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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政改逻辑

康有为的政改逻辑 作者:刘自立

   萧公权先生有两本书在内地或有大反响。一本是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本是其《康有为思想研究》。此书七十年代出版。是汪荣祖先生中迻之。其中关于康有为思想尤其是政治改革论,道说细腻,观念清晰,尤其是涉及大历史框架,更是折射了当时正在进行文革之中国人的悲哀——他们对于皇上一人独权,全国疯狂的局面,并不是在进行什么革命,而是全部进入疯人院矣!出现这样的局面,康有为或无预料,但是,早间辜鸿铭之所谓德莫克拉贼说,业已给这样一个局面以大证实。所谓痞子运动使得王国维文化绝望,陈寅恪怨妇悲悼,都是说得这个既不是宪政、也不是革命之历史荒诞主义。所以,眼下人们讨论很多宪政与暴力区隔之问题,却少有顾及这个宪政之不是宪政;这个革命之不是革命之悖谬!也就是说,康有为之光绪主义,孙文和毛之革命,还是半个宪政、半个革命,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就连半个也不是。所以,萧先生在置评1932年宪政研讨以后明确不过地说——

   说康氏渐进主义失败,就认为他“不取突进革命,……则毫不正确。再者,我们不应该忽视,尽管他对未成熟的个共和表示疑虑不安,他曾诚恳地相帮助民国成功——‘妄想’可以助其成功!

   “同样的,孙氏最初对共和的热望也被后来的事实所沮丧。1917年他以护法之师以抗北方军阀。1924年他兴师北伐,最后终于有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此实为十二年前他所参与建立的多难共和的结束。中国的第二共和始于1928年南京政府的建立。民国政府重新肯定他的训政之说,以国民形宪准备。共和立宪于1932年再度提出,但逆境于共产党的威胁和日本人的侵略致使长期未能实行。最后,国民大会于1947年元旦颁布。但时已不我予,毛泽东不久在中国大陆实行他的‘新民主主义’。1947年的宪法对在大陆的中国人而言。是否为另一引人的希望呢?”(见《康有为思想研究》)

   他这个说明,就是现在未完成式(台湾除外);是说,中国之康氏改革和孙文革命,还是一半主义,并不完结——从悲观主义说,是只有半桶水;从乐观主义说,是有了半桶水——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又要从眼下中国人对于皇权改造和党之改造(!?)入手。康有为主义,按照萧先生说法,就是支持光绪,规避革命,逐渐民主。这条道路好像温文尔雅,实际是梦想——现实和逻辑都错!萧先生一言蔽之,因为君主立宪之英国民主宪政传统不沾中国边际!故康观点大误!康有为之所以说英国,是因为其君主人在,却可以心死——清末事情是人还在,心可死之问题吗?不是。康有为不如汪大燮。汪氏英国事情看得很明确。因为他看到英国政治之反对党因素,就是他说的:乱党因素——告诫光绪和慈溪不可以仿制之——而考宪一班人马,都要学习德日,说是王权既在,民权亦存——就是不提乱党问题。所以,考宪一大阵,形同盲瞽。反而言之,康有为不提及乱党之正面因素;章太炎好像也不重识——他只是要法家约束王权,却不想,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唐甄语)之真谛。如果我们看重帝王权限论,看重清官挟制论和三省封驳论,我们却也不好完全否定唐甄主义——因为那是一个全局,基本情形——也就是中国政治制度之半个有效性所致。光绪氏乎贼也?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似是而非之问。就像我们考证贞观之治和汉文、景之治,是不是皇为贼也之问,是一个假问题。为何?因为关键就是其没有可持续性结果。我们说过,历史是一个整个过程之历史。所以,切下一刀,说,这个一刀主义好,就是否认了其他霉烂,溃烂,稀烂之历史。没有可以还原的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只有覆灭之之治,之历史。于是,总体上说,王,贼也!不差,不误,为确!从来就有这样的说法:君主“独制天下而无所制”(李斯语)。现在,光绪和康氏要制度了,行吗?就像现在另外一个皇上党要制度了,行吗?

