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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新土改与旧地制(下)

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兼论新土改与旧地制(下)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如果当局者不知道出台哪怕一星半点抑止权贵之举,那么,他们的最后土改,必定至农民为无立锥之地者,迫使他们义起。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10/29/2008

   二,

   那么,政权性质和土地权属如何发生联系呢?

   这是历史的提问,也是历史的回答——换言之,历史上一切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的演变甚至改革,都维系于政权对于土地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一旦确立,无论哪朝哪代,各国各君,都无法超越这个宿命——只有在政治最后解决以后,课题才会迎刃而解。如日本土地制度的演化,私有土地和皇有土地,国家土地制度的演化,说明了这个课题——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沿革同样说明了这个宿命——甚至俄罗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难道今天中国的新土改会超然物外乎?

   我们在此只能苟简其说,体现一个轮廓。

   先言日本。

   日本历史有几条要命的线索,是他的王、幕政治,即其公、武政治,其次就是他的土地政治了。其土地政治最后是由明治维新确认土地私有化为截止,其间起起伏伏,己经变故,呈现了政治不确定,土地制度也无法确定的根据。

   646年大化改革实施。其中关键之处就是土地归公。这个归公的意义和阐述如次——为了改更贵族占有人民和土地的制度,此改革最高纲领即是“否定一切私地私民”,“一切土地和人民归于国家”——于是,国家所有制成为大化改革的要义——改革动因就是因为有人占万顷田地,有人无立锥之地,所以,出台所谓“班田法”,允许农民“终身耕种”(引自《日本史》 坂本太郎著 汪向荣等译,下同)。在《大宝律令》中,所谓给人民的“口分田”是律令土地制度之核心,是区隔于贵族,皇家和僧侣所得土地之所在。其中所言之“天皇没有一寸私有土地”的说法和实际情形不一。实际上,皇室私有地不断出现和膨胀乃为事实,本和大宝律令背道而驰。而均田精神其实也只是在口分田一栏中得以实施,其他分配,如给贵族皇室寺庙之土地,还是远远多于百姓所得之地。但是,一个“授”字,给出了日本农民之园地,宅基地等实惠,是一个进步。更加重要的是,虽然皇室后来有染指土地之嫌,却并无规定普天皇土之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国家公有化土地制度本来是针对豪强占据土地和人民为其私民私地而言,不是要反而行之。

   到了743年,公有土地制度有所侵蚀。垦荒之地,或为三代私有,是“三世一身法”。

   然而,班田制并未有效和长久施行。该史料记载,810年间班田制度停止实行;828年复行;后停50年,到881年又班授一次——后又中断20年,902年再复。于是,律令废弛,私利遍地,土地成为私人牟利手段——这也说明某种公有制的不切实际,不合实效,不可恒久。按律令,皇室官府本无权占地,实际情形却刚好相反。“这一时期,皇室和官府占有的土地有了急遽的增加。作为皇室的私有地而开垦的土地,叫做‘敕旨他田’”大量出现,成为皇园私地。“这是皇室自己破坏土地公有制的一个具体实例。”以著名武士平将门为代表的日本武士阶层,也是在所谓保护贵族土地的斗争中产生的。那时,所谓兼营公、私土地者颇有其人。

   在900年间,即藤原时代,庄园经济成型土地私有化即成事实。人民和土地再度成为私有财产。而且更加严重的是,庄园主争取到田地不输租税之特权,使得原先输租于开拓同举并行之策颓然。庄园坐大,政府裁而乏力,只好保护——班田制度势微。所谓庄民为“田堵”的出现代替了律令中的田藉之“名”。于是,镰仓时代出现“名主”。到了幕府大名(直接臣服于将军者)制度,幕府占地百分之二十强(以收获量计算)。至江户时代到来,农村和农民阶级两级分化,矛盾日深,农民起义频繁。但是,农民养活的武士阶级仍然强大,不足以为起义祸。

   转机当然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

   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联合四藩提供“奉还土地和人民”之申请。“其他各藩也纷纷响应,上表奉还。”于是,封建诸侯所有制才回到大宝律令时代,即土地人民归于天皇。等于是几百年饶了一个圈子回到原点。后,明治元年终于出台土地归于农民所有。明确了所有权问题。土地买卖之禁令亦除。再,明治政府采长欧美诸邦农技。西方植种、农具进入日本。米产量,已从明治十年之三千万石成长为三十七年之五千万石。农务教育实行。农会建立,政府襄之。银行砥砺助持,同业互相辅助。日俄战争期间,更是农业发展高速见效时期。日本得胜多于农业之力。(见大隈重信编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故此,我们得出的启示非常简单。不管是天皇之公有制度,还是庄园经济时期之隶属制和私有制度,都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得荣于一时,也可以得毁于一时,并不稳定,更不“正确”。其间变局复杂,真理却是极其朴素的。这个真理就是,一要民主,二要私有——这个真理昭示:日本“皇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产和皇上所有制的假公济私之本质——这个历史和中国土地制度相象,甚至和共产、公产制度有异曲同工之玄——都是以公之名,假私之利。

   所以,我们说,日本地制颇有毛主席一党地制的政治特色:只是毛不允许公转私,不允许土地买卖,但是,日本之公,名不副实,开了私有制本质代替公有制外表之先河也!二者互为表里,互为苟且,互为支持。

