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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文 扬:零八政见

   贴语——

   

   大作有趣。只是有几点不同意。

   

   说共党之螂在捕现朝之蝉=清朝之蝉,不对。

   这个新螂不是康,不是孙;刘不是康梁,不是宪政派,只是异议派系之一种(红色谱系或者粉红色人),而已!说刘=民主自由,愚蠢!

   

   二,说共产党是大清,更错。简而言之,大清是专制。可以新政,可以立宪,可以民间出报,可以私有制。共产党不是。

   

   三,所以,现在新公车上书,文不对题。不要说没有操作空间,就连如何定义与极权主义政治打交道的游戏规则,都不清楚。

   

   四,阁下说得好,这一纸只是空中楼阁,政治ABC,不清楚。说什么皇权如何如之何,他本人就是虚无主义,要数典忘祖。他知道中国历史上君权制衡和制度建设的正面意义吗?封建不是共党传统,他们是极端皇权,极端专制。

   

   否定历史,无知无畏,是这一群的特征。

   

   五,更有人说,跟着哄(团结),就是真理。怪不得她们不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民主的重要性。

   

   有空再议。

   谢谢大作。

   

   自立 上

   

   

   

   

   零八政见——兼答《零八宪章》

   

   文 扬

   

   近几天,一篇叫做《零八宪章》的东西正在海内外的华人世界征集签名支持。起草者名曰“国内各界”,公布之日有三百多人在正文之下落款。

   

   

   “宪章”正文的第一句提到,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为了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我的《零八政见》也从一百年前的立宪开始说起。

   

   

   百年历史教训

   

   

   回溯历史,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前的中国,革命党和立宪派两派政治势力的交锋已持续多年,晚清中国的命运一直左右摇摆地徘徊在岔路口上,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

   

   

   革命党慷慨激昂,充满改天换地的政治激情,虽然武装起义一再失败,但目标却越来越高,不仅要排满立国、实行民主共和,在新思潮的激励下甚至预言20世纪是“ 亚洲人的新世纪”,要超欧赶美。“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 这是当年孙中山的好友、那位著名的“革命和尚”黄宗仰在1903年发表的诗作。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的激进政治基因与半个世纪后“革命领袖”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脉相承。

   

   

   另一边厢,立宪派以康梁为代表,坚定地反对以革命的方式实行民主共和。其理由除历史传统、国民程度等方面外,突出强调了“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这个要害。早在1902年,康有为就曾在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写道:“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不见法之拿破仑乎?始则专倡民权,每破一国,辄令民背其主,既为民主,事事皆俯顺民情,而挟其兵力以行之,于是复自为君主矣。”

   

   

   1902年,那位后来果然靠农民革命而成为“魁长”的毛泽东还在他的家乡韶山读私塾,晚清政坛上由立宪派和革命党所构成的政治光谱上还没有生长出他的那一段。康梁等人关于革命必得专制的深刻预见,是在革命党的大业一步一步成功之后,开始在这位汉族拿破仑身上一一得到证实的。

   

   

   1905 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06年载泽上奏“奏请宣布立宪密折”,07年官制改革、试行地方自治,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政府推行宪政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步伐不可谓不快。然而,革命党人靠人体炸弹开路的革命事业决心更大,步伐更快,1911年武昌城内几千士兵在某“文学社”率领下的一场聚众闹事,竟然一举促成了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埋葬了立宪派最后的努力,同时也颠覆了晚清政坛脆弱的政治平衡,保守主义的右派势力土崩瓦解,激进主义的左派势力开始横行天下。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光谱发生大幅度的“红移”,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胡适先生曾经有过二十五年时间三个杂志分别代表三个时代之说,即梁启超先后主编的《时务报》、《新民丛报》和后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若从政治光谱的角度看,从百日维新时代的《时务报》到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也正好折射出中国政治光谱从蓝色向红色的大迁移。五四时期,陈独秀曾论“五四运动的而精神是什么?”,放言“五四精神”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1920年4月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演词)反映出其政治立场已经直逼深红色。而原本坚守深蓝色立场的康有为大人,也发表《康有为痛斥国贼通电》,为学生痛殴曹、章叫好,“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者也。”

   

   

   在五四时期这样一条蓝色完全失守、红色全面覆盖的政治光谱带中,那一条比“陈独秀红”还要更红数倍的“毛泽东红”光谱段,几乎就是被八抬大轿邀请出来的。 1927年,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理直气壮地质问:“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 ’,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觉得自己正确极了,咱们不是闹“国民革命”吗?咱们不是“唤起民众”吗?连坚决反对民主共和的大右派康大人都认为人人可以“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我们这些发誓要将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葬入坟墓的共产党人还有什么不能干的!

