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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思想辩正(续一)

俄罗斯思想辩正(续一)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于是,俄罗斯人跟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后面,大谈存在主义,实在是,他们错置了前提。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列宁“以头撞墙”之成功。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9/20/2009

   

   二,荒诞和认知

   

   荒诞和认知这一对悖论,在绝对意义上讲,没有意义——其含义是,按照科学的和形式逻辑的意味所涉及的“真理”论,在实证论和绝对论意义上,不能成立。比如,形势逻辑的判断式,如,“天鹅是白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前者在澳洲被证伪;在两极被否认——在这个“意义”上,东,西方都有一种反智主义(在西方是反理性主义,在中国是禅宗,佛道)“证明”过这个解构的“意义”。于是,认知主义从其一开始就具备了他的反面。俄国反智主义被解读为反对哲学范畴和理性可知/不可知论的无知主义;也就是别尔嘉耶夫等人反对的客观主义和认知(走向上帝)说。其学界巨擘如托尔斯泰等人,皆是如此说法。托翁说——

   

   “我反思那些建立在理性之上的知识/教育所得的知识,它们没有给生活意义。

   

   “这种缺乏理性的知识正是我一向排斥的。我无法理解人们对上帝/对三位一体/对上帝创造了魔鬼和天使的信仰。这些信仰与理性相悖。因此我开始想到:也许我觉得有道理的东西实际上没有道理,而看起来没有道理的东西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如今,我明白科学知识不能给我的问题提供答案。我开始理解:虽然信仰看起来是个非理性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它们至少都和有限无限的个性有关。

   

   “什么是信仰?它不仅相信上帝和看不见的东西,而且是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它是生活的力量。我开始理解人类智慧最深的源头,只有信仰才能回答我们源头在哪里,我没有权力拒绝它们,只有它们才能解决生活问题。”(托尔斯泰《我的忏悔》)但是,生活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生活里人们的交流起码在私领域和一部分公共领域里,语言,知识,(一般性)判断,是不会较真意义绝对性的:这就是形式逻辑辩论于实证逻辑而导致维也纳学派式微的深刻原因。比如,逻辑式(形式逻辑)制造的语式和判断不能说出“真理”,也和“客观”无涉——如上述提问;但是,人们总是可以区分意义之一部分,从而使得交流信息得以存在,可以接受:我们说,这就是实证逻辑不能取代形式逻辑之原因。因为,我们的交流,实在是在相对意义上完成的。比如,我问你,今晚是不是看了电视——你不会问,你问我看索尼/还是东芝——也不会说,我今晚“拒绝洗脑”——更不会说,如果“建国大业”上演,人们会联系到隋之“大业”和王莽之“建国”——虽然,提出这个看法者,非常天才。这就是意义相对性所在,不是意义绝对性所在;一味追逐意义绝对性,不是加入生活而是毁弃之。

   

   其实,认知,知觉和理解过程本身,也是无知和有知的结合。一向所说佛陀坐悟,禅宗顿悟,耶稣直觉(他的判断很直接,很武断),都是一种非理性认知。但是,这样的认知在圣经解读中,在安瑟论的诠释中,不能以荒诞取之,读之,解之。因为,用荒诞,不能解释荒诞(我们十年前即有此论)。文学,哲学,诗歌,绘画和音乐,不能解除创造者的媒介物之运用——即便埃舍尔,可以最大限度对于这些媒介,笔触,字迹,图形,格式塔和中心论,实行质疑和解构,但是,他只能在结构的基础上解构,而非相反。悟觉的反向操作(像八大山人和梵高),也只能是变形再早的元素,而非完全排除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大智若愚,也是“愚”起才智,而非虚无之故。当然,认知和科学过度操作带来的白璧德主义反对论,同样,提示了两者不可偏废的道理——培根和卢梭的科学技术论和浪漫主义,如果吞没了信仰和直觉,政治领域的操作,就会变成一种文学化杀戮——这是托克维尔的担忧所在——于是,大智所在,还是要回到政治理性和宗教信仰各司其职的智慧而非愚昧之中。于是,俄罗斯绝对化反理性主义,一旦陷入政治漩涡,就不能自拔,是因为它们这个民族的相对意识不能生长和成熟之故。于是,凡是理性和科学一旦被“巡神主义”占领,他们就把民主这个相对主义操作,让位给或是沙皇,或是列宁。这是荒诞主义哲学导致的直接结果。舍斯托夫即为此类中人。他和尼采殊途同归。因为尼采,可以反对建立过上帝逻辑的西方——而俄罗斯没有这个原创,即要解构之于无结构之时——这是关键不同。再是,尼采超人的意味,在于人人变成价值颠覆者,而俄罗斯沙皇统治中,颠覆了个人和体制主义,也就颠覆了人人——于是,梅列日柯夫斯基们只好用批判加尔文主义来提倡个人解放。但是,强大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则完全继承了加尔文,而不是路德。因为路德对于个人和集体和上帝的关系,一度引经据典,给与说明。这是路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姑且看他原话。

