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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大哀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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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特的大哀赋--再读《极权主义起源》(上)

   

   刘自立

   

   一

   

   "大哀赋"之所谓,缘起于中国明末清初之抗清名将和闻人志士夏完淳。其所做哀赋,意在抗清复明而呈遗民情结("国屯家难,瞻草木而抚膺;嶽圮辰倾,睹河山而失色。劳者言以达其情,穷人歌以志其事。追原禍始,几及千言")

   

   这个故事和阿伦特主义的关系就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前朝产生很多反思;这个反思对于阿伦特,就是究竟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其法权,自由,民主,殖民,资本和暴力…….这个哀赋和我们一直以来观察现代欧美对于中共的绥靖主义政策,关系颇大颇深--她的看法,推之于己,亦"追原禍始,几及千言",同样是我们自己对于国家和理念的悲咒和批判。之所以说阿伦特对于西方国家之历史,之法制,之自由民主观,有一个大批判,不是言重,而是确实;是她书中见解的深邃和批判的锐利。这个大批判,其实就是对于古往今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限却必然的)否定;除去她几乎在"画外之音"里,屡屡提及之国家、群社、法规和文化的几乎是先天的已设--她以此不言而喻来对比此等制度和文化的大湮灭趋势--既而指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在19世纪前后的堕落,转型和几乎灭亡;产生了第三帝国--而亡于整个欧洲文化对待其前朝的批判和讥讽(那种所谓现代主义加上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如何解构了其传统,其尺度,其习惯的;西方自希腊以来的一切,是不是象尼采一样,要在"复兴"之后说明上帝和诸神皆死(见瓦格纳主义);文化革命(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是不是对颠覆,废弃和最后毁灭了西方文化和体制本身。那些不足,离奇,偏执和虚伪,究竟是不是西方近代国家之过,之祸,之罪?

   

   这都是非常深刻的议题;其不单出现在阿伦特一个人的观念里,他们几乎流传了整个一代或者几代人。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把20世纪极权主义概念对峙于它的老祖宗,西方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而事实却是,这个对立之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理念本身和极权主义千丝万缕,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唯一使人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当极权主义发生,发展,覆灭(中国却正在崛起这个主义)之后,阿伦特主义分成了两个界面:极权主义造就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后衰落下去;东西德的统一,却令人心悦诚服地看到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想和前途。所以,如果这样看问题,问题的提法也许更加准确--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有继承自由主义之西方政治传统,摒弃其极权主义滋生其中的资本主义之恶,之罪,才能最终解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尤其是最后解构其自身仰赖东方的那种殖民意识(经济上的负面全球化)--加之最后解构中国政权,这个最后的后极权主义国家--使之幸免于和资本主义"同舟共济"之局面,是为课题的最后结局。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难产的事务;就像张伯伦一战以后一心一意搞建设而为祸欧洲一样,东、西,中美格局,是不是要重复张主义之覆辙,是我们阅读《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最后必须。

   

   我们可以从几个偌大的观点锲入,以解其见。一个观点,就是她的上帝虚无观。这个观点一出来,马上接上她的人权边际论(下面论及)--也就是她所谓国际人权(观念和组织)并不是国家政权赖以生存之道,相反,人权一直以来就是虚以委蛇的资本体制和种族优越和民族优先的花边(迪斯雷利称,人权于英国并不是最好的东西)。再就是她的自由不可能论--关于极权主义抑或集中营体制里自由的不可能性,空洞性和无用性。她在分析了极权主义核心地带集中营以后写道--

   

   一个反抗暴君者并未失去言论自由,"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一个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阿伦特 《极权主义起源》)。这段话之所以难解,就在于阿伦特定义的反对运动对于希特勒政权群众基础是否牢不可破、还是不牢可破之矛盾;再是,反抗者是不是因为反抗而获得了和民众同样尚未看见的隙罅和空间(自由空间);三,敌人和非敌人--无辜者的"命运共同体",是不是给反抗者一种不会毁灭的机会,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也给无辜者一种机会、或者不给;最后,革命资源在任何暴君和专制主义政治中向来存在,但是,极权主义消灭了这个资源。等等。

   

   之后,就是坊间国人和异评家所谓国际资本价值罔顾问题,阿伦特用"死神与贸易的欢乐共舞",一言以蔽之。

   

   其主要理念涉及贸易者欲壑难填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历史、现实(让人想起俾斯麦所说,社会主义者之欲壑难填--难道资本主义就不是欲壑难填?--自立注)。它直接战争国际、运动人群;使得政治经济文化(批判)结合并构。她认为,资产阶级从不问政治到与权利结合,与政治,与政权结合,最终走向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则在很多方面罔顾资产阶级法权和人权意识,甚至变成某种贪婪无度的金钱和利益的追逐者。最后,处于帝国主义者文化影响下,纳粹终于解构了西方最后和最初所有的文化和道德根据,用所谓更坏的体制(其实是无体制,无法制,甚至无目的),代替了较坏的(体制:她所谓先锋派文人批判的资产阶级虚伪和法外之人,之群体;等等。)历史和政治的嬗变使得最有文化和最没有文化,最贫困和最富裕,最优等和最卑贱者,围拢在希特勒面前,呈现一种灭绝人性的兽性和戕害。她说,那时的人们,只是要求改变,改变旧有的一切--至于改变以后用什么代替之,填充之,业已在巨大改变的呼声中死去--于是,即便出现灾难的阴影和迹象,纳粹的脚步声近在咫尺,人们还是疯狂地要求摒弃一切的传统和规则。上帝的天堂也不能不使他们更加看重希特勒的地狱--也就是阿克顿的欲上天堂,实下地狱,成为结局。

