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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转型论是否妄议

和平转型论是否妄议

   

   

   

   刘自立

   

   

   

   和平转型说,现在很时兴。什么是和平转型说?就是,在肯定"民主法制"(邓、赵式)——就像我们在文革里看到的——某某共党(马列)这种方式之前提下,实行转型,不管他是"正义"转型还是"和平"转型,总之,是对于中国和平过渡的乐观主义看法。

   

   二是,这个转型期,现在已经开始;开始的征兆是,网络的出现和普及。据说,维权运动和其他民间运动,因为这个网络,呈现甚至可以说是类似"文艺复兴"那样叹为观止的大运动,已经发生。

   

   三,开放说。就是和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贸互动,正在产生着一直以来所说的,并且在预期中可以实现的和平演变。

   

   最后,因为暴力革命在历史、现实和理论上的不可能性,所以,反对暴力的暴力,也被自然而然地予以取缔,打入不正确的冷宫。虽然,他们也许不知道,即便是最严厉的皇权主义学者如霍布斯,也是主张:当人民面对暴力的时候,他使用暴力自卫,并无不正确之嫌(见《列维坦》)。

   

   以上说法,是不是一种君子"不暴",动口、不动手主义的合理解释呢?我们并不苟同。

   

   

   首先,在民主法制轨道解决问题这个赵紫阳主义,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民主与法制,就是邓时代元老政治的民主和法制——也就是说,你在定义邓式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不可以排除元老政治起决定作用的那种政治结构;如果你一定要说,有一种赵紫阳政治不同于老邓政治,那就是枉顾事实,不是实事求是了。

   

   退言之,赵政治和邓政治,是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一面两体的政治。这个政治的决定性效用及其归属,是服从邓政治而非赵政治——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这两种政治是不是一点都不正确呢?

   

   那要看你如何解释?

   

   邓在文革后发现了很多政治疾患。他甚至想到一些接近西方政治的政治课题,如,施行政治改革等等,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专制主义者的头脑转到民主轨道上去,这样的思维例证,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在评价佛朗哥独裁政治的时候J.GUNTHER就对佛氏的政治思维做过这样的评论。连佛朗哥也批评法西斯主义,说这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很可笑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是民族主义者,德国中产阶级才支持法西斯运动。云云。(见

   《INSIDE EUROPE/欧洲内幕》J.GUNTHER)

   

   这个分析的结论是,哪怕是佛朗哥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会偶然思考到一种几乎常理的原则和奥义——甚至可以和他的一贯思维相反。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也就是说,在不改变专制极权统治模式的前提下,谈论政治变动和政治改革,且主张运用所谓的民主法制解决问题——这个设计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六四的枪声证明了这一点。

   

   奇怪的是,在六四十八年以后的今天,枉顾这个政治前提的说法依然是甚嚣尘上。他们的和平与正义转型论,在完全不考查政治前提的思维逻辑中强行抢占一个、据说是民意制高点,并且打压所有反对意见,且称之为唯一正确。任何企图与之进行争执的话题,被其一概封锁——而且,他们以这种方式,强调和谐主义,就像他们刚刚排斥了和谐的同仁以后,大谈和谐(白宫接见事件)。他们以一种博爱的幌子进行不知所云的基督教煽动,却丝毫没有基督的宽容和博大。

   

   共产党是不是会实行哪怕是他们自定之法律和民主轨道——言说这个观点者,自己十分清楚。可是,他们却偏偏要把这个他们自己十分清楚,一些读者和年青人并不十分清楚的事情做一个伪善的遮蔽。他们说,这是促使共党转型之唯一可能性,包括方法策略和方针。这个民主法制究竟是什么东西,一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已经做出证明——

   

   这个民主,就是民粹。民粹主义掀起的革命大潮,使得中国历史大大倒退到皇权政治的最野蛮最黑暗时期。所有儒家和道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被党文化全数取缔。

   这个法制,在枉顾1946年法制和五权宪法的基准上,施行他们本身已经否定的斯大林式宪法——成为宪法之反。

   

   这个民主法制,成为文革时期,他们从暴力杀戮转而进入有一个新体制的起点之说辞(文革时期的民主法制时期;也就是七十年代四届人大时期)——而一些所谓异议人士,还为此鼓吹民主法制时代之到来——殊不知,周恩来和毛,比他们更早地了解了如何运用民主法制于革命策略之中。

   

   文革如是,反右,亦如是——毛借助反对官僚主义实行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结果,这种民主,成为他实行超级官僚主义——独裁、极权主义的最大接口。

   难道我们还要悉数这些大民主和假法制,来达到赵氏并不清晰、不作指涉、没有前提(或者是有党文化前提)的"民主和法制"吗?

