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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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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谈话:相约2012
杨恒均2012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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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致富是犯罪,有一种富裕是耻辱!

这是上一次回澳洲听到的故事,虽然感同身受,但毕竟不是亲身经历,所以也就放下了。然而,不知道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还是心灵感应,刚回到大陆才两天不到,电子信箱中竟然有三封来自残疾人写给我的信,其中一位还在Twitter 里给我留言了。他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癌症患者,经过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最近要毕业了,忙于找工作,可是一提起自己曾经是癌症患者,就没戏了。他给我写信,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否帮到他。我只能客气的回信劝慰他。我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也许我可以写一下澳洲的小故事?如果没有收到他们三位的来信,我本来可以写得很顺畅,可是,看了他们的信,我反而不知道是否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因为这个在澳洲根本不算什么事的故事,听在我同胞的耳中,不但对他们没有帮助,甚至会增加他们的伤感。我不想大伙像何院士那样喊出: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我也不想另外一批人冲我叫嚷:老杨头挟洋自重……

   
   
   
   今天打开互联网,看到一则来自博客的新闻: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张在元病危期间遭校方解聘,将独自面对医疗和生活费用……网友们一如既往地义愤填膺。我打开信箱,果然,又有几位读者给我发来了“命题作文”:杨老师,你应该呼吁一下;老杨,你想见死不救?老杨头,你现在离民众越来越远了!……
   
   
   
   回顾一下最近的博文,看上去确实有脱离民众之嫌,好像一直在高谈阔论民主、法治和自由,然而,自己不懂得追求民主、法治和自由的人,谁又能够真正帮到他们?算了,不讲大道理,我还是讲故事吧。
   
   
   

没想到,在澳洲当残疾人这么幸运

   
   
   
   朋友是新移民澳洲的大陆人,刚到一澳洲公司上班不久。有一天说起她所在公司雇佣了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工作人员,我们谈了起来。我知道按照这些国家的一些规定(或者不成文的规定),雇用工作人员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聘用一些“身体不方便”(西方对“残疾人”的叫法)的人,政府会在税收等各方面给雇用这些人员的公司优惠。朋友说,国家对公司有什么优惠她不清楚,但公司雇佣这位智力有缺陷的澳洲人只需出一半工资是事实——
   
   
   
   只出一半工资?那不是歧视?我打断她问。
   
   
   
   另外一半由政府福利部门出。朋友告诉我。
   
   
   
   这倒是我第一次听说,朋友又说,对于公司,损失并不大,反正我们公司也需要一位负责收发信件的专职人员,这位智力有问题的雇员虽然和常人不一样,但生活还可以自理,收发信件,以及交办的事情也基本可以完成。
   
   
   
   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但并没有结束。朋友意犹未尽,对我说,一开始和一位“弱智”一起工作,以为会不习惯,可是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位需要照顾的人在公司工作,全体上下都对他小心呵护,弄得很温馨的,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士气。
   
   
   
   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他工作能胜任吗?总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
   
   
   
   她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就是有大的区别,也被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填平了。不过,有一次,公司收到一个快递到楼下的箱子,他搬上来了。第二天他说腰有些疼,公司领导很紧张,问长问短,可能还给他父母打了电话。但他最后说没事了,大家也就不再议论。可当天下午,澳洲政府福利署就派了两个公务员到公司来,他们对那位雇员进行了简单的检查,随后交代公司老板:今后超过一定重量的箱子,不能让他搬!
   
   
   
   朋友学社会福利署官员的口气,听得我心头一颤,因为这口气太霸道,在我的国家,只有警察才会用这种口气,而在这里,竟然是命令一个公司的老板如何善待一位残疾员工!
   
   
   
   我正在想这事,朋友又说了一件事,这位智力有缺陷的员工毕竟还是脑袋里缺了一根弦,例如,他为了错开上班高峰期,竟然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公司。当然公司也有和他一样赶早上班的员工,但并不像他一样每天都提前一个小时。这件事又被公司知道了,报告了政府福利部门。结果政府竟然又派了两个公务员来到公司,两位公务员好像秘密警察一样,把公司检查了一遍(检查这里的环境和所有设备是否对一位孤身的残疾人造成威胁)。检查完毕,可能没发现什么隐患,于是开始做他的工作,循循善诱地告诉他,不用那么早上班,这里早上没有人,要是身体突然不舒服,没有人帮助你,怎么办?上班准时就可以了,如果真迟到了,请一个假就可以了……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可我却意犹未尽。其实,这只是一个在澳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事件,如果我把它当故事到处讲的话,人家一定会认为我是弱智。可就是这么一个“弱智”的故事,却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并莫名的感动。
   
   
   
   当然,如果你细心的话,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关于澳洲公司如何雇用残疾人的,而是两个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如何就这样一个普通的故事进行交流,那表情、那语气,以及那种心情——才真正够得上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的高潮也不是出现在故事中,而是出现在故事结束后的几分钟,当那位讲故事的朋友突然叹息了一声,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在澳洲当残疾人这么幸运……
   
   
   

我在国外最屈辱的一次经历……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在美国很风光的一段日子(《我曾经是最牛逼的愤青 》),但我一定没有告诉你我遭受的种种曲折,甚至屈辱吧?现在告诉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小事。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底,我们有一个活动,到佛及利亚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参观最先经的航空母舰和洛杉矶型核子潜艇。参访后我和一位美国的律师(我一直怀疑他为中情局做事)以及日本防卫厅情报处的日本人一起聊天,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危机,黄金升值。我顺口说,真的啊,太好了,我有十几两黄金……
   
   
   
   我的话音刚落,他们两位就同时住嘴,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又看向我,那眼神——就是再不敏感的人,也应该看出是混杂着惊讶、不解和鄙视的,何况是敏锐如我?
   
