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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2009年评论、杂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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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如何维护城管和警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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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波恩碰上一起“群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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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恶搞人生:打飞机、霹雳舞与间谍小说
·60周年之:我们应该怎样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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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波恩碰上一起“群体事件”

   在德国波恩召开的媒体大会会场,诺大的会场竟然只有我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晓原和金燕无法过来,不知道还好,知道后愈益感到孤单。特别是这里虽然也有很多来自欧美的博客玩主侃侃而谈,却和我有天壤之别的心情。博客对于他们,是如何的幽默搞笑,是如何赚钱,是如何好玩。而对于我,却没有那么轻松……
   
   
   
   所以,等到最后一场发言结束后,我逃也似地离开会场,一个人在竖立着贝多芬70岁生日雕塑的广场静坐。喝了一杯可乐,刚刚起身准备离开时,却看到一群游行示威(也许是请愿)的波恩市民进入广场,每个人都举着一个牌子。到了广场选择了左边的一块阴凉地,一一放下牌子,吸烟聊天,有说有笑。另外四个拿着传单的年青人分散到广场四个角落,一边发传单,一边征集签名。

   
   
   
   我又坐下来,静静地观察,心情却一点也不平静。看到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流,有些停下来询问两句,有些扫一眼就离开,也有上去签名支持的,还有少数几个不但不签名,还走过去争论两句,离开时摇着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反正我都听不懂。
   
   
   
   半个小时左右,从雕像后面走出一个拿照相机的记者模样的高个男人,于是,正在抽烟聊天的人群“骚动”起来,纷纷举起牌子,站成一队(看了一下,也就大概20多个人),举起牌子原地围绕一个无形的中心转了几圈,那个记者模样的,“啪啪”照了几张像……
   
   
   
   然后,照相的高个子离开了,那些聚会的人一个一个把牌子交到一个人手里,那个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包起来,显然,可能还要到其他地方去“游行示威”。然后,他们嘻嘻哈哈地走了,直到他们消失,我也没有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游行,为什么示威。不过,总算见证了一起德国波恩的“群体事件”。平和得让我有点兴趣索然,让我心酸。那一天是我在波恩的最后一天:六月五日。
   
   
   
   第二天向一位欧洲朋友讲起这件事,说到我看到的如此平和的游行,和美国看到的完全不同,美国的也是类似的形式,但要激烈很多。朋友笑着说,这就是欧洲,游行示威都这样要死不活的,你说这个欧洲还有什么活力?
   
   
   
   这话很给我启发,实际上,一个地方(例如美国)有游行示威和群体事件,并不完全都是坏事,一个社会在转型的阵痛中,不可能没有这种游行示威,如果没有,只有两种可能性:真正和谐了,或者即将爆炸。从这一方面讲,欧洲比美国缺乏活力,一点也不出奇。当然,地球上完全缺失了游行示威的地方是我们的邻居:北朝鲜。而我们谁都知道,那里即将爆炸的不仅仅是核子武器,还有那个国家,那个政权!
   
   
   
   那天见证了德国波恩广场上一起如此平和的“群体事件”,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在这里,公民已经有了很多合法反映民意的渠道,可是,既然有那么多广场,某一个群体如果想折腾一下,或者想集中起来,凝聚一点人气,收集一些签名,还是会来“游行示威”的,可正因为广场如此开放,使得这类“群体事件”反而成了如同大家结伴郊游一样普通的事。弄得游行者自己提不起激情不说,路人也兴趣索然。
   
   
   
   想起当天早上一位德国媒体主管兴奋地拉住我说,我两天前的一个简单发言,竟然在德国谷歌(google)上搜索出了六千条结果(我后来试了一下,没有那么多),我有些吃惊,因为我说话不多,而我一向对海外媒体是有所顾忌的。
   
   
   
   两天前的会议上(六月三日),和德国官员对话的时候,我简单阐述了广场和博客的关系,我说,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广场最早的功能都是聚会,都是民众表达意见的地方,也是言论自由的发源地,如果关闭了广场,民众就没有地方表达意见了。可是有了互联网,这一情形稍微有些变化。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一个比较安静的场所——我的博客,就是我的广场。——后来,我也提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博客,就是一个广场……
   
   
   
   六月五日的发言则是用英文的,由于当时下面不但坐了很多媒体的老板,也来了好几个互联网技术公司的主管,在这场用英文即兴发言中,我突然话锋一转,以完全不像一个草根博客作者的口气“威胁”他们:你有权在中国赚钱,你有权不关心中国的人权,但你无权为了赚钱而去帮助一些人压制中国人的人权!否则,你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了……
   
   
   
   这句话就是针对那些互联网大佬的,没有想到,赢得了长久的掌声。会后,很多人上来打招呼,当场接受了两个简短采访,推掉了两个,随即又有媒体邀请我去美国和欧洲开会。我想,他们大概想不到,这个名片上只有一个头衔“博客写作者”的博士,竟然会用英语演讲,他们当然不知道,其实我早在十几年前就在华盛顿和他们对垒了。
   
   
   
   我婉拒了两个会议邀请,最后在接受欧洲一个电台采访时,说出了我心里的话,也算是我对西方媒体的一个总体看法和交待。我说,以前你们对中国的掌握,基本让我信服,但最近,特别是互联网诞生后,由于信息量的急剧增加,我渐渐感觉到你们对中国的信息掌握有些偏颇了。例如,以前只要你们掌握《新闻联播》和一些主要的报纸杂志,加上你们的特有的思维和分析方式,基本上可以掌握中国的“舆情”和社会动态。
   
   
   
   可是现在,互联网上那么多信息排山倒海而来,当中国的民意第一次有了一个表达的地方,据我所知,你们整个西方媒体,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深入中国互联网。而且,你们真正会中文的又少之又少(更不用说阅读了),我很理解你们的处境。于是,你们想了解中国的时候,总是把眼睛盯住两个极端的人,一个是左得让你们担心的,另外一种是右得让你们完全放心的。新闻报道找一些极端的例子,按说不是一个大问题,但要了解真正的中国,你却绝对不应该忽视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的那最长的一段。我对外国的学者也是这样评价的。总体来讲,我对你们有些失望……
   
   
   
   我说到这里,先前被我婉拒邀请的日内瓦某机构的朋友马上说,所以,杨先生,我们才邀请你去开会,希望你这个草根博客能够和我们多谈谈——
   
   
   
   谈什么?我问。
   
   
   
   他说,谈博客写作,谈中国的社会发展,谈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建设啊,你不是说我们西方人有点跟不上中国的形势,搞不懂吗?
   
   
   
   我说,我现在在中国还有博客,我可以在那里和中国人谈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你说,如果能够和中国人谈,我为什么要出来和你们谈?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他有些不解,也有些失望,我不知道他后来理解了没有,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们真想了解中国,那么扎扎实实地去了解精英和草根,现实和互联网,政府和民间,以前可能没有多少途径,现在你们有了很好的条件。中国人上外面的网站不方便,你们看中国的网站难道也不方便?自己去了解,不要总是听出来的人向你们介绍。
   
   
   
   出来的人大多属于两种,一种拿北京的钱来向你们介绍,另外一种向你们介绍后期盼你们能够给点钱,我担心不管是哪一种,都不那么公正。
   
   
   
   杨恒均 2009年6月22日
   
   在德国波恩碰上一起“群体事件”

   在德国波恩碰上一起“群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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