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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专制走向极权之路(上)

反对专制走向极权之路(上)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4/6/2009

   

   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大概的一致性是,他们都想纠正历史上的缺陷而陷入历史上的罪恶。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却是历史走向每每屡屡证实的事实。简约而论,东方极权主义,是毛泽东们将几千年皇室的专制文化传统加以根除而导致:其否定和扼杀中国封建和郡县制度中有限而可贵的君权、君相,政教分权制衡原则乃及文化保留和复兴余脉;凸现其专制暴君色彩,实行官僚科层制度之反;(于文革时期)凌驾刘、周官僚阶层之上,实行类似明朝太监、宠信特权阶层(中央文革小组)之干政,扰政和灭政。以其非制度管理和统治,进行“不断革命”——而丧失和不谙执政和管理理念——造成国人历史颠倒和常识泯灭。于是,在这种非正统统治中,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原则逐渐让位于人治特权和人权涂炭,遂使得国家面对民穷财尽,内忧外患,经济崩溃之结局(而改革出现,则是接轨西方采纳的绥靖主义政策,使得极权政体产生一线生机于国际泛资本至上主义,从而使得党权和官权合法化于国际社会;并继续一种“唯生产力论”似的坏资本主义积累——并将这种特权掠夺合法化于国际经贸体制——从而走出一条所谓中国价值论之道路,来反对普世价值)。反之,有无可能产生西方民主制度的制衡原则,使得君权虚置而议会主政,人民得以委托代议代表,以实现其人权诉求,呈现一种相对公平合理的政治局面?于中国这个事情没有出现(历史上)。所以,直到清末宪政失败,孙文革命起来,造成一种继续的专制(而非极权)——遂使得中国内地政治发生基本上的停滞状态,直到毛开始极权主义反对之之革命,大倒退,开始出现。这个倒退,一下子倒退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呈现一种奇特的,既无中国文化乘传,也无西方文化接续的现状。于是,在交接这个怪胎的同步轨道上,前后出现了张伯伦绥靖希特勒,罗斯福采纳孤立主义政治,(二战以后)一些美国人为斯大林辩护(见华莱士“苏联自由进步”论),甚至包括罗斯福本人认可的所谓斯大林“牧师”本真的幻觉空论(见基辛格)。于是,西方社会在打败纳粹以后,开始实行罗斯福主义和对此之修正:一是,完成组建联合国,由苏、美主导世界+世界和平梦想——

   

   一是,出台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和邱吉尔所谓“铁幕”批判——同时,又有美国人乔治.凯南发表“遏制政策”之著名文字,再是,形成一轮麦卡锡主义运动,制造苏联罪恶论。但是,正如我们前此论述杜鲁门主义时候所言,李普曼之不要美国插手不相干地区之主张,导致艾奇迅白皮书罔顾中国、朝鲜等远东地区之反共主义。遂使得韩战爆发,杜鲁门重新保护台湾——但是,中国大陆赤化,业已成舟。

   

   于是,战后形势和政治生态,形成一个荒诞逻辑:希特勒倒台,换成斯大林合法(国际条约体系);且换得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认可——不但是其政治统治被认可,还有其人格克力司马的被认可——虽然,这个认可,后来却被一个小人物赫鲁晓夫一锤定音,而告吹灯拔蜡。在此,我们不太可能将二战历史中,关于几个巨头之争执一一演绎如次。我们只是要回到所谓希特勒上台和极权主义如何在具备自由传统之西方,也会照样发生这个课题,稍事议论。诚如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正是对于专制主义之资产阶级政权怀抱批判和揭露,且囊括了几乎所有精英知识界为之捧场,才造成所谓舆论先行,万事皆备。这个后备的事实就是,由民主程序作业于德国各界,推举希特勒上台。这个事实所证,即是,民主至于希特勒,是因为民主最后一点缺点,造就压垮民主之最后一根草——这个教训,包括在整个西方民主制度中不民主的现实里面。民主之不是好东西,成为希特勒可以改革和纠正民主,从而毁灭之之言行,直到杀戮的肆无忌惮。这个过程,恰恰不是民主本身的罪过,却是因为他的不足造成。也正是阿伦特所谓,民主社会之缺陷,人权缺陷(伯克认为英国人权不如其他权利重要),民族政策缺陷(犹太人地位悬疑;加上成千上百万白俄,亚美尼亚人的流离处境),文化虚无主义(后现代接传之),上帝死亡论,超人,超经验逻辑学说,等等,使得希特勒毁灭一切,成为理据之在,成为存在和实在——这个虚无主义之“他人地狱论”,可以逆转时间到德国人迫害他的犹太人邻居开始。自由主义之基本原则,消极自由和政府宽容等常识性作为,被价值湮灭所代替。于是,人们开始要求不知道以后何以填补真空的“改变”。