   

   于是,面对这个文化上互相对立的民主和互相对立的法制——人们好像很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他们像所有没有经过政治训练的幼稚之人一样,只要看见纸面上的民主法制,官方接纳的"民主法制",就会变得通体兴奋起来——难道这个兴奋和文革民主,反右民主之兴奋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这种兴奋本身,就是身心桎梏于邓、于毛、于什么人的那种非理智和非良知——他们却要偏偏把戳破这层迷雾的人,说成是大逆不道。

   

   换言之,起码在言论的底线上,臣服于党的民主法制本身,就为他们带来了某种党文化可以接受的和谐和统一。这个战线,站在党文化那边,就是某种统一战线说的现代表达——凡是呵护党的民主与法制者,其政治身份自然和完全的反对派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她们还是有杀子杀父之仇的——他们可以和在六四以后登台的、那个统治者的举荐者,推心置腹,引为同道,就是一种证明。

   

   在和党文化中人建设私交方面,任何人没有权利指责之;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含义的时候,这个和党的交心,就成为考量其诉诸民主法制之含意的真正内涵。这个内涵,很像党文化中人的某些说法:如,康生、江青等人是坏人,周恩来等人是好人……云云;更有我们所说,否定毛、肯定党一类说词。(党内有没有好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如,57年,林希翎被迫害,吴玉章老人就保护之;甚至在念及右派学生姓名的时候,不念林氏。这个事实不可谓不震动——但是,吴,却是不可能在毛面前实行反反右主义的——这个,也是事实。林氏事迹极其感人,但是,她关于党文化中也有某些优良成份和优良人士、革命先烈之说法,就值得存疑。)

   

   党,什么时候,会以什么形式,什么方式,什么策略达成民主转型?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得知其种种迹象的,却是一种反证。我们看到,政客中人大言不惭地告知港人,民主权利(含法制?)是中央的恩赐,港人,并无任何民主、民意之权利可言。

   他的说法遭到坚守民主常识之人士的指责。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说明,对于香港而言,不是像某些内地异议人士所言,香港是朝向着民主法制(普世意义上的)转型,而是相反,那里正向着香港高度自治的完结之日转型,且呈现一发不可逆转之趋势。

   

   下面是一则有关消息——

   

   "香港民主党及民主发展网络在星期六合办回归十周年研讨会,邀请多位嘉宾就中共接管香港10年来在民主政制、人权自由、法治及公民参与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回顾和探讨。与会讲者指出,在中共政权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与操控下,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逐步收紧,当初承诺的所谓高度自治日见消逝,政制民主化受到压制。有讲者甚至担忧,中共头目吴邦国近日宣称香港无权的言论,将触发新一轮的中共人大释法,"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定义面临改写。"

   

   这个转型说明,香港的真正转型,是在像非民主、非法制、非自治、非自由之方向,而非转型到民主法制。这个事实,是不是事实呢?

   

   撒切尔夫人最近有观点发表。她说,"'一国两制'制度是为了处理台湾议题而研拟的,'现在看来,不仅不恰当,即便是当年回归前首次提出,我也认为不适当。'

   

   主政期间眼见英国对香港的一百四十五年租借时间即将届满 ,撒切尔夫人说:'我希望能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但是当我了解这已经不可能,邓小平准备对香港施行一国两制,我们把握可以保存香港独特性的机会'。"(见

   台湾中央社报道)

   

   我们补充说明一点。上海公报关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样的判断已经失效;台湾民意调查完全项背这个论调。其间,究竟是中共转型了自由民主价值观,还是西方人士服膺了国家主权高于人权说,交出了香港——坊间自由争论;但是,相关的政治见解悖论已经出现:国家利益和主权诉求,在这个时代,依然冲突于普世价值的规范而使之就范。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香港早早晚晚会实现民主法制、普选自由……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以一句"相信未来"一样的诗句,就解决了香港转型之课题了吗?

   

   如果连香港这样具备民主之一切条件的地区,尚且无法实行有效转型,且问,内地转型之可能性,又是如何!

   

   我们最终也承认中国民主化时代的必然到来——但是,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梦幻曲和朦胧诗的前提下讨论这个转型,是没有办法实行真正含意上的转型的。其中质量和数量的指标,如何估算?政治经济的相生相克,如何解套,民意的指归,如何实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一个抽象的未来主义情调可以打发的。

   

   真正含意上的转型是什么?第一,就是正视香港不是在向着自由民主发展,而是相反,正在想着不自由、不民主的反方向发展。第二,既然连香港这样的半自由、半法制的地区,尚且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大陆上,完全没有半自由、半法制之政权统治区域,又会朝向何种转型呢?考量的指标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看重、被正视。这些考量的指标是:转型的前提要有指归。这个指归很简单,要看统治方面转型的意愿和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历史做出了结论——在甘地的印度,在曼德拉的南非,在马丁.路德金的美国,就是他们所在国家的宪政——法制和民主,促使之实现政治诉求——固然,这个民主有待完善和改革——如,取消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前提显然不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自由,甚至没有文化,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可以简单类比的("一切历史类比都是危险的");也就是说,不服从运动的所有前提和现状,是"可以"不服从,不是"不可以"不服从——在毛这里,没有任何不服从可能性(遇罗克是不服从,林昭是不服从,但是,他们的不服从不形成"不服从运动"——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枪毙了——世界上没有人员悉数被枪毙的"不服从运动"。翻检所有这类运动,都是政治不严酷性的政治在起作用——枉顾这个政治不严酷性,就是一种东施效颦,很不严素,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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