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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三十年之思

《今天》三十年之思

   

   作者:刘自立

   《今天》三十年了。

   

   《今天》从七八年面世,一路走来,似乎越走越朦胧了——不是诗歌意义上的朦胧,而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朦胧——于是,诗歌朦胧之命运转移到政治命运之朦胧,在笔者看来,是为一种负面朦胧了。

   

   负面朦胧之起源,来自现代性对于民主的某种正确、却是某种不当之批判;用黑格尔的话说,真理就是正确对于正确的批判——而今天现代性本身有没有正当性和历史性呢?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今天》面世不久八十年代来临,影响中国青年之存在主义等等思潮,就是结合自由思想和毛主席思想的一种杂家。虽然,六八年人,对于法国和对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六八年人呈现的是一种未启蒙状态的革命情结:

   

   ——如,郭路生主义;在此赘言:我们只是在极端有限的前提下知道郭诗现象说明的作者和受众之间,在极权主义无文化空间中的某种绝望寄托。这个寄托完全可以比附所有政治不正确之历代诗人的作品;我们的意思是,在郭路生沦落与坚持官方政见之余的、那种落魄境界带来的人性复归;这绝不是赞扬他的伟大,而是肯定他的消极情境中,某种积极的文学诉求和诗歌寄予;这使人想起某种沦落之君的"一江春水"之哀!也许,我们的政治正确论掩饰了某种复杂的人性本源和政治本源——但是,我们只是在认定这个诗人的政治不确定性前提下,来细分他的文本和人本;而不可以任意拔高他的政治智慧和立场。至于说,不可让政治干预诗歌,也可以换言为:也不可以让诗歌干预政治;整个地下文学,难道可以不涉及政治乎!

   

   ——而法国人六八情结,则是要拆一拆法国戴高乐主义之初步民主。这样,一个原则是法国原则,就是要解构结构——一个原则是中国原则,就是要破旧立新;而破旧立新包含了摧毁中国文化的一切反动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毛主席主义。所以,解构主义转移到中国之所谓,就是要拆一拆根本还没有建成的民主之屋。这个势头,是所谓八十年代北京流行一切皆"拆"之原因。拆=解构:这是北京肤浅学人胡说八道之一种。这个时间,业已到了八十年代末叶。此前,《今天》文学基本上还是走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拆——这个概念尚未流行——但是,所谓今天之现代性诉求,业已出现在一些评家笔端。问题于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今天》定位,当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拆主义。这个是与否之问,主宰今天三十年。我们说,其间很多智慧和愚蠢夹杂其中,以至于矛盾不好解决,根系穿透了底盘(见歌德语)。这个矛盾的最为直接的指向就是,今天批判主义的价值定位,究为何物?是否应当坚持?其转移这个方向的出路何在?

   

   《今天》登载于三十年前的文学文本,基本上是一个批判文学,不是现代性文学和后现代文学。这是基本估计。(并不排除现代性文学的思索和雏形,出现于兹。)于是,根据这个情形,我们定位《今天》之背景,首先是一种政治异议姿态。这个政治性诉求结合其批判文学,正好结合默契,完成于未完成。于是,出现在《今天》周遭的民主论坛,四五论坛等政治性刊物,其基本指向就是魏京生的民主现代化。这是不可以忽视的一个要点。也是以后《今天》走向呼吁释放魏京生运动之有此秉承之道理。这也是今天明确其出生背景的无法更变之历史。这个历史,将今天基本定位在:要大地而非向星空-之征象意义之上。(至于说《今天》中人,在八十年代业已知道康德星空律令产生的宗教先验论已备政治宗教之两项需求,也许并不实际。)所以,与其说《今天》面世。是要更动星空,不如说,其面世,还是要改变和获得大地。这个异议,在《今天》早期诗歌里面,在北岛和芒克的诗歌里面充分得以表达。(三十年纪念时期,在北京的聚会上,芒克朗诵的诗歌,还是证明了其现实主义的批判风格和批判内涵——

   

   "天 空

   

   

   

   1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2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

   

   没有人来问我

   

   没有人宽恕我

   

   3

   

   我始终暴露着

   

   只是把耻辱

   

   用唾沫盖住

   

   4

   

   天空,天空

   

   把你的疾病

   

   从共和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

   

   5

   

   可是,希望变成了泪水

   

   掉在地上

   

   我们怎么能确保明天的人们不悲伤

   

   6

   

   我遥望着天空

   

   我属于天空

   

   天空呵

   

   你提醒着

   

   那向我走来的世界

   

   7

   

   为什么我在你的面前走过

   

   总会感到羞怯

   

   好像我老了

   

   我拄着棍子

   

   过去的青春终于落在我手中

   

   我拄着棍子

   

   天空

   

   你要把我赶到哪里去

   

   我为了你才这样力尽精疲

   

   8

   

   谁不想把生活编织成花篮

   

   可是,美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还年轻

   

   你能否愉悦着我们的眼睛

   

   9

   

   带着你的温暖

   

   带着你的爱

   

   再用你的船

   

   将我远载

   

   10

   

   希望

   

   请你不要去得太远

   

   你在我身边

   

   就足以把我欺骗

   

    11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

   

    1973年")。

   

   所以,《今天》的文学背景无论如何解释和变异,其早期风格特征还是十分明朗,并无朦胧其中之特点;朦胧其中的特点,是一种文学和政治紧张冲突造成的歧异和隐含,加上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字本体论的解构影响——此为后述。所以,今天主义的七十年代特征,就是明确的反对文革之红色文化带来的粗鄙和低下。

   

