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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胡耀邦先生的逻辑

纪念胡耀邦先生的逻辑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不知道耀邦主义,也就不知道六四;不知道六四,也就不知道民主。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4/17/2009

   

   纪念胡耀邦,秉承什么文化遗产?

   

   是共产党的文化遗产吗?还是反对之之遗产?

   

   这个问题刚刚提出,就会遇到悖论:如果实行耀邦好共产党主义,普世价值放在何处?

   

   如果实行反对之,是不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只有一个共产党人胡耀邦,可以和政治革命相联系?

   

   这个政治革命如果是胡耀邦主义,那么,其走向,究竟是新共产党,还是老共产党实行“合法”统治?

   

   我们说,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胡耀邦主义,可以转变成为一种开明专制。这个开明专制,呈现赫鲁晓夫时期某些政治特征。但是,其后面,强大的党文化作业,很快就会再度将其转变成为对于中国式戈尔巴乔夫的颠覆,回返非民主道路。所以,胡耀邦主义,其实是一个走向民主/非民主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是非果功过,要由人民来进行评议和估价。也许,中国人习惯了实践、真理这一套(早已过时的哲学)、党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和思维惯式,而罔顾普世价值,他们中的前党官僚,将会因此固定自己参与这个党文化历史的所谓正面性,而疏离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结构和自由理念。于是,一种较好的胡耀邦主义,代替了邓式独裁和普世价值,成为未来(过去未来)的一种幻象。可惜,这种幻象,仅仅是一个乌托邦。何以见得?是因为历史上并无胡耀邦主义执政的任何可能性。

   

   一,因为胡耀邦本身,就是邓式改革的御用工具。胡耀邦主义的框架,不能不涉及邓式改革的党文化绝对性。这个问题,在理论和操作上,业已证明。问题的症结是,邓式利用胡耀邦进行改革,是为了取得七十年代末叶的党文化“合法性”——其平反冤假错案,是为了(主要)取得所谓十七年旧官僚的复出,以完成党员大员的一般性统治之继续——也就是,肯定四九年以来的执政和屠戮之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是胡耀邦平反党内大员,使其复出的全部理据。文革“错误”问题,不是以制度之恶和毛之恶,被钉在耻辱柱上,而是以刘、邓复出为标记,证明他们之反右前后,一切政治行为,为正确。尤其,以邓式大正确,为唯一标志(“小平你好!”)。而胡耀邦没有任何办法否定这个邓正确说。于是,胡耀邦时期的所谓民主改革,其实,和邓式改革,混淆一堂,并未价值区隔。胡耀邦对于主张第五个现代化,即魏京生民主模式的袒护,呈现了耀邦路径的伟大而独特——但是,他很快回到对于邓、毛党文化的、不得不服从的“正统”轨道上来。于是,耀邦政治遗产,成为邓式“改革合法性”的逻辑前提和推断预设。这个政治前提,义/无义无反顾地、成长为邓式官僚特权改革的起点,而不能不与胡耀邦主义相辅相成,不可脱掉干系。

   

   二,故此,我们对于历史呈现的、中国七十年代罔顾普世价值,推出耀邦主义,实行某种反思。那么,耀邦主义的正面意义何在?在于他提出的半个普世价值论。这个半个主义,就是一定要实行好共产党主义,来维护谋种中国历史上,也许会短暂出现的开明专制。这个开明专制之第一点,就是不能废弃共产党一党专政——而转为实行像耀邦这样的公正共产党人的统治。这样的统治,并不会因为魏京生主张民主而遭到逮捕;也许会像赫鲁晓夫主义一样,放空监狱中很多政治犯和良心犯;这样的统治,当然也会出现文艺和理论争鸣,于知识分子之间。但是,政治运动活跃的惯性特质,会不会使得这样的共产党统治,瞬间发生动摇,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于是,问题,又回到前面所言之政治逻辑上来。耀邦主义,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政治运作,如果他一旦成功,就会为下一步民主作业打开大门。民主作业一旦成功,社会主义官僚系统和财产特权即告完蛋。势必出现胡耀邦本人共产党身份的转移和易位:他,或者成为社会民主派;或者,回到邓式体制。无二而一

   

   ——这是一个政治常识的选择和不选择。现实显示,邓不允许这个过渡时期,成为胡耀邦转型的未来。而胡耀邦自己,也没有任何反对邓式体制,走上戈式或者甚至赫鲁晓夫式体制改革的道路之可能性——因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有公开言论,而胡耀邦并未公开旗帜鲜明地打倒毛泽东!

   

   三,所以,胡耀邦主义成为一首政治朦胧诗。这首诗歌的朦胧特征就是,胡耀邦没有采纳西方意义上、明确的三权分立,反对党运动和言论自由原则——而像日本人一百前所作的那样——因为究根源,乃因耀邦不过是邓式改革的一个工具而已!所有提出耀邦而压低邓式改革特征,甚至不适当夸大耀邦改革独特性和唯一性的高调,根本不符合事实。所以,现在诸公纪念耀邦,可以理解他们的感情因素,却不可以认同这最后一道党文化风景。因为,我们前此无数次提及的、阶级立法之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罔顾阶级斗争的真谛,而走上消灭阶级,实行“无阶级社会”之反对专制科层体制,实行极权主义垂直统治。耀邦时期,并无任何有权限之社会团体和政党的存在(不如明治维新和德国宪政时期,有着很多的反对党)。要耀邦实行并不垂直的、对于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认同,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耀邦主义顶多可以做到开明专制。而这又是邓式后来响应所谓“威权主义”之原因。这个威权主义,又并不是我们所谓封建和郡县意义上的专制,而是假此之名,实行新式极权主义之运作——这个运作,又和国际资本实行南桔北栀之无人权操作划一而治。等等。

   

   四,耀邦思想中,并无对此的任何考量。其本人认为,好党主义和后来诸公所谓开始于陈独秀瞿秋白等好党主义,可以救中国,如出一辙。于是,二十年后,中国人对于外在之三权分立,(反对)阶级立法等等理论,基本没有兴趣,只是对于耀邦倍感尊重礼遇,乃至忘乎所以!这是一个可悲的循环论。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不脱其臼,不思进取。我们说,日本百年前,就业已放弃共产党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在思念耀邦的时候,大青天主义,还是不死!这不是国人之悲哀,又当何论!

