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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宪章》一周年批判----兼议《七七宪章》和"党内民主"

《08宪章》一周年批判

   ----兼议《七七宪章》和"党内民主"

   

   

   

   刘自立

   

   

   一

   

   

   专制主义历史在政治学说史上产生和极权主义截然不同的人权和自由诉求;虽然,这个该死的专制主义往往因为自身的邪恶,导致改革,导致革命甚至导致极权(毛代蒋,列宁代克伦斯基等等)----而极权主义,彻底改变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学的概念,包括宪章主义概念和民主自由概念,使之在一个短暂时期荡然无存和出现历史虚无和遗忘之症状。这个二十世纪的发明,虽然荒诞和残暴,但是它提供的某些价值和理论混乱,一直以来左右着毛国、这个唯一荒诞的国度,使之既违背自身的传统,更无知于普世价值。其中,建设自由之基本前提何在?这样一个常识问题,在这里就基本无知无解。

   

   自由主义何谓?其实是英国宪章主义的一个自然延续。这个宪章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要害和关键何谓?就是圣经里所谓要搭起人类之"棚"的物质载体(见梅列日柯夫斯基《路德与卡尔文》);也就是施行自由和宪章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几乎是唯一的要素就是,认可自由是一种不单建立在自由意志上的、可施行措施和政策。这些所谓的政策,又来源于其政治经济之载体,如,欧洲中世纪之自由市、汉撒同盟等享受的贸易自由,关税自主,选举权利,军队自持等等。这些东西的产生乃是自由主义产生之前提,不是自由在前,而是自由在后----这牵涉到基本的自由主义估价;(争取自由,当然是更早的发轫),而并非将其等同于自由。

   

   自由意志,可以在地狱里,囚笼里,柏林墙里驰骋想象觉悟;自由主义,不行;因为这是官方和人民知识分子之间的优良互动。这个互动可以产生希腊民主,也可以存身于中世纪乃至以后之现代社会,唯独不能存身于极权主义之政权----而自中国二十世纪末叶,李慎之先生等人鼓吹自由主义以来,此问题根本不得要领----这个基本解释,来自日本学者福泽渝佶和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而福泽,来自斯密。(见亚当.斯密《原富》/福泽渝佶《文明概论》/刘自立《自由、自由民、自由市和自由宪章》

   原载《北京之春》)

   

   资料载,"11世纪末,城市法开始进入法典化时期。为适应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调整和规范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关系,西欧各城市国家先后进行了法典编纂。如意大利的《毕士托瓦城市法典》(11世纪)、《比萨城市法典》(13世纪)、《米兰城市法典》(13世纪)、《罗马城市法典》(15世纪)等。法国制定的《巴黎城市法典》在众多城市法中影响较大,特别是13世纪以后,随着法国王权的增强,巴黎议会成为最高法院------巴列门法院,所有法国北部各省案件均可上诉于此,这也使《巴黎城市法典》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明显得到加强。

   

   "此外,西班牙于1279年制定的《多托沙城市法典》。

   

   "德国于13世纪末制定的《萨克森城市管辖法》,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和权威。

   

   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法又进入同盟化时期,涌现出不少城市同盟法。城市同盟法主要是欧洲各商业城市为保证共同的贸易权益,协调和规范相互关系而采取的法律措施,这些法律措施构成城市同盟法,对参加同盟的城市均有约束力。

   

   "最著名的城市同盟为13世纪至15世纪在德意志北部形成的"汉萨同盟",也被称为'商人公会',该同盟曾对北欧商业与军事方面有过重要影响,14世纪时有160多个城市加入,制定过《汉萨海上规则》。

   

   "此外,还有'莱茵城市同盟'、'士瓦本城市同盟'等。

   

   "城市法、商法与海商法是伴随中世纪城市兴起,商业和海上发展而形成的三支特殊法律体系,体现了新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要求,是近代资本主义民商法的重要渊源。

   

   "城市法是一种地域性很强的特别法,以特许状、行会章程和城市权力机关立法为主要法源,15世纪后,随主权国家的逐渐形成失去独立的存在条件而融入其他法律之中。商法与海商法是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法律,以商事习惯和判例为主要法源,经历了从共同商法到国家商法的发展历程。

   "

   

   这是自由主义之第一要点。

   

   第二要点是,自由主义起源,本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权限得到认可的各阶级划一权限之表述(在英国,含暴民第四阶级(孟德斯鸠语))。这是宪政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常识。用最为粗浅的话说,宪章、宪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的阶级平等和无阶级优先制宪的可能性之存在。这个论题,早在马克思以前之伟大孟德斯鸠学说里,业已明白阐述。可是,马克思无产阶级优先制宪说,大大反动和倒退于之,且出现以此虚构狂妄前提为前提之某种民主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虽然前联马克思,后联普世说,但是,从其根本而言,它,还是皈依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学说,只是凸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测重点之异:一个敦促竞争,一个敦促公正、平等。

   

   但是,"无产阶级"优先说,在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民主义中皆无此说法。这个制宪特点本身,其实就是十一世纪英国大宪章之阶级属性所赖以体现的阶级平等立法说。这个立法说,在人们熟悉的皇权,教权和贵族权限里产生博弈。这个博弈的前提,一如自由主义的阶级独立性所呈现的多元化一样,不是以以后极权主义单一政治存在为前提而发生(其实是根本不能发生)之立宪运动,却是刚好相反,他启动各阶级平等立法。用最为玩笑之语言诉之,宪政就是几个孩子的游戏。几个孩子要公认他们之间制定的游戏规则。任何一个孩子不能拒绝其他孩子的参与权。谁违背之就是自动退出游戏----而极权主义之所以迥异于之,就是制定一个孩子自身全能全方位全控制其制定和参与权。这就是苏联斯大林宪法和毛式民主的核心。这个核心违背中国和西方几千年来的,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之传统。所以,产生第三种宪章内涵之探索。