   康有为的政治保皇和反后(慈溪)观点,据说是民权渐进主义的一个序曲。那么,民权和乱党,革命之间究竟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所谓维权运动的政治含义,是不是取消所谓政党政治,取消反对党政治,即取消“乱党”政治,成为民权是不是真民权之标尺——我们前次多次引述的德国或者日本宪政运动之前提:多党竞争的存在——是为一个关键;换言之,康有为可以成为虚君政治或者皇上政治(反对帝后政治)的鼓吹者,但是,他如果不知道政党政治乃宪政运动之前提,一如德国日本等,那么,其民权操作就变得十分虚妄和虚伪起来。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也就是说,宪政运动之敌国,敌皇,敌朝廷,必须成为政治的实际存在。舍此“敌国”之存在,民权,精英和代议制政治,即同虚置,毫无意义。在此意义上,康有为可以是暴力革命之反对者,却也可以是民国初创的拥戴者,或者一直到1932年以前之民国草创宪政的追随者,但是,康氏和很多中国宪政主义者一样,轻视了政党政治——也就是慈溪之类谓之为乱党政治的民主要素,中国民主,中国宪政,就不但不能实现,而且会发展到民疯和德莫克拉贼主义。这是历史的证明。而西方宪政的规避革命和一党坐大,一皇坐大,甚至议会坐大,人民坐大,即是其实行多党制衡主义之反。这是十分清楚的历史,十分清楚的事实。故此,康有为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忽视这个问题,也是他们还是陌生宪政实质,选择于有利于朝廷之宪政,不利于民权之宪政之故。

   于是,接踵而来的判断是,无论是康还是章(绛),都是没有看到多党问题的半个妄人。只是其采纳的政治形式不同:章太炎是革命者,他主张的敌国是革命论——少于考量转变敌党为多党——当然,他对于孙党之不满意暗含着多党存在论;康氏则几乎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光绪身上,而根本不知道在明治时代,所谓阪垣和大隈之敌国反对党之被容纳,之被入阁,之被政治常识化。这个区隔,章太炎和康氏一样不重视,予以罔顾。这样一来,中国保皇和革命问题,因为没有政党政治的前提而虚议一场,到头来还是对于民主顾左右而言他!甚而言之,康有为之保皇和支持民六复辟,乃是他上贼船,遂贼去的爱屋及乌主义的大堕落(可惜,支持张勋复辟的不止是康有为,还有陈寅恪——有诗为证)。

   所以,就像一党主义者一样,上贼船,遂贼去——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紧紧抱住一党主义中所谓“好党”论紧不撒手。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特色。如果说,光绪还是值得支持的话,那么,张勋和袁世凯难道还是值得支持之乎?如果所谓专制主义可以为共产党反对,成为共产党反对之之证据;那么,共产党本身造就的极权主义仍然是可以支持,可以幻觉,可以拥戴之乎!于是,一个皇上不可以反,和一个共产党也不可以反的顺民心结,正在逐步转换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无可药救!康有为的皇上万能论其实皇上是不可药救之阿斗——现在的党救党论,如出一辙。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还是章太炎说得好:他说,

   “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瞒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借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曏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 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尉荐矣。借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那么,接下来的政治逻辑应该如何发展呢?

   这个政治逻辑就是,回到既不是康有为的渐进主义,也不是章太炎的急进主义,而是踏踏实实地营造一种反对力量,而在政治演进上逐步做到德国和日本之产生反对党的历史和践行——从中找到制衡于皇上+共产党的、那种实质性反对力量,也就是宪政主义的制衡根本诉求——宪政主义不是君权下授,也不是民权霸道(“数人头”常会导致“多数暴政”——萧先生有此看法),而是各种反对力量的出现和制衡——中国历史上有限的君相制衡主义,政教制衡主义和文化制衡主义(儒学至上)等等相对论,可兹使用,发扬光大,以产生真正的历史拿来主义和西化,化西主义之结合——康有为之“综合论”(亦见萧公权书文),中西比附论甚至其“大同”论,其实却很少顾及于此。于是,大背景下,清末很多课题之研讨,转化成为中国政治现在进行时的关注。这些课题内在的联系十分要紧:一皇改制,万众欢迎的康有为主义,正在转变成为一党政改,亦万众欢迎之大期待,大幻灭,大忽悠。这是我们研究康有为,研究章太炎之要则——否则,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关照,不是尽数落空了吗?民主问题其实是一个文化问题。希腊民主与之其经济发展,难道直接关系乎?自由市,自由邦,难道也是经济发展的唯一产物?“民主不可能随叫随到,即使最有决心的改革派和革命派也难立致。如果历史提供线索,建立民主的捷径,除了良好的环境与领袖外,要有许多像1775年在美国殖民地争取自治的普雷斯顿队长一样的农民,虽然他们从未听到哈林顿。薛地尼、洛克等人倡导的‘自由真谛’。”(同上)(这里提出的问题又直接关涉到下一个问题,革命党是否在推翻专制以后可以建立民主——这个为康有为提出的“训政”概念——如何成为孙文、蒋介石的专制——又如何成为毛泽东的极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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