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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郑义评刘晓波

这算什么忏悔? ——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2008-06-04 15:31:36 作者:郑义

   简介: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从北师大跑到美国,又从美国跑到天安门广场,到处追寻“鲜花与掌声”。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种种丑化笔调——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学生领袖个个都是权欲狂、名利狂,使我这个同样的“八九”参与者惊诧莫名。《末日》所描绘的那个阴暗的“八九”民运,正是刘晓波个人阴暗心理的投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我下地狱,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狱。我是王八蛋,便骂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忏悔不应当说谎。说谎是对忏侮的最根本的否定。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真诚的低说独白,它是人生罪恶中最后一线良知之光。如果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

   编者按:

   本文发表于十五年前,由《中国时报周刊》于1993年9月11日、18日和25日分三期连载。去年夏天,在一次涉及中国民运伦理的大辩论中,一位热心的网友曾辛苦打字将其转换成了电子版,贴于“独立评论”论坛上。

   与本文相关的二人,即本文作者郑义和被其严词批驳的刘晓波,嗣后均先后担任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为现任会长,刘晓波为前任会长。

   本文作者郑义先生坦承,“多年来,我从未提起这篇旧文”,“从未把此文收入我的政论文集,并永远不打算收入”。这是因为:“多年之后,我才看清了自己的无知虚妄,才懂得自己并非上帝的代言人,才为自己的浅薄僭越而深感羞愧。”

   是的,作者今天来了个 UTurn,为自己曾写过此文而深深忏悔,就象刘晓波曾为他参加“六四”而涕泪纵横地向当局忏悔,不旋踵又对该“忏悔”本身表示了忏悔一样,那都是当事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作者忏悔于自己的某篇作品或某类行为是一回事,但企图掩盖、甚至改写历史,尤其是重大事件的历史,则是另一回事。去年,郑义先生以“版权”为由,强烈要求“独立评论”将此文以及有关的评论悉数删除,企图在当局对“六四”制造的“遗忘”之外,再制造出另外一种“遗忘”,一种异议“精英”们共同期待的遗忘。

   今天,在纪念“六四”十九周年之际,为着抢救历史档案,为着给历史学研究提供一部信史史料,本刊特全文转载此文,立此存照,拒绝遗忘。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去鉴别、去思考、去俯览中国异议“精英”们所走过的心路轨迹,并联系到近年来那些总是和刘晓波直接、间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丑恶现象,从而去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时报周刊》原编者按:

   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报导与历史评价,中共官方与海内外民间历来有不同版本。因涉‘六四’流亡在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年来对事件的反省,也由于个人品格、思想深度与立场的不同,而出现针锋相对的评价。

   

   我似乎从末写过批评个人的文章(毛泽东们除外),这次破例批评刘晓波,心里很沉重。起意写这篇文章大约有一年了,那是滞留香港时,《中国时报周刊》刊登了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末日》)一书部分章节,北明同我看了颇有同情。这位“六四”天安门撒退中的大智大勇者,仅因在狱中写了一纸“悔过书”便遭到许多抨击嘲讽,实在有点不人道了。北明还特地写了一文,发表在《开放》月刊(九二年七月号)上,为刘晓波打抱不平:

   “刘晓波在“六四”屠城时承担了历史的责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杀人的枪口前,与戒严部队谈判,并说服学生,组织他们撒离广场。……至于对自己写悔过书一事之忏悔,是他个人的权利,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别人是无权指责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宽容和人道地对待那些曾为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过努力,承受过苦难的人们吗?……专制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铲除自己的反对者,他们有意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叛徒,毁灭英雄。而人民,会永远记住那些为民主理想作出过贡献,付出过代价的人。在人民心目中,高压下的低头也不能抹杀英雄的形象。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将为世人所铭记。”

   但不久,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但我还是宽解地想,不过是他这个人活得有些猥琐,因之观察分析能力从来不够准确罢了,无论如何,还是蹲过秦城监狱的同道,批评文章就免了。不料,刘晓波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诋毁“八九”民运,以今年六月七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转载自《联合报》)上发表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达到新的烈度。我再也无法保持沈默。

   谁在用谎言强奸“六四”

   在《末日》封面,鲜红夺目的一行字便是:“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十分骇人听闻。

   在“引子”中,刘如此写道:

   “‘六四’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中共的残酷引起了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者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来捞稻草、自我贴金的良好时机。各种人,怀着不同的动机,说着各异的谎言,此乃机不可失。政治性谎言、道德性谎言、求生性谎言、官方谎言、精英谎言、民间谎言……。‘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也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末日》十二页)

   说被屠戮者被压迫者的道德性、求生性言论(就算是谎言也罢),比独裁政权残酷的屠杀“更狰狞”,言之重矣!于理似失之于荒谬,于情似失之于偏袒。刘晓波不只一次反复宣喻这个观点:

   “……即左右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层出不穷的谣言。谣言的力量绝不次于任何一个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宣言、演讲。”(《末日》一八七页)