   

   这个探索源于宪章、宪政宗教之来源和民主之来源的双向确定。这个确定,在意义上的毋庸置疑和无须证明说,产生于一种和人类价值吻合的非人文主义确定。也就是说,人文主义中一切归结到逻辑和实用推导的理性认知,在宗教前提里都是无法确认的;人文主义之人为中心论,不符合宗教教义。这是宗教普世价值和人文普世价值之间张力和对峙的刚性空间。从这个空间里,产生近代西方国家和宗教威权的抗衡。换言之,国家政治权力,人文主义个体要素和宗教神性中心论,上帝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加尔文排斥异端主义、路德绝对个体主义之间,出现世纪大辩论。宗教集体主义原则受到空前挑战而陷入被动挨打局面。无神论、无人权、无人性革命,籍此发生,影响盖及世界;迄今未能截止----他只是改变成为极端主义和元教旨主义之其他形式。于是,马基雅弗利主义成为国家至上,宗教相对主义和人权人类化、君主化象征之开始。阿伦特所谓法国人权之诉诸于人的理论,大大削弱了神政论和人权诉求的本质说----因为和康德之律有悖,而发生新的质疑点;从人类前提出发而由人类自身制定道德准则和人权宣誓之文本,成为神灭论之一种----而这个东西,被后来人福柯叫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就是纳粹可以道德,红卫兵亦然。这样,上帝和摩西之统序开始解构。

   

   在另外一个方面,国家主导主义开始此改变的第三个进程----第二个进程,就是人文主义代替神圣论----这个国家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个体主义产生的反动;自然更加远离神圣主义。于是,在此国家至上、道德乖戾、人权枉顾之马基雅弗利主义影响下,极权主义国家论避开个体主义传统和宗教裁判原则,发明一个人类超人,用所谓个体魅力说,将西方一切之传统打翻和消灭。一切对于专制主义文化( 含民主文化)之批判,打出现代派和浪漫主义旗号,大肆施行无理性存在主义学说,使得原有秩序论和财产说,面临极大危机和威胁----而果然失败和倒塌于极权主义政治之下。好歹,这个倒塌,只是西方传统解构说在实际上的短暂挫折。西方学人很快意识到,这种解构,只能在结构范畴里文质彬彬地而不是为非作歹地施行之;且到了解构主义式微以后,几乎生活之树常青的说法,还是回到传统和常识。但是,这一切,都经过了所谓的证伪和实验。

   

   他们的实验,就是不准违背基本的政治学多元化和政教同在和分职之说。这是他们施行宪章宪政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既包含在大宪章里,也包含在城邦制里,甚至包含在英国革命前的议会唯此为大;法国十六世纪第三等级入议会和德国(普鲁士,奥地利)实行准地方自治的选帝侯制度----"1356年查理四世在梅斯召开了又一次帝国议会,这次大会上查理四世颁布了《黄金诏书》,诏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1、明确皇帝由七大选侯选举产生,皇位虚悬时由萨克森公爵和莱茵宫廷伯爵摄政;2、各选侯拥有自己领地内的关税和铸币权、矿山开采和贩卖食盐权等(在此之前,这些权限在皇帝和选侯间不明确),禁止封建主结盟反对自己的封君,禁止城市结盟反对诸侯,冒犯选侯被视为叛逆罪。选侯实际上在松散的邦联框架之内拥有了自己领地内的专制君主权力。此外,诏书回避了教皇和教廷在皇帝选举时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剥夺了教皇的权力"----在《黄金诏书》这样的文件中悉数记载。于是,地方郡县式,藩镇式和诸侯国式不同形式之东,西民族国家政权组合,成为封建极权一统之反拨。

   

   各种中世纪行会组织和市民组织应运而生,使得人民自由取得实质意义和可能性。其中,"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实行完全的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者对所在地的条件及环境感到不满意,便会全校搬到其他地方继续办学。教者可以自由的讲授,学生可自由的研究,允许大学师生结社、罢课、罢教,自由安排课程、聘请教师或享有迁移权、行乞权、免纳捐税、平时免受兵役和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几乎不受君主的干涉。"

   

   "教会、世俗君主与独立自治城市的三足鼎立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如果说,教会统治的是人的信仰,封建领主管辖的是人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大学的疆域则是学术与知识。

   正是利用这种形势,在与教会与世俗君主以及与自治城市当局的摩擦和斗争中,中世纪大学为自己争得了独立自治权,并为后世的大学留下了自治传统。"

   (资料)

   

   各阶级之实体,不见乌托邦空洞的寻神意志(这个"巡神派"理想主义,后来跑到反对罗马中心论之俄罗斯,结果,理想让位于革命和暴虐(见本人文章《俄罗斯思想辩正》)),而见西方半专制半民主人民性结社,办学,信教之自由,并基此立法,制章,治市,为国。成为宪章反映的现实。所以,一切之宪章,一切之主义,一切之学说、理想和实验,如果可以施行,如西学那样,那么,他们施行的前提就是不罔载体,传统和建制,而恰恰相反。无此建制,就无此宪政。无此宪政,就无此操作和实施----也正是,因为无此操作原则和实施原则,就可以脱离游戏规则;脱离之,就可以无法无天。这是宪政主义转化成为斯大林大宪章之诡异逻辑和反逻辑之历史和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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