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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芦笛兄

榷芦笛兄

   

   

   

   改革——老赵改革是要改掉邓式秩序——先富起来——最终官僚开放体系乎?——还是相反?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他的多党制可能性(马后炮),疑点很多。

   二,人民就是麦地,总是有人要割——就看你是不是走向民主。二战雅尔塔巨头分赃,你看是不是人民牺牲,他们喝酒/血?是。但是,有两个前途。斯大林和美国前途。所以,六四伟大,就是一半是要民主。杂碎们不足恃。

   三,问题来了,在极权主义体制内,赵有无可能一举推翻体制?否。因为党内改革派还是有底线的——不反制度——这注定六四失败,悲剧——不是可以批判柴,就没有柴的。

   四,柴,懂得一半道理,就是利用人民——她不知道赵也是利用——而赵不知道,他在这个体制内(极权主义)里,没有利用人民的真正本钱。

   五,毛可以在集权主义里利用,文革,他又利用一次——这说明在极权主义只能是民粹,不是民主——六四是一半民粹,一半民主。很不得了——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民主可能性问题无解。

   六,现在反思,不是批判柴,就是批判李邓,赵缺陷,不被反思——反思,就是反革命——这是极权主义思维模式不死。

   七,如果不知道总结二十年失败,认为只有“杨,邓”模式可以,其实也是绝望。手段目的不清楚。大家乱哄哄,二十年!

   哼!!!

   

   

   

   

   

   

   “六四”是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联手对改革的颠覆

   

   ──评王军涛先生的答问

   

   

   

   

   

   芦笛

   

   

   

   

   

   王军涛先生的“网友招待会”,大概是人类政治史上的第一次。《多维》的经

   

   营者以独到的眼光创此盛举,给“民运”的风云人物一个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机

   

   会,不仅使民众对他们能有一个第一手认识,而且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实践

   

   提供了范例,其意义怎麽强调都不过份。愚以为什麽李肇星、李希光、辛旗、

   

   王炳章、胡平、吴弘达、洪哲胜等各派政治人物都可以请来登坛表演,甚至让

   

   他们捉对儿斯(厂斯)打(如辛旗对洪哲胜),让公众看看他们的葫芦里到底

   

   卖的是什麽药,而其政治家风度又如何。

   

   

   

   作为政治家,王先生这次的表演是第一流的。无论是态度的诚恳真挚,还是应

   

   对的从容挥洒,在西方政坛也不遑多让,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倾慕。然而作为一

   

   个客观的政治学者,军涛先生的某些观点似乎值得商榷。老芦不揣冒昧,要在

   

   这里向他发难,摸一摸民运领袖的老虎屁股,帮助他们培养自身的民主风度。

   

   

   

   一、对反思六四的态度

   

   

   

   中国的一个可笑可悲的现实,就是所谓民运志士搞的那一套常常是共产党的把

   

   戏。前天在迟延昆先生的文章上看到,王丹先生竟为反思六四定下了个所谓的

   

   “底线”。王丹先生信奉民主少说也有十一年了,其间还蹲过我党的监狱,现

   

   在又在西方大学深造,有著第一手见习西方民主的机会,然而竟会说出这种话

   

   来,实在让人震骇莫名。可以想象,如果王丹先生在西方搞政治,不慎说出类

   

   似的话来,不但马上就要让人轰下台,还得连累自己的政党丢选票。言论自由

   

   无“底线”,这在西方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只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才会设置“三七开”式的“底线”,逼著人民众口一词地说:“成绩最大最大,

   

   损失最小最小”,放声高唱:“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王军涛先生没有为反思设置明显的“底线”,然而他又说:“如果要是反思,

   

   双方要在具体的战略和策略上,以及自己的政治文化上进行反思。”“我不赞

   

   成对六四进行过于情绪化的评价。主要著眼于为中华民族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

   

   发展考虑。”“对这场塑造和影响中国未来的伟大事件应当首先进行正义性分

   

   析。”这里他的价值取向是很明朗的:因为六四是一场伟大事件,所以反思只

   

   能在具体的战略策略上进行,不能对运动作根本的否定。所谓“首先进行正义

   

   性分析”,似乎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个正义的伟大事件,所以必须对学运

   

   及其领袖持宽容态度,不可随便责备贤者。

   

   

   

   王先生的回答很委婉很得体,然而细思却让人疑窦丛生。“著眼于为中华民族

   

   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考虑”,本身就是先生不同意的功利主义的分析。此

   

   外,王先生还说:“(芦笛)先生对柴玲的批评,可能还是过于严厉”,表明

   

   了先生对学运领袖的宽容,和许多论者提出了评价六四必须持宽容态度的意见

   

   是一致的。

   

   

   

   诚然,“自由的实质是宽容”。然而到底是对谁宽容?当然不是对实施大屠杀

   

   的刽子手们的宽容。对死难烈士更不存在宽容的问题。所以,所谓“宽容”,

   

   大概指的是对“天安门一代”和他们的错误的宽容。为什麽要对这些人和他们

   

   的错误宽容?为什麽我对柴玲女士的批评过于严厉?军涛先生没有解释,而我

   

   在自己的问题里却是给出了理由的。我说:

   

   

   

   “中国人民在过往的一个世纪中,已经吃足吃够那些打著人民的旗帜、披著崇

   

   高事业的道袍、以流人民之血为达到私欲的手段的野心家和骗子们的苦头。柴

   

   女士当时的年龄,和毛、周等人当年参加革命的年龄也差不多,教育程度还远

   

   高于他们。她不是第一个,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人物。为了未来的中国

   

   人不再像他们的祖先们一样上当,必须揭露这些人的伪装。”

   

   

   

   又说:

   

   

   

   “我认为,为了对无辜死去的数百或数千冤魂负责,不管柴女士现在是否退出

   

   民运,她都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出来回答‘人血馒头’的指控。对於大屠杀,中

   

   共有中共的账,学运领袖有学运领袖的账,谁都是赖不了的!如果我们不象以

   

   色列人那样对屠夫们一追到底,中华民族就永远摆脱不了被愚弄、被利用、被

   

   屠杀的命运!”

