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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论世界政治

   

   胡政之论世界政治

   

   

   

   刘自立

   

   

   一

   

   

   胡政之先生是一个报界通人。他参加巴黎和会后游览欧洲,观察世界(主要是西欧),研讨全局,对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有卓越的见地。他在欣赏西方文明的同时,将民主与侵略联系中国现状,得出很准确的政治结论。比如,在俄国问题上,他比我们近人几乎提早百年,看出列宁不过是一个被德国收买的间谍,其使命是要作为德国之武器以反对和颠覆协约国、主要是英国之友克伦斯基之政府——而在50年代,悉尼.胡克曾经在其著作中对此有所提及——在21世纪初叶,这个问题再被搬上网络,有目共睹。

   

   

   胡先生对于德国之观察,也是十分及时和准确的。我们现在谈论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主要是第二国际之修正主义,如何可以被用来解决中国之特色主义——也是和胡先生的先见之明互为参照的。他在考察德国民社主义的同时,对于列宁主义和李布克内西等人的激进主义,做出他准确的评估。这就是,他基本上肯定了F.艾伯特两边受窘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实行魏玛宪政之魏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没有经受得住希特勒纳粹的动摇之而结束。却为后来德国恢复传统和民主做出了示范。

   

   胡先生更加熟悉日本课题。这和他一直以来就是日本问题专家和一度留学之有关。他的文存中有对于日本政界大佬大隈重信的采访,更加见出他作为重要记者的能量。而大隈之一席谈,很容易使人想起李鸿章对于俾斯麦之交谈——而梁启超绍议之俾斯麦中国观,改革观,业已成为中国学人引证和论述中国改革及其失误之佐证。胡先生对于日本左右两翼之考究,见出他对于日本专制和民主之批判。他的批判不单对于社会主义之在日本之兴衰,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之路径转移有所交待——虽然,他并未直接显赫地了解到这个转移的深意。这个深意就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和中国反对之之革命取胜的原因。

   

   以下,我们稍稍对上数议题做适度展开,以见胡先生的世界观和全球论。

   

   首先谈德国的事情。一直以来,人们谈论德国必然言及俾斯麦;言及之必然言及两个话语。一个是,强权战胜公理;一个是其铁血政策。其实,此为一种误解。强权理由,并未使用在德国——而使用在殖民地——这就是我们所谓民主悖论之所在。德国对于俾斯麦,是一个强人和民主,和议会,和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博弈过程——不是一方取缔一方,而是以双方之双赢或者一赢来左右德国政治。其国内政策,并未改变他支持反对党存在,“为反对党搭起金桥”之原则——

   

   德国政党历史悠久,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出现各种类型的、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主要有:①德意志保守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代表容克贵族和高级军政大员。②进步党,1861年6月成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③德国人民党,1865年成立,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④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 8月在爱森纳赫市成立。1875年10月该党被俾斯麦政府宣布为非法。在1890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同年10月该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资料——注意,是在“非法”后,获得参选——是为非法乎?——其实,史料载,俾斯麦厌恶马克思而和拉萨尔过从甚密。)

   

   ——议会政治、普选政治的民主选项。说他是铁血之,其实只是普鲁士统一之路上俾斯麦纵横摆阖的某种战略之施行。内政如是;外交亦然。德国之铁血政策并未使俾斯麦放弃其政敌,国敌和外交之友(塔列朗之继承人)梅特涅的地缘政治与均衡战略;没有因为普奥,普法战争之大胜而实行希特勒式的扩张和吞并政治——这一点,是公正历史学者对于俾斯麦充分肯定之处。而胡先生主要考察了俾斯麦之后之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即一战结束时期的德国政治。

   

   这个政治时期的特点,就是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庸人政治家放弃俾斯麦之战略均衡政治,一味逞强扩张乃至失败之结局——这个结局为希特勒凸现极至,以为可以彻底放弃俾斯麦主义而施行德国之意志而完蛋。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艾伯特,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艾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

   

   “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胡政之文存》下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

   