   在这个层面,武器的批判正在改变批判的武器。《今天》中人对于文革文化的批判不是源于其政治层面,历史细节和思想脉络,而是以一种走向世界为其特征;这个走向世界,包含两个涵义:一个是八九以后真的成为流亡文学;另外一个是,其写作背景,发生了世界主义的深刻变异。后者就是人们所言《今天》诗歌的内涵,形式之产生,之发展,之停顿。在今天小说层面,现实主义文本和现代主义文本(见刘自立《圆号》),产生了不自觉的思维语势之碰撞和交融;万之的《开阔地》,结合了这种看来不好结合的两种主义之集合,名就其里,功成其外(形式上)。于是,问题又回到今天涵盖何种主义为主导之问题。这个分歧在哪里?就在定位现代主义是不是可以取代批判主义,走向政治规避。从笔者当时之思维状态而言,规避政治的思想,犹为明确。七十年代中人,多有这样子之分裂。一方面,是看到哈耶克言说之极权主义似乎恰指文革——另外一方面,却是企图深入所谓艺术空间,实行某种后来被看成现代主义的空洞祈望之中。于是,忽略和漠视了现代主义某种层面上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特征。所以,这个层面的所谓现代化性和后现代性的界面误植和认知紊乱,造成的所谓文本分析指向语言本体论的乔伊斯倾向,导致了混淆政治价值论和文学规避论的负面结合。这个水果之解构,就是忽视和否定了未果之解构,从而几乎全盘误植了西方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尤其是在政治学层面上;这是一个恶果。

   

   换用一种通俗语言,就是我们(含笔者本人)并不深刻了解现代性对于民主的批评,实在是在民主体制组建或者民主文化发展"以后"(而非建制以前),缘其负面而导致的批判。自由主义之个人自由论,在发展到萨特"他人就是地狱"的时候,其忽然发现解决之道几乎就是文革——这是一次西方文化自纳粹以来最大的危机与冒险——只是他们知道,法国六八年运动并无动摇孟德斯鸠主义甚至拿破仑主义之可能。一切回到反思。所以,现代主义固然可以批判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人不是地狱之原教旨(姑且此言)自由主义,仍然得到还原。其个人自由不能妨害他人自由之消极自由——并未泯灭自由本身的自我论和他人论。(卡缪)荒诞说的民主现实正好是对于民主误区和不足的某种批评而非要走向毛主义。民主是不是荒诞呢?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是;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说,否。这是一个悖反之道。所以,我们说,民主——与其说是一个完成的真理式,不如说是一种永恒争辩真理的平台。而自由不可知论的精神内涵,造就了现代性置疑民主体制和民主社会的萨特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亦呈现民主之包容和大度。

   

   《今天》中人,就是这样面对这看似矛盾、实为一体的西方哲学。这个哲学影响和导致了(不幸)相反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今天》现代主义之产生,忽视了对于原始民主价值的会面和商讨,很快转变成为其所谓社会"成功论"。这个社会成功理念的前提,不再是七十年代的批判价值主义,而是转变成为同样忽视政治价值区隔的机会主义。其存在前提,就是认同中国社会的现实而配合其中。这个势头,从八十年代朦胧诗歌被官方诗歌界和文学界接受和接收开始——完成于二一世纪的官方再认可和商界操作。这个实用主义的界面,其实远离了《今天》七十年代的价值诉求和批判定位。使得今天边缘化为一种模棱两可的文字艺术:诗歌艺术本身成为一种超乎价值判断的在上(其实是在下——身体写作)艺术;小说本身,也看不见类似索尔什尼琴的现实主义批判,更无古拉格词汇学意义上的反极权分析,而逐渐沦落成为一种既是官方之边缘,又是异议之边缘的奇特文学现象(郑义等作者少数优秀作品除外)。这个文学现象,实际上远离了七十年代的独立姿态和价值状态,走向一种与其诗格同等朦胧的政治朦胧,而越来越小众化。其间,诗歌白话文的试探主义,在整个玖拾年代和二一世纪,早就堕落不堪,成为国人诟骂之对象。说,你是一个诗人——几乎就是一种谴责——而《今天》之结局如此,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新诗歌运动先天不足的背景混乱,造成了首先是文化定位的混乱——继而造成革命误植其中而文化消亡其中的语言沦落——最后,形成政权文字风格的毛体和新华体直接控制人民审美——最后,这个商业白话成为极权主义犬儒青年和青年响应与之的一种文学败笔。所以,白话文运动造就的得失用于《今天》中人,亦呈现正负兼有之状态。十年前我们对此问题一度展开讨论。其中要义就是,诗歌之声,形,义之对等,是为诗歌创作之前提。这个前提一日丧失,新诗之形式建制问题就无法得以解决。所以,新诗百年前之胡适与梅光迪康奈尔之争所涉及之大问题,根本了无解决。以后,在吴宓,朱光潜,陈望道,罗念生等人的诗学研讨中,重复了胡适和梅氏之争执。此其一。(关于陈文——

   

   "……索绪尔等人谓汉字'无声'重形的见解可属幼稚之见。

   

   "对于如何显现汉字之象形与声文的统一的特点与优势,近半个世纪以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在其《修辞学发凡》中有精当之阐述。在该书'辞的声调'中,他说:'……长音有宽裕、舒缓、沉静、闲逸、广大、敬虔等情趣;短音有急促、激剧、烦扰、繁多、狭小、喜谑等情趣。清音可以引起:(一)小(二)少(三)强(四)锐(五)快/(六)明(七)壮(八)优(九)美(十)贤/(十一)善(十二)静(十三)虚(十四)轻(十五)易/等特质的联想;浊音可以引起:(一)大(二)多(三)弱(四)钝(五)慢(六)暗(七)老(八)劣(九)丑(十)愚(十一)恶(十二)动(十三)实(十四)重(十五)难。陈先生在另一章总结说,大抵用声音代形体,或用形体代声音,都有相当的可能。'('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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