   在这本书中,刘以“谎言”、“谣言”来取代、涵盖“传言”、“传闻”,在文字技巧上有点小小的不道德。现代汉语里,“谎言”与“谣言”主动性极强,说左右运动的是“谣言”、“谎言”,字面后的意思即知识分子、学生领袖欺骗民众,才闹起“动乱”。官方用“谎言”来欺骗,民众领袖也用“谎言”来欺骗,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不要说谁“黑”!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玩这种文字游戏也是不道德的。

   在“八九”民运中,确实“传闻”极多。大量的是正确的,比如在官方每一动作之前,皆有传闻:赵紫阳下台、实行戒严、五将军联名抗议、屯兵故宫人大会堂、决心武力清场、准备大逮捕……。大量的是夸大的,如把万里对民运的同情夸大为在外组织政府,如把各国的抗议夸大为不承认李鹏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如把三十八军上下的同情夸大为同二十七军火并等等,但谁都可看出这是“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传闻也大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一则是“邓小平下台”,搞得省港大游行庆祝、传回天安门广场,也欢呼了好一阵儿。

   不必讳言,在传统的泛道德甚至超道德的伦理规范下,在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思想禁锢下,中国人确实有虚伪、说谎的痼疾。但传闻、“谣言”与之不同,在严密封锁资讯,垄断传媒的极权社会里,民众只有以传闻、“谣言”、“小道儿消息”的形式来传播重大社会信息。这是被剥夺了知情权,没有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的民众的反抗和特殊权利。而且北京人并没滥用这权利,传闻、“谣言”、“小道消息”大多正确或大多大体正确。比如,百姓就没有中共那些弥天大谎:什么学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军队不是来镇压学生的”、“绝不秋后算帐”等等。至于民间失真的“谣言”,大多是口耳相传的变形及操作上无法核实所致。对中共不断制造并用刺刀支持的大量真正的官方谎言不着一词或轻描淡写,而抓住抗衡官方谎言的民间传言之失实(而且,大量的关键的并不失实)大加鞑伐,恐怕有失公允,大约也并非笔误。

   高估屠杀数字不必为愤

   民间把屠城的伤亡估计偏高,也是令刘晓波愤怒不已的又一大罪过。统治者严加掩饰罪行致使情况不明,加之民众的义愤,一般来说,当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于事实。这是各国专制政权大开杀戒之后的通常现象,不是中国人之专利,更不值得过于激动。有义愤,恐怕还是应首先冲刽子手去,然后再指责被屠杀的羔羊没把同类的数字点准。从今而后,如果刽子手掩盖真相,也千万不要自行统计、估计,否则,数字有了出入,你就会比刽子手“更狰狞”。

   (著名古例:《明史》记载,张献忠杀蜀人达“六万万之数”,一眼看去就是史官用“谎言”把农民起义“强奸得人老珠黄”——明朝全国人口亦远不足“六万万之数”!但此数得来不虚:张献忠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故部下多报冒功,合计四路屠杀大军所报之数,实为六万万有奇。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此数以讹传讹,虚假不实;但在古代一般人对户口总数缺乏正确概念的情况下,这一数字传达给人们的是屠杀之酷烈,可与后世中央政府大移民,“湖广填四川”之史实相互印证。这个夸大无比的数字表现了一种更为惊心动魄的本质化的历史真实。)

   关于五一五大游行的两个版本

   在“官方谎言”、“民间谎言”之后,现在谈谈“精英谎言”:《末日》中的谎言。在“八九”民运中,我与刘晓波只有一次相处,那是“五.一五”中国知识界首次大游行。刘晓波是这样描述的:

   ——五月十五日中午刚过,严家其、包遵信、郑义、柯云路、老鬼、徐星、赵瑜等几十人来到广场,他们打着横幅“首都知识界”,每人披着肩带,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并用高喊姓名的方式与群众见面。“严家其!站起来。”严家其站起来向人群致敬。“包遵信!”包遵信站起来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可惜,他们的人太多,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这种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式,白杰明曾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那天,我和赵瑜是总指挥,游行队伍当然不是“几十人”,而是“几十人一的一千多倍——数万人。队伍占满了半条长安街,在上千名纠察队员的奋力开道下浩荡前进。当队首已进入纪念碑西北角时,队尾可能刚刚通过六部口——这些,刘晓波可能没看见,不去说它;但在他所亲历场面的描写中却充满贬斥性的谎言。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早无立足之地,我无法把庞大的队伍全部带入广场,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五?一六声明》,大嗓门赵瑜先手持电喇叭朝北念了一遍,于是南边鼓噪吶喊,只好又朝南念一遍,但热情的民众仍然要再听一遍;再听清楚点!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电喇叭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向远方……那么长的文件,一千五百字!广场上不时爆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一切,刘晓波亲历亲见,但他倾向性极强地只有寥寥十三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对事实进行不公正的剪裁,不知道该不该算谎言。但有把握的是:颠倒事实总该算谎言!——《五?一六声明》念完,我和赵瑜把我们目力所及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叫起来发表即席演讲。书生们都不习惯于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场面讲话,怯场,叫谁谁不起来,只好拉、点名“将军”。我看没有一个人想利用这场合来捞一票,“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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