   

   

   

   王先生对此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对我的“柴玲女士是毛泽东式的野心家和骗

   

   子”的指控以及六条证明也没有批驳,只是作了一个“过于严厉”的判断。支

   

   撑这个判断的惟一理由,就是说学运后期已完全为学生的激进情绪所支配,谁

   

   不迎合那种情绪,立刻就得象吾尔开希那样被罢免。这种辩护实在是苍白无力。

   

   姑不说那种情绪正是柴女士之流一手煽起来并加以利用、拿来打倒“阴谋家”

   

   和“投降派”而夺权掌权的(有她的讲话为证),就算是她只是迎合了那种情

   

   绪,那也是一种毫无政治伦理观念和责任心的无耻政客手腕。清算这种罪行以

   

   儆将来的效尤,有何“过于严厉”可言?难道让子孙们日后再一次让人愚弄血

   

   溅长街,才是有宽容心的表现?清算这些人的错误甚至罪行,无论从道义的角

   

   度还是“著眼于为中华民族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都是完全必要的。

   

   

   

   六四大屠杀,使人们无比憎恨残暴的中共当局,悲悼死难烈士。这种情绪,导

   

   致人们对学运领袖心存宽容,不去揭露他们的错误甚至罪行。而那些靠学运挣

   

   来个人的巨大政治资本的领袖们更不愿人们去细细端详他们当年的丑陋。哪怕

   

   是某些立场比较超脱的人士,对于反思六四的尝试也投以“马后炮”之讥,浑

   

   忘了一切反思都不可避免地是“马后炮”,而中国人正是因为从来不会走“马

   

   后炮”,才一次又一次地重犯前人的错误。如果说世上有一种人苦头吃足还甚

   

   麽乖都没学会,那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没有一件我们干的蠢事、错事,

   

   在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其差别只是规模越来越宏大、越来越让人目瞪口呆而已。

   

   到了今天,我们还要齐心合力地姑息养奸,以致批判揭露学运和民运的阴暗面

   

   甚至比批判我党还困难。这样一个没有自省和自我完善能力的民族倒底有什麽

   

   未来,老芦实在是看不出来。

   

   

   

   所以,我同意迟延昆先生的建议,将六四定作“反思日”。不过我还有点补充:

   

   定作“国耻反思日”比较恰当。所谓“国耻”,就是全国的耻辱。中国人民居

   

   然会有这麽一个屠民以逞的下流政府,有煽动人民去流血、而自己跑得快过惊

   

   鹿的无耻盗版“谭嗣同”(柴女士的偶像)作民间领袖,是全国人民的耻辱!

   

   出了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民间领袖,全民族都要沉痛反思,则我们庶几有点前途。

   

   

   

   二、如何定位六四

   

   

   

   王军涛先生说:“六四悲剧实际上是具有不同取向的中国现代化力量之间的一

   

   次悲剧性碰撞。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朝野双方以及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未能

   

   就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上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次碰撞中,双方都是

   

   改革派。而保守派利用这次改革派的内哄,一度扭转了中国的发展局势。”我

   

   觉得,这个说法基本是客观的,然而对“(碰撞)双方都是改革派”一说,我

   

   无法苟同。

   

   

   

   对於六四这样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复杂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来看都可

   

   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感谢戴晴女士和王鹏令、迟延昆、吴稼祥诸先生的精到的

   

   分析和披露,让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我觉得,六四首先是一场

   

   毫无道理、不可宽恕的大屠杀,这是不容置疑的大前提。象台湾人记住“二二

   

   八”一样(当然二者性质不同,“二二八”毕竟是武装暴乱,而六四是和平请

   

   愿),我们必须世世代代记住这笔血债,追究从中央到地方那一切参与策划、

   

   促成和决定大屠杀的人的罪责。不这样做,我们就对不起先烈,更向全世界响

   

   亮地宣称中国人的性命是最贱最不值钱的,可以象宰鸡屠狗地狂宰滥杀,过后

   

   却又“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认为那是维持国家安定团结、保

   

   障经济繁荣的必须付出的人血开支。不谴责清算大屠杀,我们就在实际上鼓励

   

   未来的独裁者放手以人民的崇高名义屠杀人民,就是世上最无耻、最下贱的民

   

   族!

   

   

   

   出於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必须对六四作出准确定位,清算党内外一切有关人士

   

   包括学生领袖的罪责。对於六四的起因,大多数论者、包括王军涛先生在内,

   

   似乎都同意是此前以方励之为精神领袖的“自由化运动”触发的。而对于该运

   

   动倒底如何评价,王军涛先生没有涉及,王鹏令先生则有深入的分析。我个人

   

   认为,“自由化运动”其实是具有破坏性的否定改革的思想上的“民主造反运

   

   动”。这种思潮不但为后来的学运提供了精神纲领,而且直接导致了学运中的

   

   不知妥协退让、拒绝“投降”而又拿不出任何建设性议题的行为,是应该予以

   

   否定的。

   

   

   

   因为学运建筑在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它就在各方面都显示出“造反精

   

   神”来。因此,六四其实是“民主造反派”与改革派发生的碰撞,后者力图将

   

   前者的斗争引为改革的助力,却因前者迷信“斗争哲学”拒绝“投降”、“招

   

   安”而失败,二者相持的结果,是让保守派轻轻巧巧地得了渔人之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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