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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与自由主义(中)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中国改革就是一种借助所谓自由主义,烘托极权主义有权力霸占改革主导权的迷途;就像人们回忆文革政治,研讨毛,还是刘邓,有权利主导文革。其实,这些主导者都是被所有的穆勒和边沁弃置的无知无畏者。不过是一些不入自由主义雅室的盲瞽。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12/5/2008

   

   三,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之关系

   

   穆勒全部学说或言其"自由论",总而言之,就是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厘定。从其所处时代看,英国政治完成了后革命时期的基本民主建制和法治建制。整个欧洲处在民主、专制的转换时期。其自由含量和我们中国现在所处状况实属天壤之别——这个区别,实为整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性质之别。就像康斯坦丁时代宽容了基督教;波希战争时期波斯出现民主刍议(见希罗多德《历史》);罗马帝国有元老院之国家权力制衡——而中国之君、相权力制衡和三省权力分置,却脆弱得很多——所以,那个时期的国家权力所属,已经建立了可以仰望前提的个人权力推导,而不是前提阙如的中共式权力独霸(人民权力真空)。完成这个权力定制以后,穆勒开始解析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之属性及其关系,就来得顺理成章。在"个人主权"和"国家主权(含社会主权)之划分过程中,国家干预越少,越好",显然成为他的主张。这里推导的国家干预逻辑和人民干预逻辑紧紧相连——和边沁的忧虑如出一辙。其中,尊重异端和少数,成为穆勒绍述其中的关键。

   

   第二是,他主张在已行民主普选的英国,应该避免迪斯雷里所言"两个英国"的存在(一直以来,学人就有"两个中国"或言N个中国论;就是穷人中国和权贵中国)。穆勒对于代议制政选的忧虑来源于这"两个国家"(之人民)。因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劳动贫民不可能互相代表,即使在选举之时。接下来的议题就是如何看待后来被马克思,列宁和毛发动起来的贫民暴动。穆勒认为,一般而言的"人民的声音可能是魔鬼的声音"之说法,应该置疑。但是,如果迁就贫民多数而枉顾少数,哪怕是富民少数,民粹革命,就会回头。"英式民主表示一群狭隘偏执的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将其变成法律"之事实,就会到来。而在另一方面,"在英国,只有获得国会两院多数,加上英王同意,没有不能成为法律之事。"这是一个悖论。穆勒对于民主或言英国的民主初级阶段、也就是他著名的关于代议制政府的缺陷和幼稚很为担忧。他再再提到这样的民主需要改进之处——换言之,民主和专制之优劣,往往鱼目混杂,难以辨正;如果把开明专制的精英政治和贫民盲目的民粹政治加以区隔,也许他愿意选择前者;但这并不能妨害他主张英国民主并加以改进的意愿。所以,关于民主批判不能用专制取代这个议案,成为其立论的前提。那么,如何解决贫民和大众走向多数愚昧和专权,这个悖论的方程解法就是,"灌输"式教育。这个教育平民的主张涵盖了启蒙的一切内涵,唯独不能纳入启蒙导致的社会学"牛顿定律"—— 这样一种全知认识论和极权政治论——这一点说明,在主张中国启蒙者的笔下,百年来对此几乎无知无识。这个阙如导致启蒙很快走向极权主义即毛主义正确论,最后将启蒙完全变成新愚昧。他们那个教育方式,很像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说的,就是,由他们给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身份是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列宁说法)。穆勒说,舍此灌输,理性灌输,启蒙灌输,别无启导贫民之法。大而言之,就牵涉到"民主是一个生活方式"之议题(见托克维尔语);民主不是一日完成的课题,而是在争取和实施过程里日日完成的,永不最终完成的未来进行时。缘由在此,判断国家是不是完成着或者完成了民主,或言,正在完善之,是国家主权和个人主权关系厘定说的关键前提。穆勒说,英国要走向民主,正是这个已然完成式或者过去进行时,而绝对不是未来式,尚未出现时,等等。

   

   我们这样强调,同样是为了区隔枉顾前提的自由主义说。他们以为,可以在民主未完成式里奢谈一切!只是可惜,这一切可以谈,却不是边沁和穆勒之谈法——实在应该变成多谈一些争取自由,争取这个国家认可民主的可能行或者不可能性。

   

   穆勒带有浓厚的精英治国理念。其援于洪堡认为,自由之高阶,源于自我发展。这其实和前此关于教育与灌输之观念殊途同归。我们看到,在整部西方历史中,个人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总是遍及异端思考和个人人格,哪怕是在希腊民主城邦里,也概莫能外。因为苏格拉底,就是民主批判和批判民主的异端和独立分子。这个传统延续下来,就成为西方独立知识分子,或言,知识人的政治传统基因。所有色诺芬,西赛罗和后来的洛克,休谟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这个不可知论,就是国家个人关系说与整个政治学说的自由主义根本——其理性诉求,就是这样的意义论定和意义并不论定——其理性所以反对全能全知,反对政治和哲学上的极权(极权就是全权),意义在此。虽然穆勒厌恶基督教,但是,其认知分野还是要划分神,玄,证(实证学说);他说,"就社会力量而言,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九十九个仅仅有利益的人是不相上下的。"(见约翰.穆勒《代议制政治》)。以至于后来产生了逻辑学派,布拉德雷,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等——而维特们又为自己枉顾上帝,倍感焦虑。事情转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所以,穆勒一方面确定前人之"国家正式主权","社会非正式主权",唯独未论个人主权(也就是人权——美国人和欧洲人奢谈中国人权,不谈与之关联的国家无人权,实为枉顾穆勒!)于是,他的整个关注,在于补充这个立论。我们认为,关于自由主义在理性、不在信仰这个说法,也许有些偏颇。因为自由主义包涵的消极国家说,在某种程度上给国家的消极宗教政策带来了空间——而其关注信仰、也关注理性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全能理性的,后来发展成为视宗教为鸦片的伪理性说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层面上,自由主义和自由的同构,不是仅仅在于觉悟和感觉,而在于加上思索。