   
   
   我能够感觉他们为什么听说我买了十几两黄金的时候面露鄙视,但直到后来,我和那位日本朋友更熟了之后,才得到了证实。作为一名爱国的愤青,我在其他方面都能够为中国据理力争,努力做到和这些比我年纪大不少的美国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但我却无法提高中国的人均GDP,也不能改变中国人在他们面前穷困潦倒的印象。这些是不争的事实。你穷了,再怎么吹牛,再怎么愤怒,人家还是看不起你。
   
   
   
   所以,我的自尊心让我在他们面前时不能显出穷酸相,也是当时我认为自己爱国的一种表现。而这一点对于我却并不困难。和绝大多数大陆出来的中国人不同的是,在我到美国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被政府派到香港的中资公司工作,领导考虑到我年轻人花钱厉害,好像给我的工资标准一直是按照香港人给的。记得大陆工资只有几百元的时候,我就拿到一万多元一个月了(又不必像香港人一样买房子),所以,那些年下来,我就有了一些积蓄。这些积蓄让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可以“耀武扬威”,为国争光,例如那个日本防卫厅的情报官买什么车,我就买比他好一点的……
   
   
   
   可是,我却没有意识到,在刚刚互相认识的前几个月,他们是对我有看法的,毕竟我比他们年轻很多,才三十出头,又是从人均GDP 和非洲大多国家例如安哥拉一个级别的中国大陆过来的公务员。在美国和日本,这个年纪和级别的公务员,生活是相对比较穷的。
   
   
   
   他们的怀疑终于在黄金那件事上暴露出来,十几两黄金并没有多少钱,可是,买来作为备用的投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后来,当我多次和他们沟通后,他们总算明白了,原来我算是大陆公务员里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我拿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香港)的工资。
   
   
   
   后来,那位日本情报官和一位台湾人都直言不讳的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向他们解释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是大陆出来的贪官污吏的。他们说,中国大陆的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说来惭愧,毕业之后我一直在涉外单位工作,仿佛是一个象牙塔,还真对中国的现实不太了解,他们口中的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竟然把我也误认为是贪官污吏,让我很吃惊。后来,当我不在总是自以为代表中国像一个好斗的公鸡向全世界叫板的时候,当我更多地关注中国民众的情况的时候,当我一想到那次人家鄙视我的眼光,我的脸,还会发烫发红……
   
   
   
   其实,和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遇到过很多不愉快,例如歧视、不公,白手起家的艰难,以及不能习惯外国生活等等,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反而是那件不起眼的小事——那种蔑视我也顺带蔑视了我的国家的眼神,让我至今感觉到如此的屈辱。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有一种“富裕”,不但让你脸上无光,甚至会让你的国家蒙受屈辱。
   
   
   

致富光荣,但有一种“富裕”却让中国蒙羞!

   
   
   
   两个故事都讲完了,我顺手写来,不知道你是否清楚我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故事为何放在同一篇文章里?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根本无法和澳大利亚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家讨论到中国的残疾人以及武大教授生病的事时,我讲澳洲残疾人如何得到妥善的照顾是不太恰当的,甚至像有些我的晚辈愤青们所指责的:老杨头别有用心。
   
   
   
   可是,我们也确实看到或者感觉到:中国强大了。我们不但有核子武器,还有航天火箭,我们的军威无人能敌,我们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这都是好现象,但如果“好现象”始终无法显示在人均GDP上,或者普通老百姓只是在国家强大的光环下“被富裕”了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
   
   
   
   每次回国和中国的一群精英在一起,都让我跌破眼镜,他们左看右看,总是觉得西方低估了我们的人均GDP,你看,我们生活得像非洲人吗?中国像安哥拉吗?他们却从来不从另外一个角度算一笔帐:当人均GDP不变的时候,你的富裕就是他人的穷困;国家的强大,就是老百姓的弱小。
   
   
   
   前一段时间武汉大学还出了一个新闻,副校长等一帮人贪污腐败、收受贿赂,据说金额巨大,所以不能不动了。我倒想请大家算一笔帐:那次贪污腐败中流失的纳税人的钱能否维持一个垂死教授的医疗费用?
   
   
   
   显然是绰绰有余的。那么,我再问你:武汉大学有几个教授得了这种张在元先生那种怪病,需要那么多钱维系生命?当然不会太多,应该不会有第二个吧。而如果我再追问一句:武汉大学只有被抓的副校长是贪污犯吗?只有他贪污了纳税人和国家的钱吗?我想,你都不屑于回答我的问题吧,你笑了。因为我们谁都清楚一个真理:现在几乎是无官不贪!
   
   
   
   举上面的例子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武汉大学按照合同解雇那位生病的教授也许不违反法律,但当我们民众心里都知道国家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却一再被武大副校长这种人贪污腐败了,同时却眼睁睁地看着一位知名的老教授因为生病被解雇也许最终将落得无钱治疗的时候——网友们能不愤怒吗?
   
   
   
   一个国家要强大,总要有人先富起来,可是总不能一直靠巧取豪夺、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吧?我们一直在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没有人情味,可是你到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澳洲去看一下,看一下人家的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看一下有多少人无钱看病?我们以前集中几亿人一起攻击的那些邪恶现象,想不到今天竟然一古脑地跑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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