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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道路问题

   胡适的道路问题

   

   刘自立

   胡适的道路究竟是什么道路?就是我们所谓自由主义主张和近、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含民主国家之间——呈现良性紧张关系的互动之路。

   

   这个路径走向,就是胡适基本确认蒋介石政权的专制主义性质,并在此政治框架内提倡渐进主义改良而非毛革命。

   

   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之历史,不由胡适主义负责。中国由专制转向极权的"时间结束"式,也不由胡适负责。所以,胡适对于这个后来发生文革的中国,除其批判和争取台湾自由主义示范外,无他主张。

   

   而后来,殷海光批判红卫兵运动,正好表达了胡适主义批判极权之余脉。

   

   所以,自由主义可以施展的空间,只能对蒋,不能是毛。胡适之政治寄托,周旋于老蒋之国家,之政府,属于针对有方,定性为确。

   

   这是基本常识,也是历史事实。

   

   在历史上,胡适是北大校长。那个政权可以让他做校长。

   

   抗战时期,胡适是驻美大使。这个国家可以全权委托之。

   

   此期,他还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有参政、反对之权利。

   

   1957年,胡适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成为台湾之学术领袖。

   

   胡适也是蒋介石第三任总统的拥护者。为此,他受到自由派激烈批判,但是并未改过。

   

   胡适明言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基于他认为政权基本性质可以少谈,不谈。这个少谈主义,证实了胡适认可蒋介石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知识分子和民国政府互相作用而得以实现之自由主义,就是胡适主义。其大纲和宪政操作,在政治层面,就是由自由知识分子对政府加以批判和支持。

   

   在另外一个层面,胡适对于毛式民间暴力甚至战争,并不苟同。他也并不认可反对自由的自由,可以代替民国政府之专制,而让位给共产主义和红军。胡适的政治靠山是老蒋。胡适拥戴之,亦批判之。而对于我们现在批判之极权政府,批判无法用拥戴加以转化。

   

   民间性暴力在自由主义精英政治中,被基本否定。其期待的改良运动却无法排除针对极权主义政治载体(AGENT)之革命。

   

   故此,胡适并未反对剿共——他不是一般反对暴力——围剿红军时期,胡适并未转向鲁迅式对于共军的支持(如果有这种支持的话)——而是对民国采纳基本的和平诉求,是为证。

   

   到台湾后,他并未回大陆,如很多"民主"人士群——其实,是民主健忘和民主背离人士群——胡适的儿子遇难后,他,更加不可能来大陆,一谈自由主义。

   

   胡适就是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之载体,就是他批判和共事的老蒋政权和老蒋专制。一如前述,他不可以,也不可能,在四九年以后和中共政权玩此游戏。

   

   还是我们说过的前提: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民主主义,有一种共生共存的批判和紧张空间。这个空间不同,用我们重复一百次的话说,就是老蒋的少民主,和老毛的无民主。少之,可以让胡适从中斡旋抗争;无之,就不是斡旋只是抗争——且不是胡适意义上的抗争——胡适可以动用国家资源;极权中人,无此资源。故此,极权主义空间和现在后极权主义空间,无自由主义操作——那有什么操作?要研究!——就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所以,把胡适针对蒋,等同于针对毛及其后,是一种误解。

   

   历史显示,胡适在雷震和殷海光与老蒋之间,双向作战,其前提就是,他是老蒋的朋友。老蒋有很多这样可以批评他的朋友,如,胡适,如,张季鸾,如,殷海光(后来,他们反目——但是,殷,还是做过《中央日报》总编辑)。所以,胡适身份,就是一种专制主义生存空间和自由主义反对空间的双向存在。

   

   胡适之道路问题如何?也就是其操作手段如何?解释世界和改造之之关系如何?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胡适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但是,他袒护老蒋三次任总统,就不独立了),所以,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只能作用于蒋介石政府而为之。他可以动用民主甚至民粹,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法的记录。于是,问题回到原点:自由主义只能在促使和监督政府上推动政府作为,而不是自己动手组织党团,实行毛革命或者其他革命。

   

   胡适建言只可以针对老蒋,不可以针对老毛。胡适针对老毛人民战争之呼吁,没有奏效(四八年他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因为,老毛抢先一步争取到农民,分给他们土地——再抢回来。

   

   胡适到了台湾,他批判老蒋的理由,不期产生了反对专制主义之美丽岛运动和自由中国思想,为小蒋实行改革专制做出准备——小蒋,不是从极权主义进行改革,是从专制主义改革之——极权主义不允许政治改革。

   

   所以,胡适的政治路径,有一半,是老蒋政治路径的协奏曲。

   

   这个路径趋向和取向,是有共同点的。尤其是在文化宗教和传统上,老蒋没有破坏文化建设——胡适北大,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胡适在台湾实行自由主义运动,实现了雷震,殷海光们的理想。这个理想的路径依规,是专制变民主,不是打倒专制的极权主义变种。

   

   远而论之,胡适之五四观点,不是革命。他根本不会赞同毛革命。这是明确到常识的常识。深而研之,

   胡适是老蒋政权确保改革的关键人物。日本人和共党阻止了这样的改革。其民族工业,乡村建设,生活运动之改革,都由于其专制狭义利益桎梏,失去机会——可是,小蒋的后来之改革,还是做到了亡羊补牢。虽然老蒋业已死去!可是他们有渊源,有因果,有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和政治独裁主义,无此良性变化之可能。

   

   出路何在?是一个严肃而严重的考验和思维。要有更大的智慧解决之。

   

   所以,无视所有这些前提,把专制中人和极权中人混为一谈,完全文不对题。

   

   一句话,定位胡适,最重要一点,就是研考和观察他抗争的对象是谁?性质如何?可否操作?

   

   马基亚维利主义说,政治家有时会向哲学家伸出手;但是,当他面临重大利益考量时,他会马上离去。(见佛.迈内克 《马基雅维利主义》)

   

   我们说,哲学家或许也可以向政治家伸出手。但是,如果他是伏尔泰伸向菲特列大帝之手,可以被接受;但是,像塞内卡向尼禄伸出之手,就基本无效。专制主义之菲特列有很多人民情结。但是,他理解的人民,只有在未来时的民主政治中,才可以定位。

   

   那时,哲学家就可以讨论个人作用和普遍意志的真问题。

   

   在此之前,哲学家必须离去的趋势还是站在主导地位。

   

   这是黑格尔讨论国家至上主义的偏向——"国家没有比维护他自身更高的义务"————相反,"个体的新意识就像一团火燃遍世界"之潮流(同上)纠正了黑格尔。为此,我们在确定个人至上主义的时候,方才可以将其否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认定黑格尔严重堕落,就是源于他枉顾了自由主义核心价值。)

   

   任何确认国家主义之改革,最终会被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取代。这是胡适主义和儒学之群己权界论的不同。

   

   所有从共和和君主制度那里继承的专制变自由的遗产,就是让专制主义走上反对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之路。

   

   所以,在极权主义出现之前,专制主义的改革土壤并未败坏;反之,当极权主义出现于二十世纪以后,自由主义定位和诉求,当开辟另外一种思维和路径。

   

   胡适之没有可能对于极权主义肌体做出剖析。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治的不经验者,胡适之路对于我们十分有限。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只能期待自己对此做出独立思考。

   

   最后,只有解决了这个极权肌体的纹路、质料、血脉和结构,才能对症下药。

   

   对极权下专制之药,有效乎?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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