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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二個政府的作家

在寫於前蘇聯時期的小說《第一圈》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借小說中的英諾肯基之口說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一個國家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個政府” ,曲折而又堅定地闡明了作家的使命意識。作家既然是第二個政府,那就必然與執政的現政府相對立,這也註定了索爾仁尼琴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命運。在前蘇聯,由於他在私人信件中議論斯大林的是非被逮捕監禁,因為著文揭露斯大林及其共產黨政權的殘暴,先是被開除出作協,後又被驅逐出國境;在西方,他指責自己的恩主——美國,1978年的哈佛演講批評西方招致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圍攻;“活著回到祖國”,他又無情揭露俄羅斯社會現實並猛烈抨擊當權者,1998年拒領葉利欽總統頒發的聖安德列勛章……索爾仁尼琴自稱為一頭不斷頂橡樹的“牛犢”,“只要還活著,或者直到牛犢頂到橡樹上折斷了脖頸時為止,或者是橡樹被頂得吱吱響,倒在了地上為止” 。他這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牛犢,總是很不明智地把現政府作為自己的對立面,數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腦袋和犄角狂熱地頂向枝幹龐大根基深厚的橡樹……
   生活的“不正常”如果是制度性的,那麽一個寫作者就要質疑這樣的制度乃至國家,就要勇於把自己放在現政權的對立面,就要敢於成為“國家公敵”和國家機器控制下的某些人民的“公敵”。巴爾紮克也早就說過:“作家的法則,作家所以成為作家,作家(我不怕這樣說)能夠與政治家分庭抗禮,或者比政治家還要傑出的法則,就是由於他對人類事務的某種抉擇,由於他對一些原則的絕對忠誠。” 一個人挑戰一個國家的例子,西方曾屢屢出現:茨威格對一戰的態度使他成為國家公敵,被迫流亡瑞士;羅素因為在二戰時提倡和平,而被英國政府監禁;左拉面對德雷福斯案件不公正的判決,毅然發出"我控訴"的怒吼......俄羅斯文學有一種可貴的傳統,就是堅守良知的寫作。俄羅斯文學從托爾斯泰、高爾基到肖洛霍夫,都堅守一種不同於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作家立場"。目睹沙皇政府對革命者的血腥屠殺,暮年的托爾斯泰大聲疾呼"我不能沈默";對新生的蘇維埃紅色政權那些背離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做法,高爾基敢於發表《不合時宜的思想》,不惜與列寧唱反調;肖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中為註定要被革命消滅的哥薩克格利高力樹碑立傳,在《新墾地》中潛在地為被損害者的利益而吶喊。可見索爾仁尼琴“作家是第二個政府”觀的清醒和勇氣,是深沈的俄羅斯文學、思想傳統在一個特殊時代的體現。張建華曾精辟地指出:“俄羅斯文學立足於拯救的思維特征決定了文學創作的使命性特點。這一特點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就是作家的救世與救人的思想。俄國文學歷來是社會變革的推波助瀾者。” 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就是具有歷史使命性的作品,而他對此歷史使命也是相當自覺的。他說他的命運不屬於他自己,他的文學命運也不屬於他個人,而是所有千百萬人的命運,他要為1917年後受難的俄國人民和所有已死的人申訴:“他們沒有能寫下來、說出來、嘶啞地喊出來自己的獄中苦難和勞改營的發現。” 《古拉格群島》被稱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沈重、最殘忍的書”,它集中體現了索爾仁尼琴反對強權和暴力、極力消除籠罩在自己國家頭上不真實的神話和虛假印象、追求正義和真理的思想。索爾仁尼琴借助此書真實地再現了斯大林大清洗前後四十年間蘇聯社會黑白顛倒、人倫喪失的可怕狀況,統治階層殘暴和不人道的行徑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這就必然激起人們禁不住要質問這樣的制度有什麽存在的理由,從而達到為社會變革推波助瀾的作用。俄羅斯女作家尤利茲婭認為:索爾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後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夠改變社會進程,或至少影響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索爾仁尼琴自己也認為:“文學可以加速歷史前進的腳步。” 由此可見“第二個政府”的巨大意義。
