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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无文化论)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反对派和后来发展出来的苏维埃派争执不休。在实践真理论之意义上,中国人最后实行了苏

   维埃派的“正确”答案。

   

    显然,几派的人物似乎都秉承自己的文化根据,发出论辨的声音——也要归功于那时的

   相对言论自由——那时外国人办的报纸,莫礼逊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林乐知办的

   《万国公报》,李提摩太办的同名《万国公报》,《时务报》,美查办的《申报》,都是中

   国自朝廷小报《邸报》以来的大报,影响颇巨。乃至大公报等,以载此辩论为己之要务。但

   是细察之下,人们发现,最后一派,其实没有文化根据,祇有无文化根据——这个无文化根

   据,后来就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论或言毛派革命论;也就是王国维,陈寅恪深恶痛绝的

   “痞子运动”。可惜国人向来有负筛选的嗜好,他们最终响应了痞子运动这个号召:民粹主

   义革命+极权主义政治。其间几派的政治逻辑关系如次:如果秉承英国式保守主义革命,实

   行王国维,辜鸿铭乃至钱穆先生的主张,前此严,郭等人提出之改革“缓进说”和文化保守

   主义说将会发生作用;如果按照康、梁的观念,他们至少不会毁灭汉室文化,实行中体西法;

   甚至按照孙文批判马克思的早期说法,中国人朝向普世价值的走向,也不会被全然取缔;祇

   有在中国人学习了五四精神的歪曲产品,陈独秀加上共产党以后,中国文化的逻辑就变为反

   文化逻辑论了!接下来的诘难是,中国之革命,之改革,是不是祇有剿灭文化,实行苏维埃

   主义和纳粹主义才是前途?虽然历史是这样写成的——我们的痛苦的回答仍旧是“不!”

   

    戊戌变法是一个考虑到一切方面的改革。其发生论的定位,迄今为止大大超过邓式改革。

   说戊戌变法就是邓改革之前朝摹本,实在是大谬不然!原因是那场改革涉及的讨论关乎中国

   文化的命运;而78年改革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文化信息存在。所以实践论和真理论还有一个错

   误,就是以胜败论真理(毛的《实践论》就是这等胜利者论的范本),但是,失败也许提供

   给人们更加高尚的深刻启示。

   

    1,我们看到,在实行强人改革方面,清朝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慈禧新政和汉臣作用之,

   就是一个两难的课题,为此清政府呈现了两难的局面:强人尚在,能人不可用之,不能统揽

   全局;等到强人(慈禧)死掉,弱人改革不成,改革就让位给革命了。其间的提示是,改革

   祇能在强人操控制下实行。且无论其正负之面向。现在的弱人政治也规定改革必死。所以,

   皇统之下,改革有望乎?成为又一个“历史上的如果”。

   

    李鸿章到德国叩见俾斯麦,他们谈到这类课题。我们感谢钱穆教授录此明言:“……

   (李)叩之曰,‘为大臣者预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预行其中,其道何由?’

   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

   侍近习者,假威福以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

   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认。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

   (钱穆《国史大纲》 下同)

   

    我们说,李、俾斯麦要想横通中西文化和政治,很难,难于上青天。因为俾斯麦玩弄的

   德国政治,德国统一,是在半民主,半宪政,存在议会,反对党和君权限制论的情形之下。

   他可以作用于皇,民,反对党和议员,纵横捭阖,致使成功。但是,他不知道当时中国还没

   有帝国宪法,也无反对党,也无议会(实质宪政);他更加不知道,中国君、相制衡已败

   (宋朝废相已始);他尤其不知道所谓满汉龃龉,曾、胡、李、左,不可为中央大员言之朝

   弊,统揽全局。故此,由最高层次主导改革,在李鸿章那里就败下阵来,何言他人!

   

    但是,李、俾斯麦对话,成为一个改革可行性范本,东西文化参照系之范本;何以邓没

   有这样的对手呢?

   

    美国人都说,中国价值论是可以成就中国“责任”之国的原则。对话,何以复存!

   

    2,变法是不是应急之变,救亡图存,那时有争议。郭嵩焘以为,“西人以通商为义,

   本无仇害中国之心”。所以,以西为敌错误了。这要看如何定义西方。通商,是不是敌害,

   两难矣!古时,中国被枪炮打开大门,难道不是贻害?又,商务公平性原则如何估价,难道

   是侵害范畴以外之说?现在这种东西不是还在继续吗?他们和未来“责任”大国之间的勾结

   和经贸,不是和清朝统一之老佛爷市场如出一辙吗?祇是封建锁国又是另一积弊,这一点不

   可否认。也许,祇有像日本民主改革以后,经贸问题才会以人权经济的方式一揽子解决(正

   像我们前此论述土地问题一样;不存在跳脱政治解决框架的任何经济问题单行道和单面人。)

   

