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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思想辨正

俄罗斯思想辨正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回顾百年来俄罗斯主义的政治错误论或者革命错误论,导致的、几乎是直接的答案就是,他们像中国政治传统一样,既无理性发扬的历史,也无信仰滥觞之元创——而中国革命,也在同样缺乏上述两点中,跌跌撞撞,熙熙攘攘,破坏和牺牲惨重。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9/18/2009

   

   耶稣竟然甜到整个世界是苦的地步。

   

    ——别尔嘉耶夫

   

   

   

   一,理性和信仰

   

   俄罗斯理性和信仰是区隔西方普世价值的一种重要参证。其中其理性的摒除和信仰的异化,是其伟大思想家百多年来艰苦探讨和争辩的结果;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主要争执焦点,就是如何采信罗马天主教中心论抑或反对之;而信仰派教旨和非理性派观点,在摒除理性主义和采纳直觉、反智和意志论上,又有异化而同归之特点。于是,百多年来,俄罗斯思想的特点,在劣币驱除良币的道路上坎坷行进,大致走上了一条准东方和准西方的政治路径,而遗留了绝大的政治疑问——乃至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良知人物,最后,也在评定斯大林问题上产生匪夷所思的错误——他们(普京等)重新竖起捷尔仁斯基雕像,出版百万字吹捧斯大林的书籍,导致俄罗斯思想继续在涅恰耶夫式的泥沼中滚动。中国人百年前以俄为师的辨正和借鉴,今天,成为重新思考和批判的起点。所有关于十二月党人,巴库宁和涅恰耶夫的思路,在比照中国政治课题时,更加相近于之,而非和法国革命或者美国革命那样疏远离奇。

   

   因为,趋同性的中、俄思维倾向,莫过于他们错误了解了西方的基督和民主——俄罗斯思维的关键所在是,从理性批判的原教旨主义之俄罗斯信仰论,走向尼采式的反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导致对于理性立论之国家主义了解的错误——也就是,他们没有看到操纵恺撒和上帝的可能性(他们说,恺撒归于肉体,上帝归于精神;而精神统治肉体,等等)——而中国政治,则在既缺少理性、也缺少信仰的负面双重性上,直接滑向否定理性,操作“实践”和毁弃信仰的政治马基雅维利主义——而偏偏缺少马基雅维力主义中政治理性的张扬。所以,回顾百年来俄罗斯主义的政治错误论或者革命错误论,导致的、几乎是直接的答案就是,他们像中国政治传统一样,既无理性发扬的历史,也无信仰滥觞之元创——而中国革命,也在同样缺乏上述两点中,跌跌撞撞,熙熙攘攘,破坏和牺牲惨重。于是,当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提出神权政治国家之极端理想的时候,他却在看重彼得大帝政治改革的层面,一反其神权主义原则而肯定彼得政治操作和彼得政治思维。这个启示非常重要,因为,索洛看到,他的神权政治操作的虚妄和历史不可能性(虽然他本人不会认可这个定论)——这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于是,接下来的提问就是,何以彼得的政治改革,导向的不是英美政治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治——其间,提问的轨迹依旧可以回到俄国不是西方(虽然他们相反强调之;强调就是因为阙如)而是东方这个老调子上——彼得的西化和清末中国的西化,没有像日本之“化西”那样成功,还因为“日本无革命”而俄国是负面革命的首作俑者。所言涅恰耶夫之“革命教义问答”,就在既反对理性,又打倒信仰(采信伪基督加伪信仰)方面,完成了最初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列宁主义,就是一要反对正确的理性,二要启用伪基督助伪信仰——这和毛主义采纳中国特色革命和实践,如出一辙。而关键的问题还是,西方有民主和耶稣,俄国半有之,中国没有。于是,革命正面性,回到传统,回到民主,回到希腊和基督之,就是我们所言之革命“回归论”。在俄国和中国本来就没有,或者半有之状况中,走向伪基督和(实质上之)反革命,也就“顺理成章”了。

   

   乌托邦主义之涅恰耶夫说,劳动及其分配是未来主义政治建设之核心,劳动与否成为衡量生存与“人权”的尺度——人们难道没有想到,在奥斯维新集中营的门楣上也写着:“劳动使人自由”之话语吗?一个卑鄙的,被写入“鬼”世界的堕入泥潭之“猪”首(变易拿破仑——见奥维尔),革命大牧首,前列宁分子,难道可以用劳动来消解千年人类不仅仅是劳动之世界史吗?——这和马克思所言之劳动决定论如出一辙;而当马克思制定和预言未来的时候,他的共产主义生活,与其说是人们的生活,不如说是世间的漫画。于是,在西方人摒弃乌托邦和马克思的时候——其主义直接转化成为德国社民党的议会道路——俄国和中国却采信了革命教条——在1965年苏联人完成了“普通法西斯主义”反省后,66年之中国“火炬游行”(红海样)重新出发——鸡被拧断脖子一百次,也不会实行归纳法——这就是世界悲剧的原地主义原型。

   