   馬克•斯洛寧稱贊索爾仁尼琴是“偉大的挑戰者”、“獨立不羈的自由主義者和人權捍衛者”,成為“道德高尚和剛正不阿的象征” 。之所以說是“偉大的挑戰者”,其偉大之處就在於勇敢地向現行政府及其殘暴專制的政治制度挑戰。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索爾仁尼琴曾直接提及反專制,一個代號為X-123的犯人認為藝術家迎合暴君的口味是“在按狗的旨意行事”,“為暴君的專制統治辯護”,更是“極為可憎的政治思想” 。一個藝術家只有不迎合暴君的口味,不做政治家的工具,不為現行官方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吹喇叭擡轎子,不放棄反抗暴力、追求真理的理想,不創作無關痛癢的低俗的生活消遣品,而是反映出社會現實生活中真正的狀態,說出比“整個世界分量還重”的真話,才是按人的良心立身行事,而這是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的。索爾仁尼琴被逮捕、被驅逐出境,飽經顛沛流離之苦,這一切沒有一種堅定的信念是無法忍受的;何況只要他放棄做人的良心,而按狗的旨意行事,就有鮮花、美酒、榮譽和享受獎賞給他。一得一失之間,道德高尚與卑下、人格堅強與軟弱、精神偉大與渺小,立刻判然可見。劉文飛在《索爾仁尼琴八十歲》一文中慨嘆索爾仁尼琴真是一位“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並由此展開進一步的思索:“也許,與權力保持對峙,至少是保持距離,才是真正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應該選取的最佳位置;也許,思想和文化只有與政治的沖突中才能體現其意義,豐富其內涵,並煥發出真理的光輝。” 在該文結尾,劉文飛把索爾仁尼琴比作晚年的托爾斯泰,因為二人具有同樣的對權力的激憤,對民眾的溫情,同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嚴肅的道德感。這一切都跟索爾仁尼琴自覺地堅守“作家是第二個政府”分不開。
   在《第一圈》中,索爾仁尼琴又擔當了一次“第二個政府”的職責,他所描寫的那些瑪爾非諾特種監獄的犯人們比監管他們的國家幹部道德上要高尚,人格上要高貴,精神上要強大,他是把現政府的判決進行了再審判,是把顛倒了的一切又重新顛倒過來,肯定了犯人們生命的價值和自我的尊嚴,鞭笞了國家幹部生命的卑劣和自我的猥瑣,充分顯示了“第二個政府”的威力。在小說中,為了自己的頭腦不被麻木所凈化,犯人涅爾仁毅然拒絕了瑪爾非諾研究所所長雅科諾夫上校要他參加密碼組的邀請,雖然他明知參加密碼組就能留在物質待遇較好的“第一圈”裏,而拒不參加密碼組,就得再次被投入普通勞改營,去接受身體上的摧殘。這使得雅科諾夫上校氣憤地說“你以仙酒換取扁豆湯”!而涅爾仁認為“如果舒適重要得超過了生存,生存又有什麽意義呢?” 出於同樣考慮,另一囚犯伊拉裏昂•格拉西莫維奇也拒絕了奧斯科盧波夫少將的提議:即讓他發明一種晚上用的紅外線照相機和一種自動拍攝的普通照相機,而這兩種照相機都是用來提供證據以便抓捕人的。格拉西莫維奇聲稱自己“不是捕人的野獸” ,他不能因為一份“僅能維持生存的飯菜”,就出賣自己的智慧。他和另一囚犯波貝寧散步時提到一幅 “正在消失的羅斯”的 畫,他認為倒不是說俄羅斯的消失,而是“優秀的人文主義精神的消失”,所以,“我們這些還允許存在的科技精英”應擔負起“恢復人文科學的科學精神”的重任 。這正是這些低賤的囚犯顯得高貴的原因所在,已被關押了18年的老囚犯、前數學研究所所長切爾諾夫教授認為只有犯人才有不朽的靈魂,而生活空虛的自由人則靈魂渺小。相對於這些靈魂高貴不朽的囚犯們,那些大大小小的統治者,從色厲內荏、外強中幹的瑪爾非諾研究所所長雅科諾夫上校,到在上級面前膽戰心驚、在下級面前氣指頤使而且對下級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內務部長阿巴庫莫夫,直到年老昏聵、疑慮重重、剛愎自用的領袖斯大林,他們一個個猥瑣不堪,莫不顯得像小醜一般,毫無做人的尊嚴,僅僅是國家機器上的一個個零部件。這就觸及到極權制度的本質。人成為龐大國家機器的一個零部件,這架機器一旦轉動起來,誰也無法逃脫被卷進去的厄運,包括極權統治者本人也是如此。
   顧準認為:“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革命家如果樹立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裏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麽,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Stalin(斯大林)是殘暴的,不過,也許他之殘暴,並不100%是為了個人權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不得不如此辦。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這是可悲的。” 革命家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犧牲民主實行專制集權,在善的名義下行惡,這體現出某種歷史的邪惡性。