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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新土改与旧地制(上)

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兼论新土改与旧地制(上)

   (首发稿)

   文章摘要: 根本不存在用党权换取主权,地权和人权的党之权利退缩和健康演变——恰好相反,这个党权私有制,将会劫掠人民最后一点由于产权模糊产生的经济空间,使得新土改成为起义的可能,其抑或和农民最后完全失去土地结合:发生背水一战,或许,只有以此最终实现土地制度的彻底更变。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10/27/2008

   一,

   土地问题是不是只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悖论——其实,土地问题并不完全是土地问题;就像谈论人体,人的大脑指挥一切,但是,如果心脏和器官、肢体和皮肉都出现问题,大脑美好的愿望即成空幻;所以,从历史的回顾看待土地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权属性问题和政治经学问题;其中一此问题的中枢机关,就是土地控制权利和分配制度的各种政权力量,如,帝制中的君王,封建朝廷中的辅臣(乃至君臣关系),政治人物乃至改革派。

   其中,土地问题固然引发自民间,人民和农民——其改革或言改制,都是因为社会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峻而生——但是,决策土改一方,除去农民起义,就是政权或者皇上的改革意志使然,于是,政权对土改产生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干预。在此层面,土地问题,其实就是政权属下施行经济权制和致力某种改革的关键因子和主导力量。忽略了这个基本常识,将此问题单独拨离出来,就如一个人使用身首异地之思考,未免过于滑稽和荒诞。

   其二,至少在中国古代和今天,土地权利的定义,可以一言蔽之:一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又言,“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一为,普天之下,莫非“党土”。

   而这两者的历史关联又是,皇土之所谓,其实是政治权限为实,经济权限为虚;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百姓之家并非没有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也就是所谓私有制里面的权利属性,但是,历史更加彰显的则基本上是土地的兼并和豪强的占掠。于是,在评估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究为土地私有制,还是土地皇有制上(也可以算作国家公有制),实际上的定位应该是:皇产地资和豪强地资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小民百姓虽有一家之地,却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神圣私有权之保护的(以下日本土地制度的沿革,实际上就是天皇之所谓国家所有制和所谓日本“古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发生论及其反拨 )。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既描述和确定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政治所有权之属性,也同时确定了其经济所有权之属性——但是,这种经济所有权的私有属性既脆弱又风险;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土地施行了公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不,那种土地所有权还是私产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只是这种私有制的强势一方在豪强和官方,在官僚和皇帝,百姓之地,随时有被兼并和侵吞的可能。

   历史的对比说明,封建王朝虽然呈现土地占有上的基本不平等状态,但是,其权利约定或言皇天厚土的性质定位是不乏正统的——但是,党有制土地政策,则一直以来含糊其词,并无所谓正统之权利属性和私有属性——党说,土地是国家所辖之,呈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态——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说,土地所有和其他党产所有一样,是违背产权基本厘清之状态的:1,党,作为财产占有一方,具有显然虚假的形式;再是,土地之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之制度,为其虚置之二——因为国家和皇上的区别是,皇上为实,党属为虚;3,集体所有制,其实就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因为,按照股份制的约定之义,集体本是个人(所有制)的变种,其基础,是在集约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经济权限——但是共党集体之谓恰好取消了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身份,将其败坏成为另一种虚设。所以,党国之集体所有制,就是变相的国家所有制。最后,集体和国家,加上人民,这几种虚设之所谓,其实,就是引入以此名义潜入其中的党国权贵之操作,之占有,之掠夺。现在人们看待中国问题或有百千种看法,但是,真实的现实则为,所谓500个家庭和太子党血缘系统实际操持了权利和财产,形成以人民名义掠夺人民的土地的(未来)所有制或者物权制。这样一来,又产生几个问题——

   以人民,国家,党或者其他意识形态之名义进行的改革也好,革命也罢,并不能真正解释官僚权贵实际占据财富和土地的现状。他们可以在产权模糊的背景下横征暴敛,坐享其成,挥霍无度,但是,他们不能、也不知,何时何地,这个人民,集体和国家之物,才会变成不是身外之物而是私人之物。他们没有皇上的正统占有权,他们没有西方法律社会认定的历史所有权的发生和形成(西方资本同样有殖民财富不合法性的历史原罪),其私有性和神圣性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他们只能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而我们“代表”国家——而一旦无人无物认可你的代表权利,你怎么办?没有办法——除非施行他们的私有制。

   这就是共产党实行私产党意志的荒诞戏目之原因和所谓转型的本质。

   其三,也就是我们屡次言及之邓式改革的要义和本质——邓们要把打天下改造成为坐天下——坐天下,就要施行物权和土地权利的重新规定,启动他们已经占据的国家财产的合法性进程;换言之,就是要建设和确立其正统之政治经济地位:党国所有制没有现代和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性,他们不得不照搬西方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神圣性这个原则。而问题就出在此处!

