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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无文化论

中国改革无文化论

   

   (北京)刘自立

   

   

   一,改革无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其改革总纲不同,政治经济内涵各异,但是中国文化的正统道

   统和学统并未改变;即便是清朝所谓狭隘的异族政权当政,也在恢复汉室文化上不遗余力,

   颇有建树。这表现在他们对前朝文化和人物的认可和继承上。一些清王朝的皇帝膜拜前朝皇

   墓,体现出对于前朝政治文化的敬畏态度。于是,文字狱和康干盛世并存于世。

   

    1949年以后,毛对于蒋政权和民国文化,全无此等雅量和宽容,反而呈现出一种斩尽杀

   绝的枭小心理。

   

    他们的革命文化,其根据是什么?一曰“民主”,二曰“革命”(暴力)。民主是被其

   歪曲的机会主义旗帜,用完就弃,弃后再用;暴力则一直被奉为圭杲,变不离宗——就是他

   们的笔杆子和枪杆子。而民主之提出,则是五四口号的所谓落实。但是这个落实,其实具备

   几种误解和误导。误解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民主就是革命,就是暴力,就是苏维埃主义——

   用哲学语言诠释之,其民主就是卢梭“普遍意志”的中国化。他们不知道民主其实是一种传

   统,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宗教(这个民主的宗教观,体现在几乎是先验的古希腊神话当中

   ——见过忒休斯神话者,可以见得。)他们把民主和所谓经济发展论加以捆绑;忽而反对国

   民党,实现民主救国、救亡;忽而认定经济落后,否定民主;又忽而引进暴力革命和极权改

   革,并籍此实现改革之意志。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民主,但是,也没有任

   何文化虚无主义——即便是人们所言之游民文化,其实,也是官方儒家文化的一种补充和变

   异,其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也同样是对于道统的一种民间认可。但是,共产党苏维埃文化,

   则完全是外来政权反西方主流文化之副产品,他的到来,既消除中国主流文化,也毁灭西方

   普世价值。

   

    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环境里产生和发展的。

   

    这个革命,后来导致全面毁灭民主和人权的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又是他们所说的

   民主革命的继续,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

   

    而改革则是这种继续革命的变异产物。这个改革的主导人物,本来就是前革命领导者,

   其无文化特质是“先天”造成的。这个在巴黎街头不知道学些什么的人物,既不是拿破仑,

   也不是克列孟梭——他全无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既不要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皇权的夏多布

   里昂精神;成为法国精神,德雷福斯精神即人权精神的直接破坏者,六四屠杀的第一责任者

   而杀人,成为圣经之你不可以杀人之道德根据的颠覆;成为中国道德沦丧的全过程之颠峰。

   (法国革命也产生过所谓“礼崩乐坏”的屠杀局面;那时的巴士底广场上血流如注;人们把

   圣经拴在驴子的尾巴上招摇过市;巴黎革命者到处逮捕教士,杀死从丹东到罗伯斯庇尔等一

   切异议人士。但是,正是经过夏多布昂和拿破仑的合作——知识分子和开明统治者的合作,

   挽大颓势于既倒,把法国革命转变成为开明专制时期的文化复兴。这个复辟时期的文化,成

   为法国道德重建的依据——这使人想到,民主中国一旦成立,也同样要经历这样一个挽回中

   国文化颓势和修复礼崩乐坏局面的复兴建设——这同样是极端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革命无文化,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共产党改革是不是有任何文化根据呢?也

   没有。

   

    这个事情的逻辑推论十分简单——中国改革是由革命者推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无文化,

   革命摧毁中国文化,摧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那么,从文化虚无主义废墟里产生的礼崩乐

   坏之人物,会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就变成文化人了呢?当然不会。

   

    那么,无文化人如何建立改革文化呢?

   

    如法炮制:一如他们在革命时期实行文化机会主义一样,他们继续操持一种所谓马克思

   主义的语言和语境,炮制出所谓“实践论”和“真理论”。他们说,这就是改革的几乎全部

   根据——这个根据,后来又发展成为改革之唯经济主义等等。改革之经济发展论,是不是就

   是普世真理的一种经济层面之呈现呢?当然不是。从逻辑上言,如果这个改革是无文化改革,

   无根据改革和暴殄天物的改革,那么,其经济内涵会忽然变得十分正确吗?也当然不会——

   那是一种同样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根据的经济改革。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们变市场经济为官

   场经济,实行纳粹式的集权动员和人权涂炭,造成中国劳动力的奴役化和赚取利润的官僚化,

   外加剧烈破坏生态和掠夺资源……所以说这个经济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不改革的“合理”写

   照——一些人用经济、政治两分法来区隔中国改革——其实他们根本无法区隔,用最尖锐的

   刀子也切不开中国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现实。

   

    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现状勿庸置疑的陈述。

   

   

   二,真理无依据

   

   

    那么,改革根据论,也就是实践检验真理说,是不是改革文化的背景和合法依据呢?

