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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余英时:君权与相权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我写《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主要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检讨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在这样的限制之下,我所勾画出来的一些现象自不能不有所偏。这是由于历史分析的体裁使然,而不是我有意地深文周纳。不用说,如果换一个角度和题旨,则我们观察所得的景象必将与此有异。所以该文既不是对中国的政治传统作全面性的论断,更不是对儒、道、法三家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下任何“定评”。读者千万不要误会我轻率地用“反智”两个字来概括了一部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儒、道两家)。

    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的遭际来说,反智的政治实已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不但智性已普遍而公开地遭受唾弃,知识分子更是在绝对权力的支配下受尽了屈辱。现代中国的反智政治当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近代极权主义的世界潮流,并不能尽归咎于本土的传统。但是潜存在传统中的反智根源也决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传统根源的接引,我们很难想像中国反智政治的狂潮会在短短二三十年之中泛滥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才特别感到有在观念上清理中国反智传统的必要。

    为了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愿意略略说一说我自己对于所谓“传统”的看法。自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aber)以来,在一般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用法中“传统”(tradition)和“现代”(modernity)久已成为互相排斥的对立性的东西,韦伯在社会学上影响之大、贡献之卓越,自不待言。但他在观念上尚未能尽脱18世纪启蒙思潮(Enlightenment)的窠臼,即以理性和科学为近代的新兴事物,而传统的权威则主要是建筑在非理性的信仰甚至迷信的基础之上。如所谓“长老统治”(Gerontocracy)、“家长统治”(Patriarchalism)都是属于传统的权威。这样把“传统”和“现代”在概念上加以对立带来了一种甚不可喜的后果,使人认为“传统”与“现代”势不两立,非彻底摧毁“传统”便不能有所谓“现代化”。这个看法已在世界上所有要求现代化的地区中辗转而广泛地传播了开来,并不限于中国,但在中国则似乎更趋极端而已。目前流行的一些政治口号如“不破不立”、“破旧立新”便是最明显的例证,虽则制造这类口号的人未必直接地接触过韦伯的理论。

    但是韦伯的二分法近年来已受到社会科学家的挑战。鲁道夫夫妇(Lloyd I. Rudolph and Suzanne Hoeber Rudolph)研究印度的传统及其现代化的过程便对此二分法提出了有力的驳正。照他们的分析,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甚至可以称为“辩证的”(dialectic)关系。不仅传统之中含有近代性的因子,而且现代化本身亦绝非全属现代,其中也有脱胎于传统的成分。甘地便最善于运用印度传统中的旧因子来诱发近代化的变革。 事实上,任何传统都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单纯的;传统本身便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足以导致改变。就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来说,传统内部自有其合理的成分,并能继续吸收合理性(rationality),因而可以与现代化接榫。 我个人颇倾向于接受这一对韦伯的传统观的重要修正。根据这个新的看法,我们便不可能对传统采取任何笼统的论断,无论是全面赞美或一笔抹杀都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相反地,我们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传统加以分解,然后再分别地衡量其得失。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无法毁之于顷刻。激烈的革命派在主观愿望上总想“速变”、“全变”。但若一察其思想及作风,则他们攻击传统的凭借主要仍是传统的力量,而且由于要求速效往往不惜充分地运用传统中非理性的力量。今天中国反智政治的空前发展正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作深一层的体认。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政治传统的本题。我在前文中曾强调,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在思想上渊源于法家,与法家汇了流的黄老道家以及法家化了的儒家也都曾在不同的程度上给反智政治提供了理论的基础,而反智论的政治内核则可以归结到“尊君卑臣”这一最高的原则。我在前文中仅说明了这一原则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发展,而完全没有涉及它在政治制度方面所表现的形态。这虽不是该文的主旨所在,但终不能不略作交待。

    谈到“君尊臣卑”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我们立刻就碰到了中国历史上所谓“君权”(或“皇权”)的问题,特别是“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照传统的说法,理想的政治格局是所谓“圣君贤相”。圣君垂拱而治,贤相则负责处理一切实际的政务。这样,皇帝虽然世袭却不妨害政府领袖——宰相——可以永远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最贤能的人来担任。这对于广土众民的古代中国而言,诚不失为一种良好而合理的办法。但可惜这只是传统儒生的一种理想和期待,历史的实际却不是如此。必须指出,在“君尊臣卑”的原则之下,君权与相权从来就不是平行的,其间也缺乏一种明确的界限。君权是绝对的(absolute)、最后的(ultimate);相权则是孳生的(derivative),它直接来自皇帝。换言之,与君尊臣卑相应,君权与相权是有上下之别的。