   人们看到,在诸多细节上,俄国反革命论和保皇论的基调看起来很像针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论和无神论,但是,保皇主义的非理性信仰和非政治操作,比对涅恰耶夫的手段即是目的——“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之唯革命论(从其暴动和暗杀到列宁的组党政治和人民革命),显得力不从心和顾此失彼而最终引来失败;俄国信仰派的非理性主义见之涅恰耶夫革命论,如小巫之赌大巫,必输无疑;而其信仰主义,则因为批判政治干预教廷和“教皇主义”,使得普世价值式微,罗马正统被否定。于是,深行鬼祟、野蛮和无道的涅恰耶夫主义和列宁主义,便以对于所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否定为正确论,登上了俄国政治舞台——也就是,以其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政治操作,取代了索洛维耶夫一向以来坚决反对之“宗教政治化”——列宁的信仰政治化(伪宗教),比起罗马和拜占庭宗教政治化,利害一百0一倍。所以,非理性、反智主义甚至存在主义,直接走向俄国革命论之列宁主义伪理性和“人民选择”。十月革命鼓吹的(无产)阶级优先,工人制宪和苏维埃掌权的“信仰”,取代了俄罗斯前辈哲学家所有的政治预设和无预设。于是,转了一个圈子,俄国人回到专制甚至极权,而并未因为这些争执,获得稍许进步;从而移步西方罗马教廷之“普世主义”。大致上,这个俄罗斯思维就是如此。于是,我们阅读无论是舍斯托夫,索洛维耶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克夫,陀斯妥耶夫甚至托尔斯泰,看到了白银时代俄哲们的睿智和勇气,看到了其思维的混乱和清晰,看到了整个俄国因为艰难西化或者化西的尝试、失败和失败之伟大,确有眼戒摘除,却视线依旧模糊之感。

   

   俄国宗教哲学的概念和逻辑大体上是这样,他们辩护于东正教之拜占庭主义,却很少涉及希腊民主之先验、后验的理性和政治——他们采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反对罗马之拉丁化和希腊化,主张宗教和教廷要重视民族主义,却很少看到他们言及基督教最后政教分离的普世作为——他们强调一种罗马化的缺陷和拜占庭化的正统,却很少启用欧美革命中圆融革命和宗教的复辟主义,拿破仑主义,俾斯麦主义和迪斯累里主义——更少涉及如何直接或者间接操作正教分离。因为他们缺少回归希腊化的民主主义和雅典模式(民主和专政);俄罗斯陌生化于希腊民主,而希腊民主却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文化的起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索洛维耶夫们争取的俄罗斯中心论,很像中国主义,中心主义,实在是勉为其难,苟且布道,甚至是为批判而批判;批判的武器,没有取得武器的批判——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心之国的改革工具论,西学体用论等等论调的成就武器不批判性。加上俄罗斯民族性是以弥赛亚救世说为基准,以陀斯妥耶夫俄罗斯中心主义为原则,以列宁“新民主”(见汤因比)为手段,以俄罗斯双头罗马鹰为象征,时至今日,这个俄罗斯主义论调并未完全确立其民族国家之一的应有地位;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仍然是要遵循这个弥赛亚精神,而苦苦求索一种区隔于西方的俄罗斯价值论——这个追求和中国特色的使用殊途同归,光谱各现,乃至在基本批判层面(以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批判东西方极权主义),左右摇摆,瞻前顾后,甚至负面选择之——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从古拉格回归斯大林的终级原因。

   

   这是俄罗斯人汲取,批判和反思西方精神,却在最后定位上举错不纠,一路下滑。所以,辨正俄罗斯精神和思想之任务,现在不是结束了,而是开始了;要重新开始。一般而言之赫尔岑“投身革命地下室”,主张村社社会主义之赫尔岑乃至主张“新人说”之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是专制之反,还是极权之源,历来的文字总是以偏代全,语焉不详?严酷的逻辑其实是,赫尔岑主义不是导向民主而是导向列宁;而老陀主义也不是导向自由,而是导向革命;而列宁-斯大林统治最后归于赫鲁晓夫主义到普京主义这个变种,究竟是民主转型还是俄国老思维的重复,人们尚待辨正;这个过程的孰是孰非,还在未定之天。——于是,俄国思想观对于宗教和政治分析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一种世界革命的异化和亵渎,是反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恶果——我们说,赫尔岑“投身革命地下室”的起因,是对陀斯妥耶夫斯基革命反对论和上帝(沙皇)维护论的反拨和讽刺——而老陀的反革命论和对于专制的袒护,几乎直接跨入涅恰耶夫杀死沙皇全家的鼓动和策划——而列宁最终完成了对于尼姑拉二世全家的杀戮。逻辑上的爬梳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人们并不是历史明鉴的对照者;镜往往是反向出现的,变型出现和黑暗出现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所有的人认为,他们就是光明,他们就是天堂。

   

   之所以说俄国采纳和采信了宗教政治化,是因为其哲人和文学家几乎皆看到西方的宗教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路德和加尔文主义开始的,如何“在地上建立天国”这个改宗派观点,在西方历史上呈现这样一个过程——强调个人信仰自由的位格说,肯定了来自圣经和保罗的个人融合集体论;这个集体论的特色就是,以个人服从加尔文的严酷原则为唯一标准,他是实行类似教皇排异运动之排异运动之魁首,主持对此间反对派先烧书,后烧人的野蛮和魔鬼之道——“在旧约的神政之后,在这里,在日内瓦,重新出现的不是一个神圣的人,而是神圣的人民;国家和教会的目标不再是个体的神圣性,而是集体的神圣性”(梅列日科夫斯基)——这个(卡尔文)教廷杀戮论,导致类似德意志民族的反拨,产生个别民族和罗马教廷之间的龃龉和背离——而反对教皇的路德派则成为不自觉农民起义意志的旗帜;于是,路德和加尔文开始与政权一道镇压农民起义,杀死闵采尔,实行政教合一的教廷和皇帝双向统治——这个农民起义的指向则为后来布尔什维克革命起到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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