   

   据梅列绍述,路德看法如下——

   

   “是的,罗马教会正在衰败。路德不知道,也不希望出现这一情况,却挽救了罗马教会;或者,他至少挽救了罗马教会尚可挽救的一切。为了理解他是如何挽救的,应该看看他宗教经验的主要的和深刻的根源。把人的位格和基督的神性位格统一起来的,已遭破坏或已干枯的联系在这一经验中即使没有得到恢复,至少也活跃了起来。外在物重新变为内在,多重变为单一,一般性变成教会性,变成个体。‘他(耶稣)和我之间的一切不是他和一切人之间的一切,而仅仅是在他这独一者和我之间的一切,这一切也是独特的,通过他,在他之中:这就是焦点,天上之太阳——罗马教会的基督之分散的,已经冷却的光芒之汇焦点。”

   

   “人能够保持人的外在形体,同时却丧失了内在的形象,却还是像一个人,但不再是人:这是可怕的。更为可怕的是:人在保持,增加人类精神内在力量,滞留在现代人所谓的’文化’‘文明’水平上,又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奇迹之同时,却可能具有一种内在的动物或者毒虫式的面目,或者甚至没有面目,以一种空虚的面具取代面目,

   

   “如果成为某种存在物,就是成为一个人,个体的终点就是人性的终点。人可能得到拯救吗?信徒知道可以;救世主降临不是徒劳的。他们还知道,人不可能在荒野中,而是只能在家园中,在那不可分者之中得到拯救;不是在国家中,而是在教会中。(这是俄罗斯反对建制的最早说法吗?——自立注)。”

   

   梅列记述了路德派对于歌德派关于个人是耶稣大树之枝杈之反驳。歌德援引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立马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15)

   

   梅列说,“歌德在把人的位格从存在之唯一根据——上帝的位格切割开来的时候,正好忘记了这一点:他一向认为也可以对人的位格说,‘只要你’。

   

   

   

   只要你就是你自己

   

   对一切损失就不必恐惧

   

   

   

   “因为位格的量度是质量,而我们量度数量。位格的特点是独特性,特殊性;然而,我们的特征是无限重复。我们首先要求的是与世人相似,有甚于蚂蚁像蚂蚁,一片叶子像一片叶子,因为这些东西还有互不相似之处;我们要彼此相像,如一滴水像一滴水一样。我们不想成为完整的整体,而是成为部分不想成为一个单位,而成为片断;首先成为人体,人群,部落有机的单元,然后成为在我们看来构成世界的物质团块的物理原子。

   

