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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革命论

两种革命!

   ——兼议章太炎的革命论

   

   

   刘自立

   

   

   一,革命有两种

   

   

   革命有几种?这个提问很好回答。

   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这种革命预设了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另外一种革命,就是推翻较坏的政权,建立更坏的政权。毛和列宁主义革命属于后者。辛亥革命属于前者。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前后产生的革命好与坏,革命有无必要与必然等问题上,国人迄今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涉及革命预设,也就是革命手段是否与革命目的相吻合之关节点。这个问题如果被回避和歪曲,革命和暴力问题是否得当,就会模糊不清,甚至产生曲解和误导。政治学家阿伦特很早就对这个课题提出明确的定义和阐释。她说,世界历史上,做出革命预设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则否——

   “如果说真理是不可以抗拒的,那么,和真理一样,革命,似乎也是不可抗拒的。阿伦特介绍了革命这个词的词源——‘革命’和星体公转是同根同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固然,阿伦特对于革命是否带来真理有着严重的怀疑;同时,她对于革命抱着某种真诚的,几乎是不可预知的期待。革命,在她看来,是一种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请注意,毛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论述是尽人皆知的——但是,阿伦特和毛正好处在相反的位置上。毛主张通过对于必然的认识达到自由;而阿伦特,却以为革命的进程往往是必然对于自由的破坏,作为对必然的否定。

   “她的说法是:革命的解放之含义往往导向社会革命,就是马克思所谓解放生产力;而革命应该导向的健康局面,是导向自由,是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这就是革命的自由之义;解放之义和自由之义在她看来是冲突的,会产生一个遮蔽另一个的效果,所以,革命不能够只是诉诸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取代政治革命(请注意,阿伦特的‘政治性’论断几乎囊括了她的全部本体论言说;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在她看来是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这个政治革命就是建立有序的政治生活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公民社会中互相得以牵制和得以自由的那种社会。这个社会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而这个结构的破坏或者尚未出现,就是社会解放带来的解构和混乱。”(刘自立 《如果汉娜•阿伦特思考中国》)

   我们延续其说,中国革命分成一种正面,一种负面之两种革命——毛共革命是否,孙文革命基本上是正面革命。其间,比照两种革命的内涵,可以见出革命是否推动了历史之进程。民国建立,前孙后蒋之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最后一个少民主却并无没有民主之国家制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毛革命,则是反动于历史上所有王朝之革命,之反革命,之反动。产生这样的定位以后,所有片面否定辛亥革命的暴力否定论,都应该得到纠正。唯一一个历史上的“如果”是,如果孙文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因素,中国人没有让孙文得逞而执行了清末宪政,是不是孙文革命带来的否面结果或有改观?这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假设。(之所以提倡设想历史上的“如果”——秉承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之说,就是因为要解析历史规律,并不存在某种革命合理性和革命合法性宣传和洗脑之规律论——胡克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纯熟偶然性之分析,现在看来,很有道理)

   我们看,孙文革命之所以导向俄国势力,就在于其价值观的首鼠两端。孙文三民主义以批资本论为先导,承续了欧美价值论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后来,处于现实的考量,孙文不得不倒向连手苏联,通融共产党,产生其“第二价值论”——而蒋介石纠正了这个苏联倾向,全面剿共,却不幸失败于国际潮流。所以,辛亥革命也是播下龙种,收回跳蚤之革命;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台湾小民主格局建立,多少回到孙文最早之理想,是一个亡羊补牢。于是,孙文革命产生的容忍赤化,被章太炎斥为: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明天启三年,魏忠贤看中碧云寺,预做墓地,扩建之。)

   

   在所谓悼孙文对书里面,有第二赋——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怨灵修之浩荡兮”,《离骚》斥怀王句;章太炎用楚、秦关系喻中、俄。)

   

   第三赋——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洪秀全与孙文关系论;仁智互见矣。)

   

   说章太炎同意孙文赤化和共党暴力,是为滑稽之谈。在此,章太炎之革命论,无非是不同意不对满清进行革命;梁启超斥康言,“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而反对孙文联俄融共之革命——

   “这是章先生非常明确的主张;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联省自治’”。 (章念驰《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法》)

   1925年,章太炎发表对待俄共与中共之说法——

   

   “他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包括中共及正与其合作的国民党)。盖‘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

   再,“‘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

   又,“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皆见罗志田 《国器章太炎》)

   故此,说章太炎一般性支持暴力革命,是为巨谬!其看待俄国革命输入中国,哪怕细节偶有疏漏和误会,大节可观,睿智可贵;是少数知道德莫克拉贼主义之睿人。这一点不可胡来和胡说!

   

   

   二,章太炎之立宪说与革命说

   

   

   不能把赞赏反清之革命混淆于不满赤色之革命;不能把反对康有为之保皇态度简单等同于暴力主义论,而回避了章先生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主张。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就变成章氏赞成革命,就等于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赞成毛痞运动和赞成一般意义上的民粹暴力。这完全是荒诞章太炎而不确。重复而言,章太炎的革命论,至少在三个层面可以站住脚:

   一是,他主张推翻满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其所谓“革命开启民智”——我们说,要改为民主开启之)。

   细尔论之,章太炎关于反满观点,实际上,反对的是钱穆所谓狭隘异族政权的政治局限,就是一般而言曾,胡,李,左的“军机首领,必在宗藩”,“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赐爵仪同者。”(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至于坊间所谓章“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之说(见唐振常《论章太炎》),见及其反对整个满族人,是为一错;但是,“驱逐鞑虏”说,难道不是包含反对满族政权之内涵?

   章氏所谓反对宪政之所谓,也不外乎他担心君主立宪的徒有其表,实无内涵。他说,“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而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同上)此所谓双立者,乃是西方选帝候制度发轫以来,各种宗教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制衡博弈;清廷是否这样一种权利多元化来源者,否也。所以,章太炎此论不非。更加重要的是,章氏极为有独特见解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立宪与“民变”,是一个双胞胎;没有这样的动乱或者乱动,没有治大国必然不如烹小献之大动,立宪与法制,亦不可得。他说,“长素(康有为)以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德、意、奥诸国,数经民变,使得自由议政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赐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同上)这是章太炎非常可贵的认识和原则。

   立宪也要革命;就是说,立宪不等于不民变,不乱动或者动乱,中国尤然。因为,日本政治和王朝万世一系,正统和道统不发生问题。幕府和德川家康可以融王通政,做成“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说;却还是会有倒幕战争于之前后(见大隈重信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中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统道统失,造反有理。所以,立宪无原则,革命有根据。就会立宪也好,革命也好,弄到一锅烩主义。而历史真实如此;不管康,章如何延说其论。所以,孑然分开立宪=好事,不流血;革命=坏事,流血——是为稚騃之见,主观之见——是一个和赞成痞子运动就是中国文化主义革命说之看法同;是为巨谬!章太炎说,“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我们说,立宪之世,岂有一党专政,而犹之?

   其实,章太炎也是知道立宪宪政之本义和要害的。唐振常先生在其文章里有一个引述。他摘章绛(太炎)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非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司法不以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想起大隈,阪垣为敌国论——自立加),官府之处分,吏民之诉讼,皆主之(长官;代议者主之——自立加)。虽总统有罪,得逮之罢黜,所以防比周也。”(见章太炎 《代议然否论》——其与《秦政记》之君相制衡论,有互补效果——自立加)

   唐先生说,“这可以和《秦政记》所说的持法相比附:‘守府故亦持法’;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论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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