    3,其实,问题出在当时改革异见对内政的分析上。严以为,“时严复召对称旨,退草

   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

   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议平

   权。’”所以他认为,培育中国民众之智勇之力,是竞争于西方之长久之计,而非仅仅救亡

   可以成之。那么,启用哪些智,哪些勇,方可得计呢?就是所谓“行之有本,积之有基”,

   不可枝节而为,舍本求末——而“本”在何方呢?就在中国文化之传统中和西化、“化西”

   之中。而按照日本经验,本,在传统之中——西化,可以成为“化西”。中国有没有化西之

   力、之据、之可能呢?钱穆对于实行西化之民主颇有微词,另一面又鼓吹三民主义。他憎恶

   “党治”,认为“误以为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景象”不对,但是党不能取之于民,就“乞

   援于军人”,遂有割据,封建,革命和军阀联手;孙文钱受列强不成,转而苏联……。其时

   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造党“”毁党“甚昌。都是他不想实行

   传统以外之西化和化西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如何引进西方文化的课题——是引进民主文化,

   还是党棍文化,抑或党棍加民主文化。钱穆先生是最先恐惧提到”文化革命“的人,无非是

   对于打到孔家店颇有不满。

   

   

   四,传统与革命

   

   

    于是,改革者提出的“行之有本”,就是提醒我们厘清传统和革新的关系问题。不可因

   为革新就实行文化虚无主义和痞子运动;同时也不可以倡导一切回到昨天,拒绝今天和明天,

   拒绝改革。所以,认清邓式改革和毛氏革命之舍本逐末,数典忘祖,成为观察改革文化的要

   义。我们说,正是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改革汲取了中国和西方的末流价值论,就是吴宓先生所

   谓法家加马克思,所以殃及普世价值,祸害中国民生。当然要归回正道,恢复传统,走上和

   西方主流价值吻合之路。

   

    我们不厌其冗,文钞钱穆先生语录,以醒众人——“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

   历几何世矣!……有搏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

   之资者则何舆?曰,惟见其‘文化’。”

   

    “有告知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也。’则彼顾己为共和之政

   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知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

   中古时期思想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二十世纪新空气之先囿,”鄙薄孔、老;曰,

   “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此矣。‘”,

   若此辈胜出,“我国史将束高阁、覆酱瓿 ,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也。”

   

    “然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

   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

   无可疑者。”

   

    而中国社会之衰落自中唐以来为开始。社会与政府疏离,王室与政府专权:“贫无赈,

   弱无保,”“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科举忘义命,图富贵。“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

   而发,”却“不能自救”,招致蒙古人入主,“一切政治,为急剧之退转,益于后世中国以

   莫大之创伤。明祖崛起草泽,惩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医疗,转而益其病。

   清人入关,盗憎主人,拑束猜防,无所不用极其,乃袭明制而加厉。固中国政制之废相,统

   ‘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于清,则相

   沿已有六百年之久。”

   

    他说,明儒尚气节,而清儒趋利禄——自是“怵于焚坑之酷”耳!

   

    以上是钱先生明确表述的他的中国文化观和中国历史观。

   

    中国之所以有国,是因为有文化;败坏文化,国将不国;其前途就是回到文化之基。

   

    中国自明清以来,废弛纲纪,剪除权限,取消治衡,排除清廉,回归暴力,鼎尚贪墨,

   诸如此类,都是历史转折而亡的教训;为秉笔直书,为经纬之论,为痛切之析。他的观点,

   就是中国文化论代代退步论的写照。故此,建设文化之基,固持国家之本,必然要继承良性

   国制,治理恶性循环,且应该超越其说,从中国经验转向普世经验,与之结合。这个结合,

   就是把君、相分权,相权三分,变为君民分权和民府监督,等等。而非仅仅诟病民主,大讲

   中国特色——值得指出的是,钱先生一辈尊重文化,记述历史,继往开来,有对西方文化的

   批评权;于是在这个角度上观察文化和历史,成为正当改革的前提。反之一切免谈。在此逻

   辑中,钱穆先生乃至郭先生,严先生,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革命甚至改革保有的忧

   心忡忡之状态,起因于辛亥以来的半文化虚无主义——它直接导致共产革命,从而使中国失

   却文化真传。所谓民、清、明以来,专制积弊凸现,唯独不见开明(专制)之趋势,加剧了

   暴力涂炭文化的革命过程——而十几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则在文化道德戕害上变本加厉,越

   发险恶;前书苏维埃、列宁主义加上美国文化的庸俗和腐败,事情就变得更加匪夷所思。

   

    于是,凸显中国政治文化的良性流转,更为必要——也就是注重钱先生所谓600年以前

   的一些历史良制,给出的启示。

   

    一为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逐步分离——(李)斯为布衣,公孙弘亦为布衣

   之相。汉以来之相权和帝权分立,是钱先生瞩目之大要点;次为“士人”政府——也就是后

   来马克斯。韦伯所谓宠信阶层和官僚阶层的分权治衡原则——成为宋废相以前,中国独特的

   政治三权鼎立局面(含唐朝之相权之再三分:发令,封驳和实行权。这是贞观之至——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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