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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号-理论探索 刘自立简介 刘自立文章检索

   

   

    

   冯自由的革命论..........(北京)刘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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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乎天应乎人之革命——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北京)刘自立

   

   

   一

   

   

    冯自由是辛亥革命主要革命家之一,所谓“四大寇”(孙文,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之一员。他和自立(郑贯一),自强(冯斯孪)加自由(冯懋龙即冯自由))成三自一体,载誉史册。其实,冯自由与其说是“自由”之唤,不如叫(冯)“革命”更切。从他之大书《革命逸史》(新近再版)整局看来,他最为崇拜之改造中国的办法就是革命。此海内外一再面世之大书,极尽呼唤“汤武革命”——辛亥革命——谓其“顺乎天应乎人”(《易经》),是比较当时的君主立宪和自由之道更加切实迫切之第一位的历史选择。所以,冯之革命论,成为此书贯串整局之红线——另外,复合这条红线的史料,一个是革命人物,一个是革命事件——而对于孙文几无保留支持,是冯大员不可褫夺的原则;亦称革命原则。但是他并不满意孙文革命后期之联俄容共之见解,并且上书以呈异见。孙文死后,他被制裁;后被蒋公“平反”。这个异见书中,由革命大元老尤列、章绛等人签署发表,其所述所吁谓共产党“祸国殃民”,“立心不轨”。

   

    冯说:“民十三,国民党改组容共,旧同盟会员某等以共党首领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立心不轨,于民党根本及国家前途将有不利,尝屡列举共党祸国殃民种种事实,请求孙总理设法取缔,希图挽救。及民十四三月总理在北平逝世,共党篡窃民党之阴谋,益复暴露无遗。章太炎。田桐、居正、周震鳞、马君武、管鹏、但焘、焦子敬、谢良牧、茅祖权、刘成禺及余等事先已 ?然忧之,乃于民十三冬假上海南洋桥裕福里二号章寓开会讨论挽救之策,咸主张非号召同盟旧人,重新集合团体,不足以匡济危局。群推太炎撰稿领衔,该函叙述民党源流及失败原因颇详。”

   

    尤列说:“岂知忽忽十年,我之老友孙中山邃魂归天国;国民党不幸有人竟受共产党之诱惑,四分五裂,赤化毒焰蔓延四方。列(尤列)触目伤心,不忍其以孙中山艰难缔造之革命根据地广州,败于垂成,复始神明华胄之沦陷于赤祸。……去年四月通电海内外同志,集中实力,为讨赤之进行。”今国民党诸君自起清党,姑无论纯粹的觉悟,抑一时冲动的觉悟,但能自知讨赤,则中国尚有生机。“近北京使馆事件发生,得悉彼之宣传,遍我全国。只就本月五日北京警厅公布苏俄用于京,津,粤,汴及口外之宣传费共十七万美金。”(援引皆属《革命逸史》,下同;殊外必注)

   

    尤列却认为,共产党肃也肃不清,应该任其择一岛屿,实行乌托邦而无干于他,云云——实则一个幻想。

   

    章太炎也说:“民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容共,旧同盟会员某以共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立心不轨,请求孙总理设法取缔,希图挽救。及民十四三月总理在北平逝世,共党篡窃民党之阴谋,益复暴露无遗。”遂由章起草函叙,以证之。

   

    诸如此类者尚有很多,如主张清共之章太炎,吴稚辉,蔡元培,皆如是。于是,革命论在此生发一个严重的后续之问!当孙文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乃至辛亥革命后,其国民党取得政治之正统地位,含后来荡平中原,取法统一,夺取南北之蒋介石政权,何以又成为革命对象——中共革命之对象;是革命发生了所谓异化——革命者之桂冠被戴在了共产党和毛氏头上,蒋介石成为反革命。这是一种很难厘清、却必须厘清的革命悖论。惜冯自由并未赶上对此情景做出判断和发言。诸如章太炎等先生等,也是赶上一辆末班车。但是,他们看到了共产党革命和辛亥革命基本反向和迥然不同的层次和本质,成为共产党早期投靠苏俄,扰国犯民,背叛革命之激烈反对派。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于共产党加入革命,生发很严重很焦虑很绝望之思考。但是,国人履行之革命轨迹,并未遵照冯先生之革命论,而是基本上直接拥抱了共产党之革命、之反革命,实行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之路线。于是,反思冯自由前辈做出的革命选择,比照他们的自由如何接续到毛之革命,孙文社会主义之民主运动何以成为苏俄民权屠戮之结果——水果之逻辑发展成为恶果,毒果和烂果,究为何故?——这是我们拜读冯自由之书的第一思索内涵。

   

   

   二

   

   

    第二内涵是,冯自由之革命,究竟包涵哪些基本要素。我们也实行挂一漏万之补思,且从所谓逸史和旧人之行为轨迹,探索其革命,其团体,其思维,其风采。首先要提到的是,孙文革命原则的缘起,究为何物?这个革命的法统和正统来源之问,须以简单一释。我们看到,孙文革命除去其探明民主自由和宪政之美欧原则,批判资本论原则和节制资本原则以外,其实,他最为重要的革命发起原则,就是“反清复明”“驱除鞑虏”之民族主义原则——而反清复明原则乃至革命人脉展开之组织办法,就是接续太平天国残余人物的反清思维,实行涵盖毛,拈残余暨洪门社团(含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中人,实行一揽子汉人复兴之革命——也就是说,他们将此反对清廷统治,看成反对异族统治之民族战争。即所谓“非我同类,其心必异 ”,势成为一种历史逻辑而不可改。(清朝究为异族还是外国,则是一个很大历史疑问。至少不拟与英国之与印度和法国之与非洲类比;但是,汉人所谓亡国之恨,远如洪武之视元为异类,可能是等而次之之国家、民族课题。这个课题,又延续到今日之新疆和西藏课题而不能赘说于此了。)