根據赫魯曉夫所作的秘密報告,人們常常把斯大林時代的殘暴歸結到斯大林一個人身上,這似乎還沒有真正認清極權統治的罪惡根源。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提出了有別於赫魯曉夫時代政府的認識,對於極權統治的殘暴,索爾仁尼琴認為有某種“歷史的規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們也開始覺得只是一種盲目的和表面的執行力量。” 這個“第二個政府”的控訴變得格外深刻有力。哈維爾說得更加清楚明白:“西方的蘇聯學專家們常常對後極權社會內的個人作用誇大其詞,而忽視統治者們盡管擁有中央集權制度的極權力量,卻常常是這個制度的內在法律的盲目執行者這個事實。” 這就非常尖銳地闡明了極權制度的毫無人性以及這種制度存在的極其不合理性不是在於某個最高領導人本身,而是在於有了這種制度,必然造就這種最高領導人。索爾仁尼琴作為第二個政府的存在,直接削弱這第一個政府的權威並威脅到第一個政府的存在。正如哈維爾所指出的:“索爾仁尼琴為什麽被驅逐出他的祖國?當然不是因為他擁有實力,或者說當局覺得他會向當權者們奪權。索爾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緣故:他力圖發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轉變整個社會意識,而這個轉變終將給社會帶來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後極權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應:為了捍衛它自己,就得捍衛假象世界的完整。謊言世界的外殼是由奇怪的物質構成的,只要它把整個社會封閉起來, 它就會看上去堅如磐石。 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個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遊戲規則,揭露遊戲本質,這時,一切事物都原形畢露,整個外殼就會無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一個真正偉大的作家,必然會極力發掘被第一個政府所掩蓋的真理,徹底刨空第一個政府的地基,揭露第一個政府所制造的謊言,掀開蒙蔽在民眾頭上的幕布,使看上去堅如磐石的外殼在覺醒的民眾撼動下分崩離析化為齏粉;他之所以受到第一個政府的迫害,也在所必然。

   中國既有強大的“明智”、“明哲保身”的“智者”傳統,也不乏以生命來捍衛“作家是第二個政府”的“戇者”傳統;由於前者的泛濫而愈益彰顯出後者的珍貴。《論語•公冶長》: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論語•泰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憲問》:“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論語•衛靈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試問,如果所有的知識分子在邦無道時都愚都隱都避都卷而懷之,那麽怎麽才能使、何時才能使邦有道呢?為了自己明哲保身,而置邦國於無道的境地,這實際上是國家意義上的“見死不救”。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詞中為司馬遷不能明哲保身而惋惜:“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事實上,司馬遷如此博物洽聞,不可能不熟讀《詩經•大雅》,他之所以不明哲保身,不是因為他做不到,而是因為他不肯做!其實,我們恰恰應該為有司馬遷這樣不願明哲保身的硬骨頭而感到自豪,可見在中國這個奴性實足的土地上同樣流淌著作家的良知。司馬遷不僅能仗義執言,而且能忍辱負重。如果說在朝廷上下一致譴責李陵的憤怒聲中,司馬遷的第二種聲音雖然顯得異常尖銳,而且他也為此受到了最令人恥辱的刑罰,但是我們還能把他視作傳統意義上冒死進諫的忠臣;那麽,對於劉漢王朝的死敵項羽,司馬遷在《史記》中為之作只有皇帝才配享有的《本紀》,這裏的第二種“聲音”則令人極度震驚,司馬遷已大大超出傳統意義上冒死進諫的忠臣的範疇,而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上的“反對派”,代表著第二個政府。駱玉明認為司馬遷“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見得會被厚顏無恥的謊言徹底淹沒,權力未見得無所不能,正義未見得一無所成。” 這正是司馬遷超越個人存在的意義所在。這說明要做到舉世混濁一人獨清、眾人皆醉一人獨醒既需要勇氣,更需要付出代價,僅僅潔身自好遠遠不夠。另外,司馬遷在“君子恥言利”的思想傳統下,作《貨殖列傳》,這又是開辟了“第二個”思想傳統,其挑戰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勇氣也足以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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