   舍斯托夫如何辩正非理性主义?他说,“‘在这里,不把知识看作是人的最终目的,知识不证明存在,其自身却应从存在中得到证明。’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真理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信仰,舍斯托夫摆在读者面前的问题无比尖锐他要人们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要雅典还是要耶路撒冷?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立,就是希腊哲学与《圣经》的对立,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就是思辨与启示的对立。”这是一个纲领。姑且无论对错。“以头撞墙”,是舍斯托夫的名言;荒诞,是其神、人感悟方式;对抗,是其思维方式(这个方式和禅宗之悟,有的一比);存在和选择,是其目的和手段;逻辑和哲学之虚无,是其核心。他的意思,就是上述描述:耶路撒冷主张信仰,雅典主张理智——邃产生俄国人应该摒弃认知主义而换信反智主义之舍氏局面。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主张;但是,这个主张,却深函对于信仰的若干解读;这个解读就是索洛之理想神权说及其变种。在此一点上,舍,索大同小异。这个观感,和俄国历史之走向直接有关;也就是我们所言,耶路撒冷主义直接导致俄国对于西方政治发展观的阙如和曲解。其中,他们还是忽略了民主模式,对于恺撒归于肉体(上帝归于精神)的以偏代全。其间,历史的恩怨曲直和人事的是是非非,在所难免。但是,理解耶路撒冷的非理性主义,是不是一个确解?当然疑问重重。其一是,犹太人之旧约和罗马人之新约之间的龃龉和冲突。俄罗斯人采信弥赛亚而非耶稣之偏向,说明了这个选择的取向。

   

   其二,舍斯托夫的存在主义,是在俄罗斯没有自由选择的时期提出——他和存在主义之西方的自由选择,有异时异地之隔,于是,成为本质不同(他们要解构没有出现的房子)。其三,存在主义是在西方获得人权以后的不满,却以希特勒的选择,代替过民主和专制的“无选择”,而走向极权;可惜,海德格尔之辈正好这样定位,使得人文主义走向宗教虚无——虚无,刚好是纳粹的起点。民主和自由中人,则在完成了人人并不反对人人的时候——在完成了、据说早于康德十七个世纪提出的:人不可为手段之原则时(罗马哲学家塞内嘉提出)——尝试了国家建制,法律体系和“集体”制度(结社自由),且在此前提下,提出个人自由问题和选择问题(对于民主模式不满之表达或言:永恒批判)——但是,出于专制中人,如果不分条件和状况炮制这种存在主义,则首先遭遇前提枉顾的荒谬。理由是,选择,是自由的结果,不是未果——这是基本状况,不是偶然之举——所以,反对理性和知识(函政治知识)之结果,得出不要政治,不要知识,只要荒诞和上帝的舍斯托夫主义,正是剜掉政治自由和民主操作核心的虚妄之举——虽然,他和信仰(非理性)好像吻合,却有天壤之别;因为上帝之信,是一种心灵的体悟,而反逻辑操作,往往就道政治,排除了心灵解放。

   

   索洛曾经和斯拉夫派进行论战。他重申了政治操作,有可能兼顾神权的某种说法(主要言及彼得改革),还是比较通达的观点。延伸观察,尼采观点和自由主义观点,实在是某种知识主义的反拨和变种,其前提就是知识和理性(他们要解构造好的房子,不是未造之)——但是,尼采也好,马克思、列宁也罢,其实是在自由主义制度中,享受了此制允许批判的一种权力,而绝非苏联制度使然;苏联,中国之制度,无法产生列宁和马克思;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自由制度,取消了这个政治前提,书籍一旦烧毁,认知/人之选择,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落得民可由之,不可知之之野蛮主义;在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泛滥以后,选择的存在主义,变为不可选择的理据——他们在取消意义(这几乎是)唯一一点上,批判宗教意义,哲学意义和政治意义,构造其伪真理——现在,人们似乎对于不谈政治甚感兴趣,大规模在VOA这类媒体胡言乱语——殊不知,政治意义的基本确立,才是人权和神权顾及的深层人伦和神伦意义的前提——启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出发的——说,你是一个奴隶,不可议人之存在,那么,你的存在主义选择,又是什么,又有什么启示可言呢!按照理想主义教权,教皇和一个普通基督徒,在传授福音上是平等的;教皇没有传教的特权。这就是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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