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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警击毙少年将引发骚乱吗?

   
澳警击毙少年将引发骚乱吗?

   
   《澳大利亚人》网站对该事件的报导,图片为被击毙的少年Tyler Cassidy。
   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一名十五岁的少年因涉嫌用刀攻击警察而被当场击毙。警察开枪打死十五岁的少年,这种事在澳洲应属首次,又刚好发生在希腊警察打死少年引发大面积暴力骚乱之后,因此有中文媒体以《墨尔本警察枪杀少年希腊骚乱恐在澳大利亚重演》报导了此事。
   希腊式骚乱真的会在澳大利亚上演吗?也许应该先回顾一下事件本身。

   
   十二月十一日晚九点左右,警察接到报警电话,称墨尔本万国公园(All Nations Park)附近有一少年冲到商场抢了两把刀,然后跑到商场附近的停车场中挥舞刀子,威胁他人,行为失常、狂暴。
   
   四名警察马上赶到现场,试图让他放下刀子。但少年不听劝告,一边挥舞刀子接近警察,一边说:“杀了我,我要杀你。”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向他喷射两次辣椒水,还放空枪警告,但未能够阻止他,三名警察因此同时开枪,这名叫做卡西迪(Tyler Cassidy)的少年被打中胸口,当场死亡。
   
   事情出来后,舆论哗然,首先受到质问的是:警察有必要把他打死吗?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篇接一篇的报导披露出更多的细节。
   
   警方表示,卡西迪那天晚上用自己的手机打过两次假的报警电话,第一次他说有个地方有人在行凶,结果警察赶过去时根本就没有那个人;第二次他又在电话中假装惊叫,说这里有人拿枪杀人,叫警察快来。
   
   商场中的员工也说,卡西迪抢了刀之后,逼着员工打报警电话,说不打就杀了他们。
   
   警察还表示,卡西迪当天曾对一个朋友说:“今天晚上我要杀人,然后我就会被杀死。”
   
   据说卡西迪在那天晚上曾经在火车上跟人打过架,因此情绪极度不正常。
   
   总之,警察方面试图告诉公众:是卡西迪存心想通过警察来实现他想“自杀”的目的。
   
   另一方面,卡西迪的母亲和其他许多同情死者人则表示:为什么四个受过训练的警察对付不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为什么非要把他打死?为什么不试图说服他放下刀子,或者逃走、或者叫更多的人来,用个大网网住他,等等。
   
   卡西迪的母亲已经表示,要为卡西迪“讨个说法”,要求调查清楚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且已聘请律师,如果最终证明警察行为失当,就将为死者寻求公义。有也人写评论把警察的行为称为“谋杀”,指责警察“嗜杀”。
   
   不过,同情和支持警察的公众也不在少数。一名记者采访了一名二十一年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到持枪歹徒的攻击,为自卫不得不将歹徒打死的警察。
   
   这位警察说,他在当时别无选择,只能开枪保命,但歹徒刚刚倒下,他立刻就开始自责、自问:有无别的选择?能不能不把他打死?他说,外表上,他必须装得很坚强,因为他得面对一系列调查,包括接受令人难堪的来自同事们的审问,但内心里,他已经崩溃了。许多年里,他既恨死者,又恨自己,也恨那些对这件事说三道四的人。他的家庭成员,包括孩子也与他一起承受被人指责的痛苦;而曾经杀过人的痛苦,将伴随着他,直到他死去。
   
   类似这样的报导,及此次卡西迪被打死事件本身,引发了又一轮给警察配备“泰瑟枪”(Taser),也叫电击枪的呼声。这种枪能让人失去反抗能力,但却不会伤人性命。
   
   目前澳洲警方已承诺将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笔者以为,这件事在澳洲属于“个案”,它会被当作个案认真处理,却无发展为希腊式骚乱之虞,因为澳洲还没有那样的社会积怨或矛盾积聚。
   
   这件事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的杨佳“袭警”案,但又马上能看到太多的区别。
   
   比如,从澳洲媒体的报导看,谴责警察的、替警察说话的、替死者和死者家属说话的都有;它不像中共官方媒体,在发生什么事情时报导是一边倒的。在网上发贴说杨佳的生殖器被警察打坏了的郏啸寅,就被当作散布谣言抓了起来。
   
   另外,共产党为了让警察成为维护它的绝对权力的私家军,有意的培养和纵容人性中恶的一面为它所用,同时扼杀警察的人性,使警察成为共产党行恶的工具,以至最后成为人民的敌人。
   
   而在澳洲,通过方方面面的报导和日常生活,人们能看到、感受到警察人性的一面在时时闪光,他们真的是在维护公共秩序,而不是某个党的私家权力。
   
   笔者本人就有过一次被警察感动的经历。那天是我女儿到新的中学上学的头一天,本以为她已十二岁了,学校又不远,一共就几站地,早晨我坐公车送她到校,心想下午让她自己坐公车回家应该没问题了,谁知那趟公车走的是环线,不是从原路返回,所以女儿就被带到“陌生的地方”,越看越不对,只能跳下车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丢了。
   
   我让她不要惊慌,只管走到任何一条路口查看路牌,告诉我路的名称,以便我从地图上将她“定位”后去接她回来。
   
   还没等我将她“定位”,女儿又打电话来,很神气的说:“妈,你不用来接我了,我现在在警察车上,他们正送我回家。”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三名警察“押送”着女儿走上楼来,确认我是她母亲后,挥挥手高兴的离开了。
   
   女儿告诉我说,原来,是因为有个路人看到身穿校服的她在路边仿徨,知道她一定是迷路了,就打电话报警,警察十分高效的立刻赶到,问明住址后马上就送她回来。
   
   这是2005年的亲身经历。在澳洲有过很多次被感动的经历,这是其中一次。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让我对澳洲的 “和谐”与安定很有信心。
   
   原载于台湾《看》杂志双周刊第28期
   

此文于2008年12月3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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