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寄盧
[主页]->[百家争鸣]->[寄盧]->[作為第二個政府的作家]
寄盧
·陳寅恪詩集句
·賀衛方先生支教新疆序
·三類“鄧玉嬌”的悲劇
·我恨竊聽,我愛《竊聽風暴》
·博客為“公民社會”奠基
·作為第二個政府的作家
·無題
·悼楊憲益先生
·為己丑年冬月初十日作
·涉港决定草案民之所盼 除恶平乱力保国泰民安
欢迎在此做广告

(作為第二個政府的作家)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二千余年後,中華大地上的另一位史學家再次彈奏出石破天驚的“第二種聲音”。在“改男造女態全新” 的新形勢下,在馬列主義一統意識形態領域的新時代裏,陳寅恪竟公然提出“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的要求。以陳寅恪對歷史與現實的“通識”,在全中國只擁有一種價值系統,只發出一種聲音,只擁有一種顏色之際,他當然知道此要求不合時宜的沈重的分量。但是陳寅恪堅決提出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要求,正是他一生所高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價值之體現。因為在他看來,“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敢於為自己的學術信念而獻身,這是陳寅恪直追司馬遷的人格基礎。因為“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要發揚真理,研究學術,就必須自由、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就絕不能受“俗諦之桎梏”,無論這“俗諦”在時下是如何尊貴顯要,如何令人趨之若鶩,如何成為欽定的唯一“真理”。更有甚者,陳寅恪從陳端生的《再生緣》在眾多彈詞體中脫穎而出的現象而得出“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 的結論。優美之文學源於自由之思想,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文藝家如果沒有“第二個政府”的意識,不但無補於世道,無助於社會歷史的進步,而且也根本創作不出優美的作品。這也許從反面證實了那些隨風搖擺的“袞袞諸公”在1949年之後之所以未能寫出“優美之文學”的原因。正是陳寅恪的不“從俗浮沈與時俯仰” 、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 ,他才能在驚風密雨、盲目臏足的惡劣處境下寫出足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鴻篇巨著。
   一切偉大的作家都是當代生活的對立者和批判者,在這個意義上,“批判現實”主義永遠不會過時。托馬斯•曼在《我的時代》中說:“我的時代!對於它,我有權這樣說,我從來沒有曲意奉承,而且,無論在藝術上、政治上、道德上從來沒有對它卑躬屈節。當我在自己的作品裏反映它的時候,大多數情況下,我是處在與它對立的立場的。” 文藝家只有勇於說“不”,只有采取對立和批判的立場,才有可能揭穿時代的病根。索爾仁尼琴在遲到的諾貝爾受獎演說中說:“藝術家的工作是不能納入貧乏的政治範疇的。” 這也就是說藝術家理應開辟第二個戰場,提供政治之外的眼光。布羅茨基也有一句名言:“詩與帝國對立。” 帝國在一切方面樹立起自己的權威,唯有詩歌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樹立起足以對抗帝國的第二種權威。詩歌權威與帝國權威恰恰相反,它不教人臣服,而教人抗爭,不教人守舊,而教人創新,它不是閉目塞聽隨聲附和,而是怒目圓睜做真理的代言人。馬爾克斯曾言:“關於現實,我認為作家的立場就是一種政治立場。……而且我的政治誌趣同文學誌趣都從同樣的源泉中汲取營養:即對人、對我周圍的世界、對社會和生活本身的關心。文學誌趣是一種政治誌趣,政治誌趣也是一種文學誌趣。兩者都是關心現實的形式。” 他所說的政治誌趣絕非被現行官方所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而是一種他自己的對抗現行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獨立的思想價值體系,所以他說的“政治”其實是第二種政治。文學所表現出的誌趣,要麽就是順從歌頌現行的官方認可的政治誌趣,要麽就是抵抗批判現行的官方認可的政治誌趣,從而表達自己的政治誌趣,絕沒有第三條中間道路。馬爾庫塞說:“只有當形象是拒絕和駁斥已確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時,它才能講述自己的語言。”它再一次提醒人們:只有當文學藝術不依附於政治、文藝家不依附於政府時,文學藝術才有自己的語言,文藝家才有自己的生命,因為“藝術只有作為否定力量才能擁有這種魔力” 。作為"第二個政府"的作家,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就擁有這種魔力。
(作為第二個政府的作家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