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毫无迹象看出共产党解决或者暗示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之可能。他们的中国特色论,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一看其模式的世界化可能性;二看西方国家,是不是可以超越资本万能论,以找到中国走向普世价值的有效路径。

   

   这个可能性或还在襁褓之中。

   

   大公报在四十年代中期乃至后期,也没有认识清楚这个周期律问题, 但却明示,毛不是解决此选项之人选——毛是帝王思想之代表——王芸生批判毛诗时,如是说。事情的逻辑是,非但毛不能解决之,堵塞这个问题之讨论正是此毛。胡先生此段时期的言论,仅就其文存显示而言,无法得到强而有力的回复。一开始,胡先生说,中国只能和平,两党只能让步,因为他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战胜谁?徒然争斗,两败俱伤,而已!(见《文存》)

   

   此后,情势已经朝向共产党之方向转变;关乎此论, 文存中亦很难觅宗(也许正像此书所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文字,未被刊载)。

   

   这个时期,形势比人强。国共战争,很多偶然和细节,使得蒋、国, 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如,四平之战,因马歇尔之干预,使得孙立人不能穷寇务追;锦州之战,因卫立煌通共,使得林彪没有被“包饺子”;过江之战,又因为白崇禧看见“一字长蛇阵”而不趋参导;诸如此类,乃成必然乎?......)终使兵败山倒,沦陷于兹。

   

   于是人们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命运之思考—— 是不是神州赤化乃是必然?这个问题困扰胡先生几十年。

   

   从所谓1927年“清共”以来,远至五四运动,巴黎和会, 北伐战争;近至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如何看待中国全局和如何看待共产党,一直以来,胡先生在思索这个问题。从《胡政之文存》一书来看,胡先生并无专门研究共产党之专著——导致他形成一种比较浅薄的共产主义研究观——但是,胡先生是报业通人,有着中外渊博之知识与活动素养,又是中外文字高手,留日,赴西(他到过西方,参加过巴黎和会,等等),行止万里,字里行间,仍多出警语,时下明判,给出中国之命运很多解释,仍然是难能可贵。人说,胡先生是并世无两之人,确实不虚。

   

   我们看到,胡先生对于苏联和日本问题,结合中国问题, 时有大论高见(我们在此文续篇或可一论)——如,他对于苏俄思潮进入中国之分析即是——而对于苏俄,他是持有两端之顾——也就是说,他看到过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端;但是,也同样坚持苏俄发生论,乃因俄国之专制主义政权和其他国际因素导致之。于是,他的看法和孙文对于苏俄看法多有类同;刚才批评了列宁主义,马上,就又附和之。

   

   ——如,对于日本国家,体制,历史,民主宪政之批判。 他和很多左倾批日派,多持同论;一言蔽之,就是不认可日本民主。这个看法,笔者认为可以商榷。

   

   ——再如,就是他对于中共之看法。他的正统性, 不可能使他认同大公报各个时期左倾之看法。问题尚多,择一而论。抗战时期流行一种章太炎和马相伯赞成的容共抗日说。在此前提下,大公报实行自由主义,派遣范长江访采苏区,就是这个用意,而不是赞成中国实行苏维埃主义。应该说,准确说,是受到类似章太炎一类人容共抗日之主张。如此而已!(以后,范氏因为不想做夜班而被张季鸾斥出。不赘。)

   

   夸大胡先生任用苏区采访者而定义大公报所谓拥共功绩,实属误导。

   

   二,

   

   我们将胡先生整个文集中,关于如何看待共产党之文字,稍加凸现, 以诚一论,是要说明大公报自由主义之宽容——而这个宽容,绝对不是依靠或者仅仅因为张季鸾和胡政之,吴鼎昌,王芸生的明智善思或者独立思想可就;这个举动和内涵时有发生——但其存在,不可以去掉一个偌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孙、段(祺瑞——乃至以后之冯玉祥,阎锡山等公之专制主义政府之)蒋体制之大文化大政治背景——这个背景之存在,是大公报得以存在的基础之基础,核心之核心

   —— 一旦这个基础瓦解,大公报,自然消失——如,现在之所谓大公报,其实只剩下严复所写之报头三字,再无其他——实实在在是名存实亡。

   

   时间跳回到北伐时期。根据胡先生总结,四一二清共背景, 发生于整个北伐时期——也就是,蒋介石对抗军阀的特殊战争时期——而正当北伐军(即“党军”)“占领上海苏常镇江各地,南京四面受敌,鲁军在上游作战,急于三月二十三日撤回,鲁军既去,党军未来,地方无主,秩序大乱,因有二十四日清晨杂军抢劫外人之事,时共党分子,潜伏军队,党方大权,操自左派,蒋介石极感痛苦,故蒋氏由芜下使,二十六日过宁,并未登岸,二十七日午抵沪,命何应钦赴宁办善后,以白崇禧负责江浙军事,经略江北,二十八日入扬州,战局渐移至蚌埠徐州,由津浦而迫近陇海,奉军在豫汴郑之间,防务已固。许昌鄢陵,先后攻克。一面与鲁军取得联系,以巩固皖防为保全鲁豫之大计,战事重心,至是完全系于皖北之争夺,而党军因内部争夺斗,影响军事,不特停顿无进,孙传芳、张宗昌辈且收反攻之功焉。”这里所谓败于孙,张,是因为“内部争斗”,就是国共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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