   “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全德革命运动之领袖”——胡言)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这个迹象,从理论上说,即是以迪斯累里为“蓝色之花”(阿伦特语)之犹太人异样与同构于欧洲政权之准反对派和准迎合派二律悖反角色之历史与存;也就是犹太人不得家园带来的矛盾现状的写照。所以,胡先生看出此道,为一般学者不知言、而不能言者。此一。二是,胡先生看出来德国可以避免列宁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分化之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述中庸力量,终于排斥了列宁主义和右翼极端势力。他说,“尤有怪者,两极端之性质绝对不相容者,却又勾结之形迹,盖保守党利用过激派推翻现政府而收渔翁之利。”不管如何说法,德国人还是秉承了俾斯麦德国人施行普选的高贵性格,重新举行大选。

   

   胡先生说,德国当时之要员皆为平民阶层出身,叶百尔(艾伯特),保尔,密勒(外长),叶尔兹伯格(财长),Moske(警察总长)皆为平民出身。所以,“偏重于劳动界之保护”。所通过之“国难捐法”“令富豪之家毁家纾难”;“今日德国,贫者乐而富者苦固矣”;“最苦者厥为中产阶级”。于是,工人委员会和企业家委员会相继成立。“政治上之代议机关为现在兹国民议会,系一院制,用男女平等之直接普通选举。立法上代议机关为联合议会,……略同于联邦参议院。”“德国每个城市皆设有工人会”、“凡有二十人以上工场,应设代议会”。等等。于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里,德国人突破的既是保守主义压制左倾势力的资本家利益主义,同时也取缔了急进派列宁主义废黜民主和议会政治的苏维埃体制,走上回归德国民主之道路——虽然,胡政之先生并不认同俾斯麦前后时期之德国多党政治为其民主而认其专制——但是,那毕竟不是可以模糊和抹煞的所谓专制主义里面的民主和民主里面的专制(俾斯麦主义)。

   

   这是所有价值观政治唯一尚存的人权和工人诉求——人们同样不可忘记,正是俾斯麦和拉萨尔的某种共识形成了福利主义的德国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和议会道路一起,杜绝了列宁主义忽悠大众的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和政治欺骗。虽然,彼之德国,尚具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是,这种色彩毕竟排除了列宁主义为主选项。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这个进展就是,将恩格斯主义溶入普世价值。这和排斥普世价值之中国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一百年以前的选择。胡政之先生的绍述,给我们后辈几乎是无穷之启发!换言之,社会主义之包含于普世价值之要,就是多党、议会道路;普选;司法独立和独立工会之政治体制。这些要素,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们的选项——他们没有这样的历史概念。

   

   二是,至于胡先生讲的德国人抑制豪强之社会主义政策,更不见“民主社派”之诉求——他们具备强烈的中国特权维护者的意识而非工人、农民和弱势者之意识——也是必须加以强调的——所以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最后,中国官方所谓社会主义体制,更是与抑制豪强完全相反。其和谐主义只是克鲁炮特金们前此激烈抨击的官方和谐论的拙劣翻版;其出台,只可以欺骗中国无知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

   

   

   

   二

   

   

   

   笔者前此对于日本近代历史有过一个简单苟约的结论,就是民主加侵略。这个民主论,并无发展到宗主国对于海外殖民地施行任何民主之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和美欧国家之民主加侵略,并无不同。只是二战以前,新殖民主主义,日本大东亚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变种西方殖民主义,施行对于其国内外的法西斯统治,虽告终于这个民主加侵略的前殖民主义模式。对于这一点,细分与之,就是胡政之先生作为中国之唯一记者参与巴黎和会带来的观察和分析。这个分析,同样缘处于民主加侵略之原则。这个侵略,就是日本人对应战败国德国退出所占山东以后,引发的系列危机;这个民主,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民主改革——及其对之如何看法,如何定义之问题。按照日本政治家,民运大佬兼三任首相大隈重信之观点,日本“无革命”产生的万世一系和传统、现代性结合,使得日本国内在完成三权分立等体制事项的时候,做到一步到位;且解决了日本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能性的问题——遂使日本避免了社会主义的悲剧——却在另外一个选项上,施行了侵略政策,导致日本民主对外模式的彻底失败。胡先生对于日本国国策研究,同样履行了这样的思索。他的看法缘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批判和对于日本侵华的激烈(而深沉)的反对。这些基本点,使得胡先生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在学界占据一席重要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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