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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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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

这个题目本来不应该由我来写,怎奈等了这么久,也没有看到该写的人出手。文革时期思想活跃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经常上网的并不多;而目前活跃在网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又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文革那一代面对互联网时的感觉:有点熟悉,有点陌生;而对现在的年轻人说起文革:全盘否定,又或者一无所知。
   
   
   
   十年文革结束的时候我才十岁,和我到今年为止的十年网龄刚好一样长。正如文革十年对于我来说是懵懵懂懂的,十年的互联网经历,也几乎是浅尝辄止。但既然到今天还是没有看到类似的题目,我也就勉为其难,权当抛砖引玉。但敝屣自珍,所以,愿意作为2009年终重文推荐给读者,希望大家一起思考。

   
   
   

共和国前后30年的历史是如何重复自己的?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历史一般是在一个更加高的层次上重复。随着科学技术、人文哲学特别是人自身的觉醒和进步,重复的周期有越来越短的趋势。
   
   
   
   以前,地球上的改朝换姓动不动就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但近两百年的历史显示:历史循环重复的周期在缩短。最近有网友讽刺我为“文学中年”,本人将以极大的荣誉感,像当初接受挖苦我的绰号“民主小贩”一样,接下这一顶“文学桂冠”。下面就以“文学中年”的心态先抛出我最近感悟到的一个历史重复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我在思考建国60周年的时候,看到大家都把建国60年分成前30年(1949-1979)和后30年(1979-2009)时观察到的。我发现,中国后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前30年的历史在一个更高层级上的重复——或者用通俗的说法:折腾。
   
   
   
   1949和1979这两个年头是建国后两个30年的开始,而这两个年份之后共和国的相似之处不用多加笔墨了:万众期待,政治相对宽容,思想比较开放,知识分子像迎来了第二春一样活跃了一阵子,百废待兴的经济开始恢复……中间虽然有些曲折,但结束的征兆最终分别出现在八年后的1957和1987: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面一个我老爸受冲击,后面一个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亲历)……
   
   
   
   接下来的三年里,发生了类似的拉锯战的抗争,尤其表现在思想和宣传领域,结果造成了下一个惊人的历史重复: 1959年,成为共和国历史上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1989年则成为后30年中发生了较大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年份,而且,这两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都仍然是共和国的秘密。这两年,也因此而成为历史分水岭。
   
   
   
   翻过了分水岭后的几年里,在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领导人领导下开始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经济有所恢复,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政治体制改革则基本原封不动,接下来,就发生了我今天要讨论的两个十年:文革十年和互联网十年。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和对大多数来说将近十个年头的互联网,从文革的“大鸣大放”、“大民主”,到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网络维权与网络民主,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更深层的思潮与思想层面上,这两个十年,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历史竟然在我们有生之年里,在我们眼皮底下下如此循环和重复,而我们却不写一篇文章评论一番,实在不应该啊……
   
   
   

互联网十年与文革十年的惊人相似之处

   
   
   
   十年文革是建国六十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鸣大放”、“大民主”的时期,当时是以青年学生(甚至很多高中生)为主,知识分子中大部分已经从1957年的反右中吸取了教训,少部分没有吸取教训的从一开始就被打倒在地了。
   
   
   
   互联网十年里,也是以清一色的青年人为主,在虚拟的空间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这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一边从文革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打骨子里认同了沉默是金的理念;一边从改革开放中收获真金白银,忙于改善自己的生活,从物质和精神上都向官员靠拢。结果,青年人主导思考和言论成为十年文革和十年互联网最大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彰显了我们民族的困境:急需知识分子们启蒙和引导青年的时候,思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子竟然落在了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的肩膀上。
   
   
   
   把两个十年放一起谈论,碰上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对文革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朋友,他们会指责我怎么会把“十年动乱”与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互联网相提并论?对于这些朋友,我想弱弱地说一句:你知道互联网在多少掌权者眼里,几乎是和文革一样的“动乱”和“混乱”吗?你知道他们要加强管理互联网的“理论基础”就是不能让互联网沦落成虚拟的“十年文革”吗?
   
   
   
   我得承认,在这几年集中阅读了文革的手抄本、大字报、(给国家领导人的)上书、当时的内部印刷和后来的回忆录之后,我倾向认为文革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大革文化的命”的文革,另外一个是青年人利用相对开放的有限的空间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的文革。
   
   
   
   在刚刚弃戎从笔时,我以一棒子打死人的方法(其实也是官方灌输的结果),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对文革中推出了各种思潮和观点的年轻人一概否定,甚至冷嘲热讽,现在,我借这篇文章的一角,向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道歉,并向那些利用有限的空间争取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青年人致敬。他们身上被时代和统治者打上了 烙印,但那不是他们的错;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因为独立思考和对“真理”的执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十年文革中被当局处死的青年思想者,比互联网因言获罪的总数大概还多好几倍!
   
