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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民主的专制”

谬论:“民主的专制”

   ——再议立宪,专制与民主

   

   

   刘自立

   

   

   有作者说,民主制度中也有专制。他说,立宪政体可以消除专制,而民主不能。这是一个荒诞。我们看到,立宪政体在西方几千年时间中每有出现和维持。所有民主前时代的政体都是专制;除去前此希腊之古代民主,例外;后来,尚有希特勒毛泽东极权主义。凡是反对专制走向极权主义,就是既反对民主也反对专制。专制之含义,就是政权独裁,而预留文化精神空间。这个历史,众所周知。从耶稣诞生九百多年以前,即有专制之基督教王国,大卫,所罗门,式巴;亦分以色列和犹大国,也是专制,不是极权——因为上面有神,有耶和华;也是立了“宪”的(圣经是法典)。后来的专制,囊括所有东西罗马,波斯。整个中世纪都是专制。而大宪章,就是英国专制主义时期产物。那时的英国是较为有限的法治,却是法治滥觞之标杆,何来民主?再后来,拿破仑法典,也是后革命时期专制独裁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混合,所谓人民不要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皇权,是也;拿破仑说,在人民面前他是皇帝,在皇帝面前他是人民;亦是也。整个西欧梅特涅时期到俾斯麦时期,基本上是专制,不是民主,更非极权;确是制定法制之大开始,何来民主法制?他们的法律框架也基本上是在这个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时期,建设之,完善之——何来民主政体?东方建制稍有不同。日本之期宪,是反对党入主其中。如,大隈,如阪原,也是民主为之之宪政,而期限前提,是专制,不是极权,不是民主;要争取民主,就是明治维新。中国专制时期,张君劢要共产党员二百入政,也是专制;且其法律就是基本上的专制(训政时期)向后来台湾民主转型之奠基。49年是一个转折,立宪专制民主皆完。以上史实说明,期宪也好,民主也罢,其总愿景,是改变专制,走向民主。所以,民主乃是合法合理立宪之前提;而专制是走向立宪的可能性存在——如,台湾转型的条件:体制外人员选择,自由主义(和政府互动),私有制度传统(未被打破过!),胡适之,雷震之文化法旨和文化道统之继续,等等,都是立宪转型之前提,不是不要和看不见这些前提。故此,整个一部宪政历史,就是专制和反对专制的斗争所为;而民主黄雀在后。这是基本常识。任公之言谓民主不能宪政,是其未能研讨整个宪政历史和民主历史之结果,不足为训也。

   

   专制主义制度之所以产生有限宪政和法制,就是因为他无极权主义改变天道之祸害之野蛮之荒诞。极权主义,是一个消灭文化从而消灭专制的走向——这个说法,在阿伦特的理论中清楚表明。所有反对极权主义者,不会因为反对民主而追求立宪。相反,立宪的过程比较民主,还是五十步之差,并非反过来“用立宪反对民主”。这个争论,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许良应先生和所为用立宪反对民主之派别产生争论并且说服了他们(见许,李慎之信通)之记忆。那个时期的提法是,用威权主义代替民主;用法制代替民主;用新加坡模式代替民主。这个思想课题之所以没有讨论清楚,就是因为直到六四,国人也没有搞清,为什么极权主义,专制主义,都不是立宪的理想状态,唯有民主是也。这个教训现在仍然为人所误(如,邵建等)。这个常识性的课题不解决,谈论宪政和民主就是错误练习曲;练得越多,越惨。民主缺陷问题,自古至今,从未间断。准确说,就古代民主而言,就是他们的多数暴政为之(——但是,多数,仍旧是民主精髓),转变到现代民主后,就加入了托克维尔所言之保护少数;加上,对于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数人头政治)的协调;民主程序,基本上在理论甚至实践上趋于完善。虽然,民主丑闻时有发生,但是,这个缺陷,恰恰不是因为民主不对,而是因为一席民主人士反对民主本质:如,尼克松,如,阿扁,等等。所以,不是民主不可以为宪政取代,而是宪政本身是民主的结果(专制可以立宪,却不能民主),是专制主义各种伟大宪法的改善和完备,而不是说,要民主,不如要宪政——这是一个荒唐的说法。

   

   时下讨论宪政课题,当然不能排除革命和立宪的问题。我们会有较为详细说法。简单而言,宪政和革命,都是专制主义国家政体和文化道统的应有之义:革命,就是对于专制时期(再早之希腊民主时期)法制破坏的回馈: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议会立宪在前,革命在后;革命是为了匡正宪章的违反,而不是创造宪章。十四世纪法国三级会议之所以要改变成为网球场革命,就是要回到十四世纪的某种立宪议会精神中去——再展延为革命(罗伯斯比尔)和专制(法典——拿破仑)——再到民主。这个演进,同样表达在英国革命上。查理延宕和取消议会,罔顾宪政生活,遂有克伦威尔杀戮之;这之后,弑君者辱,人们开始复辟王室,走向宪政,民主,至今。这是一个革命部分。立宪部分亦然。摩西和大卫王,亦有法律;中国之君相制衡,台谏和封驳乃至政教分梳双轨制衡,也是立宪有限精神的表达。这个表达从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宗教的历史书写,一日或可不缺——即便到了明清,亦然。不然,嘉靖何以不杀海瑞?康熙何以朝拜孔庙?都是法制道统和文化的通融。所以,千年世界不是在民主时期造就文化辉煌,而是在专制时期。雅斯倍斯所言几大文化轴心说之耶教,之伊斯兰,之孔孟,皆非民主产物,乃是专制之。这不是十分明显和明确的事情吗?