   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占据的“私有财产”其属性是不是合法呢?问题的悖论重新产生:他们要建立私有性,那么,他们的共产主义的传统是不是作废——这个东西作废,他们的革命合法性是不是作废;革命合法性作废,毛主席要社会主义的草,作废,他们继续执政的地位合法性就发生了疑问。一如前说,他们要实行或者真正实行私有制,就要废弃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全部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他们应该让位于某个“私产党”取代之而执政;但是,他们当然不会自动放弃;于是,他们说,我们现在切断历史,来一段居中的私有化和土地永包,土地流转——但是,他们在什么传统,什么正统,什么法治意义上进行这个私有产权的改革呢?对不起了,他们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的改革和革命都是首鼠两端,根本违法的(按照自然法和普世法)。(近看一个电影:《遗忘列宁》——列宁在晚年患痴呆状时居乡间别墅。一日,他和克鲁普斯卡亚等人在一较豪华餐厅用餐。呆列问,所有这些东西属于谁?夫人说,所有这些都不属于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享用——于是呆列忽然举起其手杖横扫桌面,怒不可遏。)

   换言之,他们既然都是大小列宁,就不享有占据国家财产的权利——他们在改革过程里逐步意识到这样不行,要转变观念,便欲施行以国家的名义实际占有国家财产,含土地:于是物权法出台,新土改出台——最后一层遮羞布已经撕开,他们如八国联军扑向北京一样要动手或言已经动手。只有心怀叵测和书生未世之人,才会对这些大小列宁的举动,给予所谓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认可——在此意以上,西方前殖民主义掠夺的墨绩,是他们勾结党国施行新一轮劫掠之(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基本在不受谴责和制约的地球村纵横肆虐,无规无据——这就是人们所言之南橘北栀效应,或言,见人(西方政权)做人事,见鬼(极权政权)做鬼事的经济贸易行径。这是对西方神圣状态的一个反拨和嘲弄。只是地球上的知识分子们多数对此没有意识,或言意识朦胧。这就是他们一说再说的其“国家利益”至上论。

   虽然新土改并不直接牵涉到私有权规定的章程,但是,以上用心是昭然若揭,成为不可隐秘之政权意志。所谓“耕者有其田”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是徒然空言的一种理想。在中国、日本、俄国,都实行过名号为此的革命或者改革。

   关于斯托雷平改革,其要义在于,他表面上实行了私有化,经济因此发展;自由知识分子因此偃旗息鼓;而改革引起的社会不公发展愈炙;动乱最后造成——也就是:“那场改革以‘解放农奴’为口号,但在权贵利益本位的条件下“解放”的方式却很特别;它只是把公社土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划为贵族私有(即所谓“割地”),建立贵族农庄。贵族因此由公社社员的束缚者兼保护人变成了化公为私的有产者。而农民虽不再是贵族之奴,却仍然是公社社员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们从公社领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为减少,对公社的负担却因赎金而加重了。当时规定不是由农户而是由公社向贵族支付赎金。公社则把这笔负担按团结原则以富帮穷的形式分派下去,维持所谓‘勤劳者为懒汉负责’的平均主义制度。总之,经过这场改革,公社的束缚依旧,而公社的保护作用却因份地减少而下降。这就好像一个面临‘分家’危机的大家庭,家长盗走了家产的一半席卷而逃,却把子弟们仍然束缚在大家庭中。于是,冲破大家庭的呼声与索回家产、重建大家庭的呼声在改革后都高涨起来,从前一呼声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从后一呼声中产生了民粹主义反对派。”(见《血崩》文 苏文)

   其实,这个“分家”论,演义到中国现实,就是在公民权阙如的情形下,实行共产党大家长的保护性土地私有。这个党化、斯化(斯托雷平化)过程,也必然发生后来自由知识分子缺席,但是民粹主义得逞的历史重演。

   现在,中国自由派正在越来越附庸于党。而民间力量走向是否会重演假十月事变,各方力量和可能性皆存!

   这样,列宁主义在没有发生十月革命的偶然事件中,窃取政权,得以坐大。但是,这种改革几乎无法逃脱新国家意志和新皇权(列宁主义)操控的过程。

   以下我们绍述的日本国家公有制度即“天皇不占一寸土地”的神圣法律——大化改革时期之大宝律令等——就是出于豪强私占土地的贫富不均状况而出台的。但是,这个国家意志很快就被其国情的严峻而削弱。大量的土地被豪强继续以私人的名义占据和掠夺,大保律令几同废纸。

   中国历史亦然,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实际占有土地的比例,严重失衡。到了明朝,土地兼并之风越演越炙,以至于出现农民私有制的几乎崩盘。

   钱穆先生之说十分典型——

   “(明武宗时期)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天下的租税,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而苏州尤甚。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在田租上,“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吞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这是明代国运不如唐代一绝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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