   
   
   也许有人会说,互联网是很自由的,网民不受操控,是真正的独立思考;而文革只是当局操纵下的“独立思想”和“言论自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说,他们不管如何“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前提是不能反对毛主席和他亲手缔造的体制。
   
   
   
   这话说对了一半,言者对文革中青年人的思想局限性没有说错,然而,却高估了当今“互联网”的独立性。你以为目前你亲历的互联网就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平台?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网民来说,互联网上的“局限性”并不比文革时候那种自上而下的控制要小,文革中很多大字报和上书,只有中央下令才能定性,当今互联网言论则是层层官员都有“把关权”。也许有一个相同之处:现在网民和当时的文革思想者一样,都认为他们是在百分之百地“独立思考”与“自由言说”。
   
   
   
   两者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无论是文革中利用大字报、上书、手抄本、内部出版物,还是当今网民在虚拟空间的众声喧哗,都并不是社会的“主流”,主流始终控制在政府手里。例如,文革中的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发表那些青年思想者的思想,而当今互联网上的异端思想,仍然被主流媒体排斥在外。
   
   
   
   然而,从林彪坠机到四五运动,文革中少数思想者的思想终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注意,就在这些“异端”即将侵入“主流”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开始了。3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情形好像也在发生。经过过去十年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即将让互联网从一个少数人使用的平台变成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大众媒体”的判断标准好像是占总人口的20%,电视、报纸和电台都是“大众媒体”,互联网一直还称不上),这就是说,互联网上“少数人”的自由言说,将会成为大众媒体的一部分,卷入越来越多的民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开始担心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上的自由言说会结束?历史又在重演?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找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的相同之处,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然而,最大的相同之处应该不只是在形式上,而是在于青年思考者们的思想。
   
   
   

我们的问题他们早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们还在摸索

   
   
   
   当我把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相提并论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从活跃在这两个舞台上的青年人对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借助各自时代的平台的自由言说和行动。我对文革的各种思潮和思想并不陌生,早就从冯崇义、杨小凯、朱学勤、印红标、徐友渔、胡平、陈子明等老师那里吸取了很多,但直到最近在我关注走过了十年之路的互联网的命运的时候,我才直接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而当我一旦把这两个前后相差30年的青年们的思想和言论做一比较的时候,我是悲喜交加的。
   
   
   
   喜的是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文革中比我们学历低很多、年纪小很多的红卫兵、左派、造反派和知识青年们早就给出了答案;悲的是三十年前我们一度鄙视的青年们提出的有关政治、社会和思想领域的问题,我们至今还在互联网上吵闹不休、莫衷一是,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历史难道竟然在同一个层次重复?即便我们有了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物质生活也大大提高,精神生活也愈益丰富,可我们还得在历史循环中苦苦挣扎。在自由言说和独立思考上,我们至今甚至还无法把三、四十年前文革中的青年思考者抛在后面。
   
   
   
   我们当今在寻求答案的问题,那时的青年思考者们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例如,农民工的地位?看看遇罗克的文章就明白了,那应该是最早的中国特色的民间版的人权宣言。反对利益集团和特权阶级,要求公平合理与“还权于民”,听听扬曦光(原名扬小凯)40多年前在《中国向何处去》中说的: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比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现在有些网友认为自己很会恶搞,很能讽刺,经常能够人肉一些官员,并让他们下不了台,他们一定没有见过文革的场面,你恶搞官员,能够像文革中把国家主席王光美都弄到台上,戴上乒乓球项链?痛斥她在洗手间使用的那些高级毛巾?你人肉那些允许你人肉的级别低到不值一提的周久耕们,能够和文革中的红卫兵冲进陈良宇们那个级别的高级领导人的家里查抄黄金和字画相比?
   
   
   
   如果现在把文革中有些反腐败反特权的大字报和手抄本打印出来,换几个当今领导人的名字,把“特权阶层”换成“利益集团”,放到互联网上,说真话,那理论水平,那遣词造句,那情真意切,那义愤填膺,现在的网络写手还真没有几个可以相匹敌的。现在有人谴责激烈言论、不讲道理的文体的时候,动不动就说你在搞文革,使用文革语言,注意:他们说的主要是文革时期主流报纸上的文革。当时存在于青年思考者之中的非主流思想,并不让现在的人那么反感。
   
   
   
   文革中民众走得很远,同样走得很远的是他们中那批思想者对制度、特权、官僚、腐败等的思考。
   
   
   
   文革是一个“解放思想”和“怀疑一切”的年代——当然不能怀疑毛泽东思想和他建立的制度。文革的大民主,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的民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林彪讲话,196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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