   

    首先,实践真理说,本身就是马克思或者苏维埃主义语言的继续。在苏联,人们在斯大

   林时期就对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之说发生过讨论。这个事情本身说明了这种讨论的伪命题存

   在,至多可以说,他成全了胡耀邦平反事宜的藉口。但是其存在本身更加说明了这个无文化

   政权的思想缺位和资源匮乏。

   

    实践真理说最大的哲学根据,其实就是近代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变种。

   

    在西方盛行一时的逻辑实证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之要义,在于其枉顾或者企图避开真理说

   的宗教和文化意义,试图把西方哲学推导到不对上帝设问的世俗论述中去。这个思潮和否定

   上帝说的尼采哲学和后来的解构哲学一样,企图使人回避甚至否定西方世界的宗教观和文化

   观。但是自从维也纳学派很快式微以来,上帝问题重新回到人间。理性不能解决的问题,非

   理性同样不能解决;科学和宗教从来就是西方文化的悖论和互补。任何妄想实行单一选项的

   说法都违背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实用主义哲学并不能取消上帝判断和终极价值。在此意

   义上判断真理说的内涵,不能不合上帝律令,也就是康德之星空律令,继续存在于人间。换

   言之,人间道德律令的最高层次,不是来自各朝各代的政权法规和世俗选择,而是来自摩西

   法典甚至希腊民主(神话意义上的民主,先验意义上的民主——不同于世俗民主)。所以任

   何时代的道德,固然有其特色和内涵,但是其存在律的规定性,祇能最终来自上帝的道德规

   定性。在此意义上,共产党规定的真理也好,实践也罢,祇能是他们自己的真理和他们自己

   的实践。并不会因为他们解释了马克思于1978年,就获得了真理。

   

    大而言之,民主是不是真理之终结论呢?不是。

   

    西方哲学的正统和学统,源于宗教和世俗加上神话民主说。而对于民主规定的充分根据,

   就是辩论精神。这个精神体现在以苏格拉底为首的思想家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才智上。其特征

   就是辩论精神的、并不产生合题的开放方式——这个方式成为西方一切学术和真理的不终结

   特性。在此意义上,西方后现代哲学对于民主的批判恰好呼应其历史上曾经层出不穷的对于

   其宗教、哲学、政治命题的否定。否定是其存在的应有之义——不管是对于耶稣是人、是神

   的批评;对于上帝之死活的批评——甚至对于其国家体制和历史特性的批评——都延续着他

   们的历史批评精神(其历史和史学的剥离和契合),正好反映出他们的思辨。所以,哲学不

   可知论,政治学反全能主义,经济学之看不见的手,都是其哲学上坚持不可知论表达的证明

   (真理就是对真理的否定)。换言之,西方哲学家和后现代哲学家对于西方中心论的解构,

   恰恰是一种激活其价值论的生命运动。西方人批判民主,恰恰成全了这个核心价值观的生命

   力。这是为专制主义哲学家和极权主义统治者所无法理解的。(一如无神论者不能理解何以

   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上帝是杀不死的这样的悖论。死还是活的问题,属于西方民主哲学认

   可的思维方式。因为生命的原罪要素规定了他的反思;而怀疑主义批判和复活主义精神,成

   为西方人的精神来源。

   

    这一点在共产党哲学里本来就是缺位。他们一旦失败,绝对就是灭亡——他们没有复制

   生命的历程,也绝对不会复活——而这却是西方思维死去活来,更生涅盘的秘诀。我们的沉

   思在于,中国文化的死去活来之可能性,她是不是也可以涅盘,也可以更生——这当然是在

   剪除了文化虚无主义以后,而非以前。

   

    再是,其实践检验说的人权关怀何在?或者说,谁是真理有效的,有权的,有法的解释

   者?

   

    这个答案十分简单而丑陋:祇有党,才是上述一切检验和真理的解释者和权威。所以,

   这个真理说,可以由改革者胡耀邦用来为老官僚和人民“平反冤假错案”,也可以为邓所用,

   实行屠城。一切都是以真理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他们说,要在未来实行民主,至于是100年

   还是200年后,对不起,就要看“检验”的效果如何了。于是,检验和不检验,真理和荒诞,

   就开始双身一体,不再切割了。

   

    人们现在饶有兴致地争论华国锋的历史功过,殊不知,华国锋之是非,本来就是共产党

   检验说的范例:说他“两个凡是”,难道可以包括他逮捕江青和四人帮吗?毛主席让他这样

   “凡是”吗?——他此举不是明显反对“两个凡是”吗?说邓等另外一些人反对“两个凡

   是”,可是,他们不是要“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的思想吗?他们不是继续把毛的画像高高

   挂在城门楼上吗?

   

    最后,关于改革实行的文化依据论,现在看起来就是鼓吹“中国价值论”,以示区别普

   世价值论。什么是“中国价值论”呢?就是无限拖延民主进程,或者干脆说中国极权主义之

   “举国推动论”是天下第一真理和天下最好政治。一些御用喉舌这样说。所以,从邓的“不

   争论”,“猫论”,到现在“我们最好,最有效”论,使人想到,中国人的改革正在经历怎

   样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举国最好论”有没有任何文化根据呢?有,那就是

   纳粹主义的极权动员论,经济高速增长,毁灭西方民主、人权论和改变西方主流价值论。看

   看当时德国人是怎样为此欢欣鼓舞,举国疯癫的吧!看看中国人现在又是怎样欢欣鼓舞,举

   国疯癫吧!

   

    是不是历史上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两次呢?

   

   

   三,文化继承和改革悖论

   

   

    清末民初,在实行戊戌变法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讨论改革的文化根据问题。几派人员

   各执一词,说法不一。概括而言,就是以严复,郭嵩焘为代表的传统派,以康、梁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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