   

   于是,所谓"新社会最恰当的政治权威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包涵在穆勒的个人主权论和国家民主论中,不二而一。穆勒继之描述了他著名的"好政府"论,也就是类似边沁的、照顾多数人幸福之论;而照顾多数人的利益,仅仅在于凸现每每个人的主权。这是一个辩证法。消失个人主权的专制国家,每每舍弃和压制个人权利、个人诉求和个人尊严。穆勒说,"将会有一伙官僚集团以及被教化担任担任官僚的人,他们将习得至少某些政府管理和公共行政得经验原则。可能也有过系统化的组织,这个组织由国家的最好的智力在某个特殊方面构称,从而增进了专制君主的伟大。但一般民众对此一无所知,并对一切较大的实际问题缺乏兴趣;或者,如果他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了解的话,那也不过是似懂非懂。" 这个说法就是所谓专制正确性的某种解读。此观点是在民主混淆于民粹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或言,民主本身尚未产生"被教化"的,民主官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民众而言,工其事,必备其器;无其器,抑或不得让他们获得公器,则其事无可为也!那么,中国有无公器呢?没有。中国人莫谈国事,不予参政,惧怕政治,沿袭成性;他们代代养成像统治阶级要求的那样思维,行事和生活。事实是,"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他的国家做任何事情,他也就不关心这个国家。一直以来,有一句谚语这样说,在专制国家中充其量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而"罗马贵族政治摆脱官僚政治"的主要因素,就是"平民政治"。(中国政治历史和政治制度的铨选和参政,与其说是平民上升入仕,不如说是平民由此被曾经是他们中一员者抛弃,他们和他们,成为高下和里外之别。这就是中国无民主的限度。)"一切专门职位,那些给元老院的职位和他们谋求的职位,都由普选授予。"(这是东、西方政治历史对比的好说明。)对于专制臣民而言,绝对服从,正确理解——则是他们称臣拒思的习俗。他们的"智力和感情让位于物质利益。"(穆勒重要论述之一,就是"进步"不等于经济发展。自由主义更加重视认知和尊严的获得。)

   

   于是他说,"在一个文明程度有所提升的国家中,好的专制比坏专制政治更加害人不浅,因为他尤为懈怠和钝化人民的思想和活力。"(同上)

   

   他做结论道——

   

   "理论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这样一种政府: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至高控制权力整个社会整个集体;任何一个公民不仅对行使这种最高主权有有发言权,而且至少在某个时候,被要求在政府参政议政中发挥作用,亲自履行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责。"(同上)

   

   这样,自由之争取和自由主义在民主政府中的作用,都在一种精神自由和政府自由(他赋予的自由)里,辨正相系。这里的分野依然是,自由,是可以在民主政府存在以前任何时期争取而讨论的;自由主义,则多半是要考察民主以后的政府,如何把自由付之实施——这是不同的讨论范畴。

   

   穆勒好政府论之要素,正是建基于此。

   

   这个要素,规定了自由主义的内涵。

   

   四,摒弃国家幻想的自由主义选择

   

   对于注重所谓改革和反思改革的中国人,如果我们回顾斯宾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浓厚兴趣。虽然,这个主义被称之为随着时代逝去而消失的思潮。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似乎并未过时。只是他的预言错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势必战胜国家干预,而成其自然法则之胜利,即社会,政治自由之胜利——这个预言,成为与之刚好相反的法西斯主义和列宁、毛主义干预到底的可悲现实。斯宾赛没有战胜毛主席——而毛主义被战胜的要素何在,还是民主和自由之国家理念,而不是没有国家理念,不是无政府主义(从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到建制极权主义统治,毁弃传统建制和引入苏联建制,是其逻辑)。当然,这个理念,要秉承日日新的批判原则。丝毫不可以无思,有怠。故此,关于国家干预之正确与否,有效与否,成为穆勒以后时代课题之重大讨论。这里,同样牵涉到所谓国家定义的出台。他们的提法是,1,国家究竟有无启动和领导改革之条件。也就是说,国家是不是经过了启蒙的国家。2,改革是要由启蒙已过的国家指导,还是该由废黜国家之理念先行。3,更有甚者,他们谈到国家,尤其是中央集权国家,是不是改革更加有效的领导者。"主张废除国家者,则怀疑国家只能做坏事。"悖论亦存,"希望创造一种新的国家,一种社会自己发展的国家"(潘恩看法/亦见《西方政治思想史》,下同)。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 自由主义的论点能支持国家干预,也能反对国家干预。"而且,主张国家干预,特别是边沁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成为当时思潮之主流。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斯宾赛跑出来说,由经过改革的中央国家进行改革,是"败事有余","结果是社会进步减慢,甚至延迟。"他认为,"国家干预社会"是错误的。继而阐述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立论大致如是。一是,国家发展落后于社会发展,成为社会鸡肋。二是,国家干预违背"生物分工"(将国家亦看成人体之一种器官;一种不能管制一切之器官)。三是,人类合作,会取代武力;与无政府主义同。等等。这样,便有两种政治理论乌托邦开始上台。一种是斯宾赛的自然进化论,一种是从空想到暴力的马列主义。这两种理论在现实政治中都是失败者。其中奥秘,并不难于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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