   

   在《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全结构中,其贯穿该论的线条即如此:

   

   --上帝死亡说(抑或根本就并不关顾人类说,《人权宣言》在阿伦特看来,就是第一次废弃上帝)。

   

   --普遍主义国家观念对峙于个体主义;共象对峙殊象(见黑格尔)--也就是个体或失去国家群社法制文化之眷顾甚至保护(涵法律和文化种族意义上的保护)之人--变成多余的人,被抛弃的人--这样一种多余之人最后纳入纳粹群社或言第三帝国,最终,其个体再转换成为螺丝钉和分子原子,成为极权载体下毫无任何尊严的"载民",暴民和机器。阿伦特其实是在坚持或者发出一种遗憾:社群没有将全部人类囊括其中而产生天网恢恢,却又疏又漏的局面,致使几百万,几千万犹太人,波西米亚人,亚美尼亚人,白俄罗斯人沦入万劫不复之地而成为纳粹反对西方正统的人类载体。在这里,阿伦特一次次言未及之的政治架构,正是她屡屡肯定"政治"一词的正面用心,良苦用心。如果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不是纵容犹太金钱主义者,如果他们知道群社与国家有责任一直保护所有的人,那么,以后出现"人人反对人人"的、人人无权无责状态,或许可以不至发生。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如果",还是不能成立。资产阶级和他们幻觉中的或者实际上的(名誉)贵族,从普鲁斯特的书中走向人们,说,还是有着一种死亡或者并不死亡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存在--比如,优等文明和优等人种就是这种法外施人,化外显贵的继续;虽然保护体制中人和保护一切人尤其必要,但是,西方文明并未遵循这个轨迹。走在所谓正常道路上的公民越来越少了。这种道不可道者,就是所谓自由主义论述中经常涉及的政治经济载体中人--那些对内民主,对内法治之大框架并不呵护此等人群:糟糕由此发生,蔓延和滋长;人,抛弃了人;纳粹接纳了他们--再毁灭之--就像无产阶级被无产阶级专政毁灭。在绝对之意义上,存在主义或者瓦格纳诸神没落主义,是整个人类、也是被抛弃者们绝妙的写照。

   

   --这些失去保护的多余者,成为过剩资本转型极权主义的人力载体。最早的殖民主义者,连带那些开拓者和总督大人,那些"黑暗之心"之人--康拉德著作中的白人--成为后来普遍意义上的"印度女皇"或者什么皇帝了。这是阿伦特概念重的要点:资本对外侵略殖民,对内民主自由。这样的论述遍及其政治表达和学术撰述。这个表述,在多大程度上是支持民主体制抑或反对之,很不好说。(因为,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说,也是站在西方人之东方学立场上,实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由此肯定所谓(走向社会主义之)资本阶段说,而无论其他。恩格斯甚至在十九世纪虚假的香港所谓"面包投毒"案中,和官方报刊一道叫骂中国人。所谓亚细亚生活生产方式必须接受资本主义洗礼--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全球化观念。)在这一点上,阿伦特却是绝对的批判者而与马恩大异。她坚决谴责(和她一样,还有社会主义者卢森堡),绝不饶恕资本主义的这类罪与恶。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之妄说,只是一种对待道德罪恶的辩护词;于实于虚都是十分虚谬的观点。

   

   接下来的问题延伸是,这一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过剩说和东方之起源于匮乏资本体制,如中国,苏、东政权,又形成一个悖谬。问题是,恰好在多余与匮乏之不同经济基础上,东方和西方同样产生了极权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视角。

   

   再有,所谓国家群社罔顾和抛却者,成为极权之人力载体说,和所有逃脱专制极权国家和体制,逃脱控制者,又于阿伦特的说法刚好--这些"逃"者(见高行健语),正是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如,1949年逃亡海外和港台者;1989年逃往美国欧洲者,等等--于是,在这里阿伦特的逻辑不合"东方学"(见萨义德)中的实际情形。是为一问!

   

   --T.S.艾略特所谓"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说,耐人寻味,而阿伦特刚好在我们开始的地方做了她的结束。她在该书第三版序言结尾说,苏联之赫鲁晓夫时代或为极权主义之解构时代--但是,她撰写该文的日期,恰恰是1966年6月--文革超级极权主义之毛式运动,却是以阿伦特完全无法理解之全部,囊括于"体制中人","群社中人"和"国家中人"--当然,所有这些"群社"和"国家"并非阿伦特所指设,而是完全相反--其为毛式极权主义运动之前提,而非以能够逃脱或者可以叫做无人管地带者为其前提;其资本之所谓"多余力量",也根本就不存在。那是中国饥荒刚刚过去两、三年的极度匮乏时期,没有阿伦特所谓资本帝国化之海外运作、殖民主义运作和过剩资本之踪影;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和中国文革,从来不是资本多余势力导致,而是恰好相反。故此,阿伦特的极权主义非常奇特地罔顾了中国毛泽东主义的极权和文革。笔者也许孤陋寡闻,不知道阿伦特是否研讨和批判过毛主义运动,一如她认为运动是极权主义之无目的,非功利主义之白日梦,却不想关乎于此,有所反持:邓小平以不同方式实行之极权主义,恰恰是改变革命成为秩序说之先声--其特权体制与官僚体制,无对外殖民之嫌,却坐实了人吃人的"坐天下"之政策,500个特权家庭统治中国的政策,不像阿伦特说的。他们的目的是有的;功利也是有的;只是主义和立场皆无--这也许是极权主义的大改造--而他们没有的,却恰好是希特勒和毛的虚拟主义和"理想主义";他们的巴巴罗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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