   于是,一个没有民主的中国之土地制度的演化,成为对照日本最终用民主宪政解决土地问题之参照。

   

   三,

   那么,就再说中国。

   在政治良制和皇帝明智方面,有史家之“清不如明”的说法(见钱穆《国史大纲》 下同)。其要点在于清的权利分治和言官制度的紧缩。其实,清不如明的说法,可以延续推论,即:清不如明,明不如宋,宋不如唐,在某些建树如经济繁荣方面,亦有唐不如隋之说。

   考证中国政治结构之人可以发现,一如钱穆先生等代表人物的说法,就是所谓历史千年,不可能全无所是——“是”之在,即为他们独特的开明君主专制——这个专制的政治监督和权利分散,做到了仅仅不可比希腊古代和西方近代民主治之开明,之清吏,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即所谓贞观之治的精神追求。

   这个精神的追求,同样蕴育在唐朝土地制度之“租庸调制”时期(绝非永远!)——到改为“两税制”,精神层面隳灭,只倚靠法律强制,已经不灵。这个政治问题牵动的土地问题之贞观之决,何在?虽然并不直接牵连,毕竟产生关系。在最高层次上,体现了中国权利制衡和权利三分的政治治理模式,成为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土地制度智慧、实惠盛世的要诀。在此时期,所谓圣君与清官、直吏,如魏征等人,组成了自汉代君相分权,政治制衡以来的亚民主政治手段和目的。这也就是著名的相权三分制度:宰相权利三分:中书有发命权(含诏书颁发);门下有封驳权(审驳诏书权利);尚书有实行权。这是君相分权之大前提下的小前提。非常重要。所以,皇上君权限制论,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诏敕不便,则涂窜奏还”——即:唐封驳,即为汉相之权利;而相权以后日微,以至于出现阉宦君系,所谓君王代表世袭,政府(含官吏)代表平民的民权君权说,即告完结。加上所谓铨选制度和科举制度,“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魏征语),遂出现钱穆言“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这个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土地制度上的“租庸调制”。

   此制从北魏均田制度演绎而来——“均田制”就是全农皆兵制,要义是,民田租收归公——调制谓,“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岁输粟米二石”。亦有赋,调之义务,等等。是为孟子言,轻徭薄赋,唐四十税一(不是十一,也不是十五);庸而言,更役仅仅二十天(汉为一岁一月)。“为民制产”,其安居乐业。杜甫诗曰:小邑藏家,公私俱丰。所以,这个土地制度与政治开明的关系一目了然。但是问题接踵而来——是不是一如上述,日本土地问题之决,在明治维新,中国土地问题之决,在贞观之治乎?我们以为,这个问题似是而非。简单说,就是,贞观有民主要素,却属素朴民主,仅在君相分权——民,不得权,得一些利;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到了贤君贤臣凋敝,租制大坏,“租庸”变“两税”——分夏,秋两税(此税制可以止奸,不能惠民)——一切故旧,江河日下。毕竟还是人治因素,大于制治因素。权利寻租和权利腐败到了武后乱国,即废版藉,停帐户,复腐败。于是,“政府则诛求苛刻,而社会则兼并炽行。”又回到老路上来。在这个层面,于私,于公,于公私,并无直接干系,但是,没有民主制衡的改革后果,私也罢,公也罢,到头来,还是土地兼并,田荒政废。

   到了宋时,其情形有几个基本指标。吏冗(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税厚(为唐七倍),禄繁,财政恶化,精神颓靡。国富尽取于民,民无无富,重负不堪。又,极权中央,谏官徒议,清谈不实,相权低落(“权相坐论之礼,亦自宋废”)——于是,贞观制衡,分权体制,不再——加上外夷肆绕,内外交攻,死路即在。于是有范仲淹之高尚理想出现,日粥而食,“断虀数茎”,先人为忧。他提出《十事疏》,预清吏治,富国强政,尚望清流。但是,宋朝百年官僚特权已经形成,他们登高一呼,范改告吹。继而有王安石变法继续而行。熙宁新政含:青苗(使农民赴时趋事,不受兼并)。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便易蓄买)。市易(市贱鬻贵,以平物价),方田(量地,验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五等定税数)。免役与保甲等。这些举措都是抑止豪强,规避兼并,摆平官民贫富悬殊之举。也是对于官僚本位体制的极大挑战。但是,其间真理并不是因为真理就可以实行。换言之,一如耕者其田说,也不能因为体制不变而因其真理说而实现。王安石变法,就是真理不能实行真理不能实行,就是因为政治不变,体制不变,官吏阻止,上下掣肘,中央与地方财力调剂不均之果。按照钱穆言,其弊端有几:其中括取百姓,实有不堪。不留杂钱,折纳为税,取利以厚,伤农已深。春、秋两税,非周公太平盛世说,可以解释与辩护(韩琦语)。

   其次,是地方与中央藏富是非说,也关系到是否要竭泽而渔,不留民藏之问题。我们说,就是关于国富民弱,还是国富民富的问题。这当然是两个层面。苏辙说的就是这两个层面:“善为国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说的就是这种集优势仅在中央的做法之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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