   

   历史在这个交锋里重合叠加,呈现彻底负面的意义说和意义=0之说法。德国人叫喊:提到文化,就要拔出手枪的时候,中国人从鲁迅开始叫喊历史就是“吃人”;到了四十年代末,左派思潮迎合共产党宣传,在一半叫喊“民主周期律”的同时,叫喊蒋介石专制政权的“万恶不赦”——事情在易帜以后几十年中,专制主义勉强维护的千年道统正统学统和基督教脆弱的萌芽,皆遭涂炭。燕京大学和大公报一类美国色彩和独立媒体,皆遭湮灭。所谓几千年科层体制和阶级融合与阶级存在,成为消灭对象——“无阶级社会”(见阿伦特)造成了社会本身的被取消;科层、阶级、社会体系一旦覆灭,人民,蜕化为一个绝对平等/也就是绝对不平等之极端政权下的身体符号——这个符号不是0,是负数(因为缴械者,依然要死;心还在,则必死);这是毛主席伟大思想的真谛!正如纳粹所言,我们不是因为什么消灭你,而是消灭你,不因为什么!这就是哲学上,意义论消灭以后的人间处境。(福科说,他到湾区同性恋浴室去鬼混,是要终极体验——可是,他却要理性武装到牙齿的医生,为其就诊。)所以,在颠覆传统这一点上,东西璧合,没有深刻不同。换言之,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可以产生万般正确高贵诡异的艺术,美学和哲学,但是,却在制度层面上毫无作为。我们说过,你把乔木斯基放在北京,他就会像一朵强迫移植的脆弱之花,瞬间枯萎——乔木斯基可以在美国生机勃勃地活到百岁,不在于他说什么,而在于他“可以”说话。毛主席或许可以对鲁迅说,你或者沉默,或者关牢——毛主席难道不可以对老乔如此语言吗?你看,很多美国人如李敦白一类人,不是给关牢(于文革)了吗?所以,在区隔专制和极权的界限时候,对于文化采取何种态度是一个关键。难道西方人,犹太人,普鲁斯特,乔伊思,本雅明,阿伦特,马克思…….他们可以百般批判那个万恶渊薮,但是,你只要取缔了这个“万恶”,事情马上就要就会势必变成“更恶”!这也是一种逻辑。于是,我们说,“打倒蒋介石,(毛)奴役全中国”,变成事实;正是这个道理。将近一亿中国人,死于非命!就是因为他们的政客,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民,要批判邪恶的专制主义(而带来更加邪恶千百倍的极权主义。)

   

