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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帽的故事

小红帽的故事

   

   ——“正确论”引发的罪行

   

   作者:刘自立

   

   一

   

   “……看到奶奶家的屋门敞开着,她感到很奇怪。她一走进屋子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心中便想:‘天哪!平常我那么喜欢来奶奶家,今天怎么这样害怕?’她大声叫道:‘早上好!’,可是没有听到回答。她走到床前拉开帘子,只见奶奶躺在床上,帽子拉得低低的,把脸都遮住了,样子非常奇怪。”

   

    奶奶,她说,你的耳朵、眼睛、手、嘴巴怎么这样大呀?

   

   “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呀!”

   

   狼把小红帽吞进了肚子。(《小红帽的故事》)

   

   如果我们向某些五、六十岁的人们谈及这个童话,他们可能会非常不高兴;因为他们自认为不必赘读这样小儿科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是要来一个小儿老读,且作出一定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就是异样感觉。这个感觉在国共合作第一时间里,就有冯自由,章太炎等人给孙文写信,表明国共合作是一种危险举动,惜孙文没有接受。(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刘自立《顺乎天应乎人之革命》)于是,小红帽们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虽然他们看出了异样的感觉——苏共支部毛党其实是要窃得国家和民心,且显出打家劫舍的革命面貌。第二个解释是,露出尾巴。这个尾巴很大,很长,不是可以切掉,转换和掩蔽的。这个尾巴由威廉.纪德等人加以揭示批判,引起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严重关注,避免了一批国人朝向大灰狼。第三个揭示是,延安本身散发的“野百合花”的血腥和残暴,即王石味事件体现的真相。第四,红军本身的互相屠戮,说明了他们革命的涅洽耶夫主义(见涅氏《革命教义问答》)。第五,把百姓乃及革命青年作为无辜牺牲。如,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秉承上意,出卖很多参加革命的青年作为他们走出蒋介石监狱的替代品。第六,他们“很得体”“很克制”“很正确”地将可耻之战的围城百姓,悉数(三十万人死亡)牺牲于长春等处(见王芸生《可耻的长春之战》)。第七,他们用土改换取兵源,造成土改和换权这等卑劣游戏,实为“尾巴”露出来之说。

   

   问题是,小红帽们这样一些天真百姓,没有觉察,受骗上当,导致死亡。小红帽被吃掉了——虽然,她和她奶奶后来又从狼腹内跳出来,和猎人一起杀死了大灰狼——可是,中国人牺牲以后,却没有这种复活和侥幸——八千万人成为狼腹内物,不得解脱。

   

   事情非常奇怪,时间过去六十年以后,还是有人从相反的角度大讲小红帽的故事——说,小红帽和大灰狼之间具备良性间性,可以互相妥协,如果他大灰狼回到“前期正确说”,就会秉承此意出现和平转型之狼、人和平相处之“无敌意”未来;云云(语中指向)。张博树说,大灰狼前期有很多优点,简直是真理的体现者。于是,我们说,有些同志现在处在为大灰狼遮掩其本质和真相的立场,实堪悲哀,滑稽,荒唐。

   

   所以,我们印证一些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政治(经济)正确”之故事,来负面证实毛共(前期)正确论一说。

   

   

   

   二

   

   首先说希特勒——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希特勒这样描述他的政绩:‘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因为民主制度种种恶劣的弊病而面临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经做到了使七百万失业的工人全体得到工作。’这些基本上不是吹牛。在1933年,虽然这些还没有尽成事实,前景已开始出现,希特勒的经济政策,使经历过一战后的不幸岁月和1929年开始的恐慌的德国开始繁荣,计划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即没有激烈到让大企业家金融家恐慌,又给了下层人民相当的慰籍。工人得到工作,严格管理下的农民免于破产,并把产品卖出了满意的价格。”(资料)。

   