    我们说君权是绝对的、最后的,是否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可以完全不受拘束而随心所欲呢?那当然不是。事实上,自秦、汉以下,大一统的皇帝中也没有像传说中所渲染的桀、纣一类的暴君,至少我们可以说是昏君远多于暴君。这是因为君权虽无形式化、制度化的限制,但仍有一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首先是儒家一直想抬出一个更高的力量来约束君权,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都显然具有这样的含义。同时儒家又不断企图用教育的方式来塑皇帝于一定的模型之中。这些努力虽然都不曾发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多少也起了一些弱化权势的作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通过文化教育所发挥的对政治的影响力远大于它在政治方面的直接成就。

    其次是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君权本身逐渐凝成一个独特的传统,因而对后世的君主多少有些拘束力。前代帝王之失固当引以为戒,但以往在治道方面有建树的君主则亦须奉以为师。故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并说:“汝当要求古之哲王以为师。” 至于在一代之内,由于开国之君始能立法垂统,因此所谓“祖法”对本朝的君权自然有更大的示范意义。张居正上明神宗奏说:

    窃以为远稽古训,不若近事之可征;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唐宪宗读贞观政要,竦慕不能终卷;宋仁宗命侍臣读三朝宝训及祖宗圣政录。前史书之,皆为盛事。……仰惟我二祖(按:明太祖及成祖)开创洪业,列圣纂绍丕图,奎章睿谟,则载之宝训;神功骏烈,则记之实录。其意义精深,规模宏远,枢机周慎,品式详明,足以迈三五之登闳,垂万亿之统绪。此正近事之可征、家法之易守者也。

    可见“家法”对君权的约束性确在“古训”之上。但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阻力也往往由此而来。所以张居正初为首辅对(1572年)即语明神宗云:

    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

    而王安石行新政之际,文彦博更是义正词严地对宋神宗说:

    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最后我们更应该指出,君权的行使在事实上所遭到最大的阻力则来自传统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我这里用“官僚制度”一词绝无贬义,也与传统所谓相权有别。相权如仅指宰相(无论为独相或并相)所拥有的权力而言,则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为君权之限制。但宰相为“百官之长”、“群僚之首”,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整个官僚系统的领袖,因此当官僚制度对任意挥洒的君权发生一定程度的抗拒力时,相权往往首当其冲。在唐代三省制之下,皇帝的诏令、制敕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副署。后来刘祎之得罪了武则天,则天借故下敕惩治他。祎之见敕文未经中书门下副署,遂说:“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 这个有名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似是君权侵犯了相权,但深一层看则是君权的行使干扰了官僚制度的正常运作,因而受到这个制度的反弹之力。君权可以随时削弱(如汉武帝)以至废除(如明太祖)相权,但它不可能毁灭整个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治治帝国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所以明代可以废掉中书省(相权),但不能并六部而去之,而且在废相之后仍得代之以四辅官以至内阁。官僚制度最初虽然也是在君主授权之下建立起来的,但它既产生之后,本身即成一客观的存在,有它自己的发展和运行的轨道,不再完全随君主的主观愿望而转移了。韦伯是近代研究官僚制度的开山大师,他指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absolute monarch)面对着官僚制度也是一筹莫展。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下了许多废除农奴的诏令,都因受阻于官僚制度而终归无效;俄国的沙皇如得不到官僚制度的支持也不能有何作为。 所以官僚制度有点像Mary Shelley 在1818年发表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里面的怪物(monster):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怪物,但怪物获得了生命以后便不再是主人所能控制的了。

    在以上所说的君权的三种限制之中,前两种的力量都相当微弱,只有最后一种限制——官僚制度——比较真实。但是我们知道,官僚制度毕竟只是传统政治体系中的一部机器,它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是受君权操纵的。它只能要求操纵者遵守机器运行的合理轨道,但是却无力阻止操纵者运用这部机器去达成甚至是相当不合理的任务。从反智论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官僚制度的运作必须预设一定程度的智性与知识,但官僚制度所隶属的政治传统仍然可以具有反智的倾向。这两个不同的层次至少在概念上应该加以区别。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和官僚制度的关系更是一部不断摩擦、不断调整的历史。当官僚制度的机器发展不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时,君主便要对这部机器作一次基本的调整。由于相权是处在这部机器运转的枢纽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调整便导致宰相制度的变更。自秦汉以下,中国宰相制度一共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即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内阁制(清代又加上军机处)。“君尊臣卑”的原则正是每一阶段发展的最后动力。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最先揭出此一历史真相的学者,他曾从官名的变迁上对古今相制演进作过一番分析。兹将其中论及秦汉以下的部分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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