   在这个文化层面上,就像人们讨论的经济层面(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之关系)一样,极权主义虽然是二十世纪的产物,但是,她依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她是所有之恺撒,尼禄,阿提拉和拿破仑身上邪恶东西的历史构成——是秦始皇,朱元璋和孙文主义邪恶面的集成;这个东西,是千年豢养、积蓄和酝酿而成的晚就之物,但是,其邪恶来得生猛和无道——这是一种人类天生的魔鬼之“路径依赖”(不是只有天使有“路径依赖”)。所以,民主可以产生于忒休斯神话;极权,也可以是一种晚生,却是已生于某种魔鬼文化里面的潜质;这个潜质,带来的很多诗意,很多道学和很多政治学,都备人类复杂构成的特定成分,她们一点也不会因为某种同时确定的所谓正面性而被涤除或者纠正;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民主,接续寡头和僭主的轮替——极权,就是革命分权和民粹暴力的互补——上帝,就是业已杀死,却是不会、不可能被杀死的上帝(见尼采);等等。(于是,在公元千年以前就有民主,就有选票,就有普选,也有僭主和独裁——在希腊;在印度,波斯和中国文化中,也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有双性,阴阳,天地,男女,天使魔鬼——这样的肯定和否定(亚当是正面,夏娃是负面,是辅助力量);这和民主-极权(专制),也是双胞胎。这个辩证法唯一不好解释的,是其异化概念。其实,不是异化产生物质,而是异化产生精神;这个一的精神和众的精神,又产生:我是谁——之问——是“我思故我在”之“我”是谁之问。是单数复数之问;主客观之问。等等。于是,在物质层面,只有非常有限地、作用于政治学层面的阐述。这个异化被纠正的时刻,就是西方的人们开始世俗国家学说的时候。这个学说,也用正、反两面,阐述其价值观和国家观;国家邪恶;自然法和上帝、摩西法,是道德之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并不直接和经济层面发生关系的正、负依赖,也是不乏先证于兹。所以,从文化中寻觅极权主义根源,总是可以顺理成章,述之有据。因为,总持其论,就是要细分,是什么样子的辩证法和存在论,居然可以打击、后打败专制主义千年价值和宗教道德。于是,我们想到两种革命——

   

   一种是真正废弃专制于民主;一种是废弃专制于极权。这两种革命,还包含这样重要的内容:专制之恶,导致极权;专制之恶,导致革命:专制之恶,导致革命+民主(民粹),导致极权——于是,这个逻辑式,表示了极权主义对于专制,对于革命,对于民主的尽数反对;而反对之形式,是和她上台前反对专制,主张民主和鼓吹革命相联系,互补而成。所谓革命承诺,就是以反对历史,反对传统为借口,来炒做虚无主义的文化罔顾。我们前此,看到西方现代派发轫的反对主义主张;以后,看到毛主义此类叫嚣;最后,我们看到,在现在中国,人们以虚无主义为掩护,实行“操你妈”和“和谐”大战——这个大战,亦包含正面否定和负面虚无主义双重价值判定。所以,历史不接受教训,就是因为这几百年来,一拨拨价值怀疑主义,怀疑一切主义的继承,变型和接续。这是人类极权主义、虚无主义乃至屠杀和灭绝主义,在各种文字中表达的直接和间接涵涉。而专制和极权,正是出台于这样人类永恒之善,之恶,之正确,之错误,之博爱,之“博恨”一类范畴的政治实现(死掉一半俄罗斯人,可以共产主义:列宁)。所谓政治是文化的接续亦或相反,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相对主义是不是有一个绝对的元素,可以起到化解善即是恶,恶即是善——这种极权主义的道德目的论,无目的论(加上手段和手段的正当性和非法性),等等。其实,这个化解的要素就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中民主自由的有限空间(含拿破仑主义和俾斯麦主义)。极权主义思考转向于反对专制和历史虚无主义,胜似其文化定位的选择性传统接续;如,毛选择秦皇汉武;希特勒选择巴巴罗萨,斯大林选择伊凡雷狄——这种“选择眼”,相对于罗马衰落或者中兴时期元老院监督体制不灭;菲特列大帝于伏尔泰启蒙思维来往,说自己是“人民第一仆人”之准民主观念;拿破仑的“在人民面前像国王,在国王面前像人民”之游戏主义;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流连于国王,议会和停止之之多元游戏(绝不等于消灭民主)——就是专制与极权的完全不同。其要则,就是不消灭文化;而在此反面,极权主义之所以采纳上帝死亡、历史虚无主义,刚好因为他们无法正面历史,只好负面历史(人物、事件、“规律”、“异化”等等)。所以,总而持之,虚无主义,极端主义,反智主义,个人迷信,刚好是极权主义中断历史和时间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最为重要的特点,恰好是他们罔顾了专制主义历史中有限的自由空间和文化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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