   以上一段话读者会做出什么评价?依笔者之见,评价可以分成几种。一是,就事论事,说希特勒的经济政治政策是对的,正确,且伟大。二,要看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更加重要的,是看其发展逻辑;因为仅仅就希特勒现象而言,它的经济奇迹会走向哪里,更加重要——这本身关乎到整体评价纳粹主义的涵义。三,提出偶然性裁断,说,如果希特勒主义可以停止在侵略苏联以前的阶段,那么,整个欧洲会变成和美国抗衡的新兴实体。这些看法应该如何看待;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提供给历史作为教训,确实值得商榷和反思。我们主张彰显第二种看法。因为,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包含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他后来的侵略政策奠定一种剥夺和戕害世界的基础;固然,这个政策在德国引发了希特勒正确与否的世纪之争。主流价值判断,也许会给希特勒留下一席之地,以考量其经济政策,但是,他的这个成功的经济政策究竟要如何评价,重新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经济学界定。

   

   再说日本(军国主义)——

   

   “1940年8月,近卫文麿首相首度明白指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称及指明日本(含扶植政权与殖民地台湾、满洲国、朝鲜)、中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印尼、英属印度、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英属香港、英属婆罗洲地区(包括砂捞越与文莱)及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地区与苏联西伯利亚东部为大东亚之范围。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为一个经济共同体。

   

   这个“解放殖民地”的说法是不是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且略去英、法、西、美等国殖民主义,本来就是他们的民主议会通过并贯彻执行的殖民政策和文化宗教之一部分;也是正确说和得民心说)——一如所谓共产党土改得到农民支持——我们看看他们共同的毁灭结果: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埃德温.莱顿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资料上同)。

   

   而土改的结果,除去两百万地主被杀死,农民子弟巨量参与中国人杀国人的无味战争,还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之“正确论”呢!

   

   之所以提供这个援引,不只是要思索纳粹经济主义抑或格林的“四年计划”,纳粹德国的国家干预政策,私有制政策和准凯恩斯主义,乃及日本新殖民主义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企图提供一种非单一思考原则——也就是,某种在历史上发生作用和被定义为正确论之见解和得民心之政策,和他们指向之间的间性关系——乃至这种正确论究竟应该和是否值得切割于其后整体罪虐和戕害;他们之间究竟保持着何种内在联系和必然结果。这里略去对于希特勒与日本战争政策的全盘考虑,马上引出类似的“正确论”比照,也就是我们对于某些人提出的,类似希特勒正确论(经济决策等)之共产党革命时期之革命正确论——

   

   

   

   三

   

   “1946年春,国内阴云密布,内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局,任弼时即提出必须尽快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是巩固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步骤。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又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刘少奇在作会议结论时再一次强调‘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

   

    “显然,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与国民党争天下的这场斗争,首先是争取人心、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谁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谁就赢得了天下。土地改革,就是通过给农民以土地,换取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

   

   “这个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政党的朝气蓬勃以及它的领导人所拥有的充分自信,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土改运动中出现过各种过火行为,甚至有以土改为名实施集体抢劫、滥杀无辜的现象,但总体上说,中共领导的土改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中共尤其注意利用土改政策对敌方实施分化,比如,1947年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文规定: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土地统一平均分配。但地主及其家庭,也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亦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11

   

   这显然意在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士气。

   

   作者得出结论说,“总的来说,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志在宏图,政策得当,懂得自我约束,也善于自我宣传,确实赢得了越来越多‘解放区’乃至‘国统区’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他还说,“不管共产党憧憬的‘世界社会主义’后来被证明是多么浪漫而又荒谬的臆想,它的现实政策主张却是脚踏实地的,高度务实的。”(张博树《“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上)》)。

   

   好了,我们来看看土改主体是如何“高度务实”和“赢得……支持”的吧——

   

   “根据费孝通等等社会学家的权威著作认定。中国的土地只有30—40%为地主所拥有。〔其中还包括庙产、学产、祠堂的族产等等公产〕60%的土地为自耕农所拥有。自耕农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候又被分为中农、下中农、上中农。这些人都没有土地要求。不可能再分到土地。〔土地改革以后不久,这些自耕农连他们拥有的土地也完全被夺去了。〕他们对于地主阶级的‘仇恨’似乎也难以说起。因而也根本说不上有什么‘革命要求’!因此这些人对于土地改革非常淡漠。对于斗争地主也很淡漠,袖手旁观而已。斗争的时候,凑凑热闹,不敢不参加...

   

   ... 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英明领袖毛泽东早也就认定,只有那些‘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地痞流氓’了!!这些人最胆大、最凶狠、最残暴、最下得起手、也最无赖!”(曾国一《“土改运动“亲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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