   

   

   这是一个经典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故事:中国国民党这只螳螂,用自己关于民主共和不容置疑的振振有词无情地绞杀了一直像蝉鸣一样宣讲君主立宪道理的立宪派,但还没等自己的美好理想实现,死前的老蝉关于革命必内乱然后必专制这个魔咒般的预言,就引出了毛泽东的共产党这只凶狠的黄雀。

   

   

   讽刺的是,引来黄雀甚至可以说制造出黄雀的不是别人,正是螳螂自己。老蝉的君主立宪说千错万错,关于速行民主共和必然反得专制这一点却肯定是对了,螳螂的民主共和说千对万对,对于肤浅民主、庸俗民主、劣质民主的为祸之烈认识不足这一点,肯定是错了。

   

   

   革命党的错误几乎是注定的,因为它落入了一种顽固的、与思维方式有关的错误模式。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中,革命党的主笔之一汪精卫对于民主革命之展望曾有如此描述:“(民主革命)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

   

   

   “速于置邮而传命也”!之所以竟然乐观到如此程度,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通性也。…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同上)

   

   

   自简化的信念始,经过被浪漫情绪所引导的轻率行动,酿成适得其反的恶果,人类这种极常见的错误模式在历史上重复了不止千万遍了。这种错误模式被激进主义的革命家们复制到政治领域,其结果就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大劫难。

   

   

   历史还在重演

   

   

   一百年后,喜读2008年的《零八宪章》:“…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其不容置疑的振振有词依旧,其信念之简化依旧,其情绪之乐观依旧,好像一只复活的螳螂,盯住了共产党威权统治这只新蝉,又高高举起了它那双带有锯齿的螳臂。其挑战的架势和用词,像极了汪精卫们的复活。

   

   

   而康有为的后继无人却是注定的。整个蓝色段政治光谱不仅随着他那一代“公车”们的自然死亡而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之下,经过了“毛泽东红”对“孙中山红 ”、“陈独秀红”的先后覆盖以及“反右”、“文革”等对“刘邓红”的再覆盖,整个中国政治光谱不要说蓝色,连浅红色和粉红色都已经难见踪影了。

   

   

   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改革开放”路线,从政治光谱上讲,也就是粉红色对深红色的反覆盖。三十年时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沿着与当年从粉红到深红完全相反的方向大踏步地复辟,以“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为标志,这个政治复辟甚至已经回归到了清末。历史的讽刺无出其右,从深红色的黄雀蜕变而来的这只新蝉,竟然在蓝红光谱的交界处与保守主义右派那只久违的老蝉握手了。

   

   

   新蝉只是嘴上不说,但它的所作所为说明它对这一百年轮回有着透彻的认识:当年的革命党错了,我现在正是自己前身的对立面。若康有为地下有知,无论他多么不情愿,却也只可能将今天的共产党胡温政府认同为自己迟到的后代传人。

   

   

   与康有为一百年时间后继无人的冷清相比,从汪精卫经陈独秀直到毛泽东这一段红色光谱所孕育出的后代传人大军却犹如过江之鲫般浩浩荡荡、代代相传。从1989 年的“六四”,直到今天的《零八宪章》,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似乎从未被认真提出的简单问题:主流的反共派,真的不知道自己一直站在比如今的共产党还要红的光谱位置上反共吗?不知道自己一直深陷在早以被共产党本身放弃的深红色政治文化泥淖中无力自拔吗?主流的民主派,真的不知道自己不过是百年前那场失败的民主实验更加不堪的翻版吗?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解决当年康梁派提出的那个轮回问题吗?

   

   

   “ 毛泽东红”一统中国政治光谱长达几十年,自“民主墙”直到今天,大小反共运动、民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无论是“理论家”们还是“实践家”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除了深红色政治文化的那一套,对其他颜色的政治文化所知甚少,其反共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何处呢?其民主的历史经验又取自于何处呢?

   

   

   《零八宪章》宣告:“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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