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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君王权限论

   浅议君王权限论

   

   刘自立(北京)

   

   

   "君王权限论"是一个偌大的题目。这里只是点到为止,更加细目的解说尚在来日。

   

   大体说来,西方君王限制论有几种方式。一是神谕和上帝在上,君王示之,领之。无论是希腊民主派还是波斯专制派,都要大事请示神谕——如,希腊之皮西亚女神等——她的话基本灵验,无论关于杀人还是赦免;战争还是和平;往生还是今世。以后,人们,西方人放弃多神,开始遵照《圣经》精神做事——含争执圣经之文本和祈祷权限,出现几千年信仰和反对信仰,耶稣是人还是神的争论史——乃至一部基督教历史,成就和继承了希腊辩论精神的衣钵和传统。在所有这些争论中,唯一可以肯定的东西就是神权大于王权。而这个大于法,也在颠覆和动摇中被解构过——解构,就是认同结构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不破旧,而立新。于是,教权和皇权,也是打打杀杀,如巴巴罗萨就打到意大利去赶走教皇。于是,表面上的王权之大,被亵渎。

   

   二是,君王和教皇之间的龃龉和斗争转换为一种民主或者制宪精神,遂出现英国《大宪章》,法国《南特饬令》,《黄金诏书》等宽容文件和宽容精神。使得君主思维行止发生某种精神约束或者潜约束。

   

   三是,西方市民社会的出现,在经济层面上,使得所谓市场和民主双轨并治。希腊是古代市场经济发源地——而波斯,没有市场经济。于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权利意识。从这个意识又发展出工会商会雏形。这些协会雏形,成为革命和罢工,起义和暴动雏形的载体。于是,市民社会的存在,以阶级斗争的被动和主动为条件——这种阶级斗争,根本上和列宁和毛的镇压无可比——那是人类关于后来发展出劳资关系必的、不可少的历史描述和历史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君王限制,表现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异化的改变上面。俾斯麦和拉萨尔就是体现这种斗争描述的历史人物。

   

   换言之,在出现马克思,尤其是出现列宁毛氏以后,阶级斗争,被严重歪曲。

   

   于是,在西方,人们看得很清楚,人类历史是在劳工阶级和君王势力共同协调和妥协中发展出宽容精神和人神共在精神的历史。这些精神导致人类约束于王,约束于大众之历史,之现实——换言之,大众和王的共同妥协,成为带动人类文化空间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运转了几千年。同样在打打杀杀里面,他们没有枉顾文化和自由之建设,之发展。这个局面造成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这个文明在20世纪出现危机。危机至今存在。这个危机就是,切断政治妥协,败坏文化传统,造就个人独裁——或者形成形不成独裁的制度继续和威权扭曲——就是后极权之极权和无法极权论,双双登上台面。简而言之,就是形极权之治,呈不治之症——极权主义的内核不丢,威权人物,却根本已经死亡。这样,维持会的局面,最后会形成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极权主义之伪——地方割据,利益较逐,权威死亡,人众盲目,信仰尽失,机会主义横行。

   

   所以,在此无所适从之地,之时,纪念和回想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君王限制论,难道不是一种殷鉴之须吗?

   

   明年,就是文革受难者之一,着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去世周年。其公子,已出书纪念,冠名《历史的镜子》——其中谈到吴晗所谓中国封建王朝里五种限制皇权的说法。

   

   吴晗认为,这个限制论,大约在清明以前600年来,一直实行,行之有效。只是后六百年,就败坏了这个限制论,逐步走向无限制以后的君主制度的覆灭。

   

   这难道不值得大家深思吗?

   

   或者说,我们可以追究为何这个限制论失效于明、清,而有效于唐、宋以来之治,之制?

   

   这些限制论大概是——

   

   1,"议"的制度。举例。春秋战国时期,有人劝郑国执政子产,不再立乡校,以避免议论政治,莫谈国是,子产否。形成准舆论自由和准议会精神于本来就有百家争鸣传统之中国。

   

   2,封驳制度——"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据网络资料)——吴说,汉武帝时期丞相职权之内事情,君主不可干涉。这种制度规定,君主发出命令,得经过审查。吴晗还举了例子。(见该书)

   

   3,"守法"制度。含成文法和不成文法。这里很像西方关于遵守自然法和约法的那种规定。道德和刑律起到双重作用。也就是说,如果道统和正统尽废,道德本源尽被驱赶,那么,遵守法度的根据,就可以不复存在——相反,道德成为守法遵纪的前提——对于道德以外的犯罪,就会惩治而得道,得法。这个东西,在极权和后极权道德沦丧,法纪废弛的今天,双向形成悖逆。所以,党大于法,其实,是党文化取代文化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道德和法律一并不存。

   

   4,"抬谏"制度——即为言官制度的坚守。言官可以批龙鳞,捋虎须;君受言改过,赞为美德。这个制度中,往往有死谏者的殉难,诤臣里的坚守;也有某种王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面范例——只是这个抬谏制度,多对所谓圣君起作用,对昏君,不起作用。何以明、清以后圣君死,昏君生——又,何以一本《文字狱》(确有其书)和清朝文化建设并举——值得一察。但是,批龙捋虎,确为美谈,不可不记。

   

   5,"敬天法祖"。就是政治、宗教分立的雏形。所谓"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就是典型范例。(神秀见武则天情形,即是。)

   

   吴老原话说,"说几千年来的政体全是君主专制的,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黑暗的。这话显然有错误。""我们不应厚污古人,应该平心静气地还原起本来面目。"(《历史的镜子》吴晗)

   

   所以,纪念吴晗,追究文革,首先要察清一个课题——文革不是专制主义大复辟——他宁愿是背叛专制或者王权限制论的一个罪孽实践——这个实践,以人的标准,代替神的道德律,从而使得道德律在东、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或者第二,三次——含列宁,斯大林,希特勒等),下降为文革律和纳粹律——以后,又变成邓律——实践什么?实践党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的违法恶令——可惜,现在的中国人,还要把这个彻底背叛康德道德律令的实践,打造成一种真理。这是世界上最为虚伪和罪恶的实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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