   

   所以,夸大立宪精神,贬低民主意义,是一个十分晦涩和荒谬的思维。这个思维,既无根据,也无逻辑。可废也。

   

   并且,立宪的追溯和愿景如果陷入一厢情愿而无历史依托性,就会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空想,亦可废也。

   

   

   附录——

   

   

   “民主的专制”是否可能

   

   邵建

   

   四川两位返乡农民工因感冒被赶下车的故事带出了一个有关“民主”的话题。由于他们的感冒被同车人疑为甲流,因此,凌晨时分,当大巴驶入高速公路旁某一服务区时,全车近三十人开始讨论,是否要让这两人继续留在车上。最后,大家举手表决,全数通过让两人立即下车的提议。于是这两位可怜的农民工被强制拖出车外,车子载着其他乘客扬长而去。当然,此一事件有舆论认为“不应套用民主民意”,另有人说此事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一种“伪民主”。

   

   那么,此事是否有关民主,抑或,它到底是真民主还是伪民主,这就要看民主在你心中的定义是什么。由于我个人对民主的回答首先可以精简为三个字“多数决”,因此,我以为该事件无论从民意还是从程序,都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民主。民主事务首先运用在公共政治领域,最常见的民主就是政府选举。所谓选举,通例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如果说这是政治民主,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哲学家杜威在政治民主之外还特别强调生活民主,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此观点甚为杜威弟子胡适所称道,并经由胡适在华语界传扬开来。回到刚才那个事件,那个车厢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形态的公众空间,两位民工被逼下车,难道不是这个空间中的一人一票多数决吗。

   

   当然,我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到此只是一半,下面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它不但是民主,而且还是“民主的专制”。这个概念肯定让人感到刺眼或刺耳,甚至感到逻辑不通。民主不就是反专制的吗,怎么可能也是专制的呢。一个世纪以来,或者《新青年》以来,我们高举“德先生”的大旗,反的就是专制啊。这里,就“民主的专制”这一概念有必要作一个交代。笔者于2009年9月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民主与专制的百年歧途》,该文主要就是甄别《新青年》给我们带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从而试图以民主反专制。该文同时推介梁启超的一个思想,即此文题目中的“民主的专制”,该词直接就来自梁任公。文章发出后,听到不少反对声音,比如,该刊即将推出的批评我的文章就认为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就像说“‘贞洁的淫乱女人’一样地荒唐”。在该文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假民主真专制,怎么会有“民主的专制”呢。

   

   现在,现实生活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民主的专制”的实例,这个实例具有解剖学的意义,它会让我们看见,自梁启超之后,一百年来,无论当时的《新青年》,还是今天的我们,其实都没有弄清专制的真实含义。从批评我的声音中可以看到,所谓专制,就是国家政权只掌握在一个对象手里,比如古代的君主专制,现代的阶级专制或政党专制等。这其实并没有说到专制的点子上。这里我们不妨倾听一下梁启超的声音。他说:“专制者非必限于一人而已,或一人以上或二人以上,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皆谓之专制。”这里,“制”是一种控制他人的权力,“专”则在于这种权力只控制他人但自己却不受任何控制。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代宪政主义者,他给当时中国规划的道路就是虚君立宪,即制定宪法以控制君权,从而打破千年以来的郡县专制。因此在梁那里,专制不是因为权力在皇帝一人那里,而是这个权力不受宪法或法治的制约。据此,梁进一步指出:“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有立宪之名无立宪之实则等于非立宪也)。”

   

   如果不立宪即不受法治制约为专制,那么,即使来自选票的民主,一旦不受法治制约,不也可以是专制的吗。刚才那两位农民工,全车人的投票对他们来说,就是专制,地地道道的专制,而且是民主的专制。因为这种车厢里的民主越出了法治的框架,而法治的要旨即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根据历史,“民主的专制”不但是一个成立的概念,而且个案很多。记得以前读过龙应台一篇文章,介绍东欧某国政治转型后发生的一件与民主有关的事。那是一个小镇,旁边住着吉普赛人。该镇的居民通过投票,议决以后不准吉普赛人从镇上通过。这个议决同样是带有侵权性质的民主专制。如果把眼光往前看,古希腊的民主,通过贝壳表决,可以决定是否将某人驱逐出城邦,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比如苏格拉底)。这种完全没有法律(或投票就是法律)的民主,难道不是专制的民主吗。至于纳粹希特勒,通过选票上台,但上台后的权力,全然没有任何法的制约。因而这种权力在来源上是民主的,在性质上则是专制的。

   

   由此可见,君主可以专制,民主同样可以专制;此正如君主可以立宪,民主当然也可以立宪。立宪是宪政之路的开头,宪政则是根治专制的良方。一百年前,梁启超就给我们开具了这个良方。在他那里,宪政比民主更重要。因为民主不排除专制,但宪政却是专制的死敌。因此,他反对当时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担心革命后的民主不但无以立宪,反而走向专制。历史果然应验,而且连贯到今天。今天,在梁启超的启发下,我们终于可以意识到,民主并非天热具有正义性,尤其当它不受法的制约时。因此,面对今天在宪政(法治)与民主的双向努力上,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宪政比民主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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