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中国不是此中国

   刘自立

   "在一片称颂中，只有孟德斯鸠发出了刺耳之声。他与黄嘉略交谈，从中国的宗教、语言到风俗，不过他最关心的仍是中国的政府----它是欧洲所想像的那样文明、高效吗？孟德斯鸠没有探寻到一个灿烂的中国，反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统治者拥有无上的权力，同时拥有了神权与世俗权力，皇帝也是文人的领袖。所有管辖下的人与物，都暴露在一个暴君的反覆无常的不受节制的任性的面前。」孟德斯鸠的结论与马可*波罗的描述，拼贴成一个真正的中国形象。在它辉煌的背后，隐藏一种巨大的黑暗力量。这个黑暗力量彻底漠视人的生命、尊严，而表面的辉煌经常建立在这黑暗力量之上。三个世纪以来，距离已消亡，信息迅速流通，但对中国的理解，仍在这模式之下。三十年前，尼克逊（尼克松、尼克森）与基辛格崇拜于毛泽东无上的权力，汉学家们赞颂文化大革命的纯洁与辉煌。而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模式的成功，它或许真的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制度。但这种中国模式，不过是建立在对普通人的残酷剥夺，对不同声音的成功压制，对于环境与资源的无节制透支，任何一件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正常国家，都将演化成惊人的动荡，招致激烈抗争。中国模式的真正核心是，它可以暂时压制住所有这些愤怒、悲剧与狂躁，直到有一天当阀门失灵时，之前所有的奇迹都消失，它变成一场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控制的混乱。而当混乱耗尽生命和精力之后，一切再度恢复秩序，中国人罕见的勤奋与实用精神，将再度创造另一个中国模式。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我们所经历的不正是这样的过程吗？"（许知远《孟德斯鸠与中国模式》）

   上文忽略的基本问题是，彼中国，不是此中国。一般而言的封建中国，其实就是秦始皇郡县制度的专制中国而反了封建（他同样没有日本削藩置县的民主自治）。孟德斯鸠所谓帝师合一制度，确实造成中国明清以来日益没落，走向马克斯.韦伯等学人所谓由"儒学导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韦伯少数关于儒道学说的伟论；因为他不但学理上说得通，而且中国实践，亦证明之。但是，即便如此，这里还是被偷换了一个重要概念：历史中国之专制主义体制和现在中国之极权主义体制（李慎之先生谓之后极权），尚有天地之别。这个常识在很多49年以前中国历史学家言论中，就有阐述。把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君相制衡，封驳，台谏甚至政教平行说，简单说成是一古脑毛泽东体制，实为大谬。本短文不适引用钱穆，吕思勉，孟森，陈寅恪等人的前证，只需说出一个基本概念，就可以论证孟德斯鸠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是毛/猫模式。这个证明就是，孟德斯鸠所谓权利三立之说，对于乃至清朝的康熙而言，也多少具备一点雏形和试探。康熙不是用其满人之萨满教，来镇压和取代儒教，而是对孔庙中人三叩九拜，施行道统皈依和正统继承。这说明了起码在道统和正统上，其继承历史学统的可能性和文化性。这是共产党政权反对历史正统和历史道统的反其道而先行之之榜样和典范（共产党是要消灭前人文化，反对封资修----就是古往今来一切文化）。这类做法，在历史政权转换关头，都没有非议----而对于极权和萌芽之极权如洪秀全等人，却恰好是反过来说法；他们是中国正统文化的消灭者。毛反对曾国藩，支持洪秀全，前此支持朱元璋，都是因为"洪武废相于后"（"建武罢相于前"）之毛废黜一切论作祟。所以，其间的争论，就是是不是施行有限的权利制衡制度，为政治制度的唯一考核。这个制衡制度的结果，正如西人如约翰.穆勒所谓的中国文化历史停滞之论。换言之，再好的君相制衡制度，也会因为其非常脆弱而被人治取代，变成司礼监批红一类宠幸权贵掌权之现实，之历史。但是，这个现象不能取代中国历史上每每造成的专制中开明成分统治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常态。也就是我们所言，专制主义政治前提，并不否定政治进退和文化可塑性，儒道进退之可塑性和佛家迻汉之汉胡融产生的巨大文化更新，都在此包容之中。这个看法，表达了人们唐代"关中本位"突破后，汉胡摩宕之漫长过程中。所有历史细节，并不因为中国专制主义政权的存在而导致文化精神之虚无主义立场----这个非虚无主义立场，形成的中华道统，正好是国人思考结构和解构与之的一个契机。而孟德斯鸠所谓的"統治者擁有無上的權力，同時擁有了神權與世俗權力，皇帝也是文人的領袖。所有管轄下的人與物，都暴露在一個暴君的反覆無常的不受節制的任性的面前"，从整体上说没有失误；其失误，在于他没有像中国历史学家那样，对待细节，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而这个细节，形成全部中国历史。对于这个长时段历史的解读，也并不如孟德所言；神秀，宗咯巴对于世俗政权的态度，就有胡适之引用的"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之神、俗分梳局面。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教史的常识。

   至于西方道统和正统的关系问题，也可以从定位西方中世纪概念，这个起点开始。孟德斯鸠关于英国应该存在暴民阶级（他说是"第四阶级"）之说，就是响应中世纪阶级分梳以来的某种自由观念，如，基尔特主义，自由市，自由民，贸易自由，军队自由化，普选自由化等等。英国法国革命以前之西方专制主义政治社会生态，正是这种自由化开始滥觞之表现。简略而言，所以有民主宪政，并非完全取决于民主之后，其实是旧制度和大革命关系的间性架构所致。这也就是说，西方神、俗政治的分梳，也不是来源于任何民主后时期，而是在此之前。这个历史比对的必要性，在于回到对于中国课题之考量上来。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形态，同样不能给予民主前一无是处之定位，之地位。人们混淆专制和极权的惯性思维，使得他们混淆了这个基本的概念区分----极权主义是荒诞和虚无的短时间现象（如，希特勒，如，毛），而专制主义，则在几千年的文化和社会生存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问题的提法是，人们（尤其是西方文明）一旦走到自由主义开始发轫的民主政治学说，他们就会对于专制形成普世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也因为他们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幼稚和鲁莽，一度导致反对专制而走向极权之路。这些话，我们多次言及----如，毛，打倒蒋介石（专制），奴役全中国（极权）。所以，一句话，将毛以来之中国模式引向老孟批判之专制主义中国模式，实在是一个错误。凡是反对传统文化者，往往就是极权主义文化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吹鼓手。正如阿伦特批判所言，当现代派和犹太人对于专制文化、传统文化说"不"的时候----只要提起文化，我就拔出手枪----于是，在这个反专制旗号下，纳粹极权主义就要登台了。（见其《极权主义起源》）

   《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