   

   五,故此,六四运动,成为一场耀邦朦胧诗以后全民的朦胧诗。这是一个二十年不明不白的所谓反思/不反思。因为,六四,一句话,是要共产党打倒腐败和官倒,要共产党领导政治民主,要它实现新闻自由和其他,等等。这个前提错置的二十年演变,就是继续要共产党实行08宪章和某某改革——并且,据说,可以放弃政治层面,实行人道和解,云云。他们这种典型的耀邦主义,并不违反六四运动不是民主运动而是共产党改革运动之基本概念——这是耀邦主义负面影响的实质。所以,六四二十年,是和耀邦主义紧密联系、不可以分开的、一种体制内改革梦幻!这个事情的逻辑,来源于对于胡耀邦如何估计和如何评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由共产党领导改革之主义不变,那么,人们可以预期,五十年以后,六四纪念时期,人们还是要先纪念耀邦,再肯定邓改,进而反思六四——这个模式,就是罔顾普世价值,珍重耀邦模式和党改模式——这个模式,一点前途也没有。所以,中国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我们几千年没有没有皇帝的思维——我们否定封建,却是为了引来极权——我们肯定耀邦先生,却不知道他的改革本身,不是改革大帝的任意作为,而是一种工具论,是对于邓大帝式投机操作的协从,而已。我们看到,赵式改革,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无可如何,无可奈何之操作。让赵紫阳面对世界,登高一呼,简直就是天方夜谈。理由一如耀邦之处境。(我们笑谈,当年光绪尚有做为于颐和园计划——而赵,什么计划也没有)。

   

   所以,不知道耀邦主义,也就不知道六四;不知道六四,也就不知道民主。

   

   这是中国人二十年不解之难题,迷题和错题。

   

   而六四,还让我们想到五十年多年前的匈牙利起义。

   

   这是两件一样的事情。纳吉的社会主义信念至死不变。但是,由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普世价值引发的事变,最后,转变成为艾森豪维尔和美国政府的不支持,放弃主义。这个放弃,来源于他们二战以后的新边疆理论;从雅尔塔时期,这个划分而治的政治地缘论,就大于普世价值。而由邓氏访美和所谓开放引发的自由化思潮,导致了六四思潮和运动的发源;而后来,美国国家利益决定论,导致了他们对于六四的再定位——所以,放弃六四的,正是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和“我们”,现在,实行“同舟共济”,不是短暂的一时之需,而是一种长远国策。所以,在国际范围,美国人从罗斯福开始,提倡免于恐惧之自由之同时,他提出,战后由斯大林和美国共治世界(联合国)——且认为,“罗斯福向其内阁谈论斯大林说,‘除了他的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特质外,还要某种特质。’他认为,这个特质可能和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当传教士的教育有关,‘我想,他自动感染基督绅士如何举止的教育’”;“心地纯真”(邱吉尔语)(见基辛格《大外交》等)。所以,双向观念的美国世界观,是为邓式登上《时代》封面之原因——他们是只和统治者打交道的势力中人——于是,背叛者美国,成为六四完结的最后一道风景。

   

   耀邦,当然始料未及也!

   

   耀邦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本质和他阅读资本论,得出什么结论,坊间,不得而知也!

   

   我们除去遗憾,还是遗憾!

   

   补救之道,其实非常简单。一是,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耀邦主义不切合中国民主的缺憾之所在;并且由此转换到对于普世价值的素朴追求和具体实施上去。二是,我们对于好党主义和党之本性,也就是立党之本,(也就是如何评价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绝对负面性影响),该有一个所谓科学的立论(所谓“赤化不如陈独秀”之所谓,意义远大深重),不该对所有保持党文化之抱残守缺者,做任何新式个人或者群体崇拜。三是,重新学习党文化以外,广阔天地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政治学,以摆脱马克思主义或者胡耀邦主义。最后,我们只有在确然分析了表面上、深入人心之耀邦主义之不足,之偏面,之狭隘后,才可以换来对于西方价值论中、普世之道的再解释和再实行——这就是孙文早期实行的价值和社会研究——很可惜,国人和党员,大多对此缺乏兴趣。

   

   在八九年前,台湾实行了民主解严。笔者当时所在媒体,几乎无一人,提及此话题——虽然,这个机关尚有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但是,人们正在讨论所谓邓式新加坡模式,而非台湾模式。二十年后,人们一股脑纪念耀邦,而对于经国先生,或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和忘记。这是我们“选择眼”的驱使和独断。是一个不知道经国和反对党互动之大必需和大必要之错觉和错误——而觉得,要是纪念了胡青天,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纪念胡耀邦,并不能解决这些国之“敌国”=反对党之问题——而没有反对派监督制衡的耀邦主义/邓式改革,实际上业已面临实质上的破产。因为,他的主义,不切民主之实质,之操作,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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