   

    据“洪门秘册所载,洪门真主为朱洪竺,军师为陈近南,大将为万云龙诸人。最初发起于福建,以少林寺为主动机关。”后康熙兵焚少林。200年来,抗清运动“浅滋暗长,长江沿岸及西南各省星罗棋布,异常发达”——这其实也是中国专制主义不可议不能够剿灭一切之游民社会常状——如“水泊梁山”,则是这个民间社会之象征符号——而在专制主义和革命之间,这个游民社会和待招安社会,是革命、造反一直以来之不灭源泉。洪门之“致公堂之政治思想”亦如是;其倡反清复明(请注意:“明”之所谓,其实就是民间之“明”——汉之朝——和“朱明”之明——二者并不区分于遗民思维中——所以,在此层面,有君、民一家之念乎?);且创立基地于旧金山。参与者华侨居多数。“及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在粤太平军首领)诸部将亦多亡命美洲,参加致公堂,为之提携指导,因之旗帜鲜明,势力日望。”孙文广州起义失败,遂赴美。“孙总理以洪门与兴中会宗旨略同,……”;但是,孙文起初并未说服洪门,倒是康有为伪诈“勤王衣带诏,”说项极效。可是其《大同报》亦复鼓吹汤武革命,康大愤。1904年孙文二次赴美,“由洪门叔父钟水养介绍,毅然加入檀岛致公堂,是日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封总理洪棍之职。”洪门元帅曰洪棍,军师曰纸扇,将官曰草鞋。孙随机改革洪门,另辟章程,筹募金钱,教诲革命,举办报纸。后广州起义发动,“孙总理及余在加拿大发起筹饷,域埠致公堂率先变产救国,以为众倡。”但是彼时同盟会和致公堂尚有罅隙,双方共谋提携,“共图进取”。

   

    又,洪秀全之侄全福,谋在广州发难,也和兴中会人谢缵泰之父日昌过从。日昌为三合会之前辈;而全福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奉左天将锳王。“纪堂(李纪堂)自惠州失败,乃雄心勃勃,相见后,全福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召集洪门兄弟克期大举。”想命容闳为临时大总统,成立新政。为此,纪堂饷资过百万,“商业拂逆,丧资巨甚”。惠州落败也。此义,孙文在河内,不知道。洪门思路和长毛合作,则同。可见,“毛”(长毛和毛主席)势力,也是无独有偶,出现两次;好像深入孙文、革命,而外形内制;甚为可惧也!

   

    民族主义生发的理论探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但是,由冯自由和章太炎等人明确说项的、清朝狭隘民族主义统治之不合法性和阻挠革命之现实,却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无可否认和无法辩解的——由此,出现本着绍述之孙,康、孙之间引发的人际大关系,革命和反革命大关系乃至革命、宪政(扶清,勤王)大关系性间繁复,悉数展开,遗议后人。所谓圣教书楼和万叶草堂之间,孙文和康、梁之间,出现了上述政治选择中,幽妙之人伦风度和人品格调之不同;体现了孙文之比较大度和南海之狭隘个涩之证;所谓咫尺天涯,正可说出孙,康之沟壑难填和天地之仄;二人当时居所之实际距离,也是一线之隔(“相距甚迩”)。但是,君主立宪和革命造反之间的不可调和,使得孙文未得机会谋面于康有为。亦说,“总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见”——又说,“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孙文)。”日犬养毅约双方见面早稻田,未成。特派陈少白见之。但是,康还是坚持“勤王复辟”。(后因为康有为和王照不合——王举揭康衣带诏为伪;二人龃龉——日本怕生事端,康故被日人驱逐赴加拿大。这是本着阐发的第二个说项。

   

   

   三

   

   

    第三个说项是,在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也就是实行三权分立——即孙文之最后宪政)方面,冯自由告知国人和读者的,多是来自传统之气节,之人格,之道德方面的肯定和唱和,而关于孙文革命如何实行类似日本明治维新同等的、上下赴宪,期成国会,普选民主,人际自由,则好像貌似而神非,并不相及也。因为,整部冯自由之大书,很少能和大隈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横于比对——如考察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于后——就说明,何以日本阻断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反而与之。这是因为孙文革命多轨迹,多原则,多岔路引发的归途与前景之朦胧导致也。然而,冯自由之叙述,不是没有任何革命可能性作为参考数据的。比如,他写道,孙文势力的世界漫布,北到美洲,南到南非,东到南洋,西到欧洲,孙文党徒无处不在,革命活动无处不灵。二是,孙文革命,屡挫屡奋,坚毅不拔,给清廷一次次致命打击。所谓人不是吃最后一块面包即饱者,说明了这种伟大的打击精神。三是,冯书绍述了各种自由团体之组建,从兴中会,同盟会,复兴会,不一而足,是大家知道的。四是,日本朝野互动以责,大隈等起落数次,在野在朝,不韪法治;而张之洞镇压萍乡醴陵起义;岑春煊强收粤汉路权;黎元洪解散议会;都是上下不得通融之日本无革命,中国必革命之分歧所在。最后,就是冯书塑写的革命者之大节和细部,活生生一部革命终生像,英雄全员谱。这是我们中国人之“人,岁月,生活(革命)”;且记述中,诗文并茂,文采斐然,既是史,也是文,是诗歌,是气度。这样叙述人物的大书,后来并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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