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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革命(下)

日本无革命(下)——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

   刘自立 (北京)

   中国人的反思之道,悔过之道,就是反思其何以走上共党之路!日本人的反思之道,悔过之道,就是反思其何以民主变侵略!

   八、日本的神道是非论

   凡是宗教,都有神格与神在的定位。说得好笑,这些神格,神在,都是人类语言可说或者不可说之说的说——也就出现,宗教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交缠错位和误读——但是,语言对于宗教的不可或缺和宗教对于语言的不可或缺,都是一样,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悖论,也许正产生我们所谓的边际效应。这个效应,在定位日人迷信和宗教之关系的时候,每有涉及。(关于上帝语言——不可交流——和人类语言,只为交流之问题,德国人本雅明有很多说法;一直发展到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等等。)

   所谓宗教本体论和宗教认识论的歧义,在于人类如何定位上帝和神,或者说日本的神道。这是人类写作和言说着墨必多之处。这个神道的双性、阴阳、天地和西方之亚当、夏娃一样,牵涉到人类最初元体(一,还是多?)之涉问和论证。

   从认识论上讲究,神之所以是神,往往不能不是神、人共在说。不管是道成肉身,还是道成异化,抑或,要回到消除异化,消除人之类似诺斯替教的严重观念,人,所以在,此在或者存在,都是关乎神,关乎神说和人说;而又不知是人说,抑或神说——而关于神的“生育”,又关系到人的“生产”——都是人类人道、神道的统一和悖论之所在。殊难厘清——难道在大叙说中,我们说,和神说,是可以分野的吗?这就是我们所谓,我们一发言,上帝就发笑——你怎么知道“上帝发笑”?

   ……

   依次类推,人之所以在文明之初诉诸于神道,往往是人之初,形势所迫——而这个形势所迫,却因为以后科学和政治的出现,而退居其位,于今。人类是不是会因为某种科学和政治危机抑或文明的再发展,而回到新的神期,神在和神识,亦未可知也!

   我们从大隈君所篡之书中,起码可以发现,人类,不管是日人还是西人,还是中国人,都讲究过天人合一,人神共体,只是表达方式和表达层次不同。日本人以为,其祖先,乃是神之后裔,皇室和神道,天然结合,出现神道本体论。这个认知潜入他们的意识,迄今。那么,其他东、西方人种,难道不是同样认知和构造了类似亚当夏娃之人类元初论吗?

   早在基督教出世以前起码千年,这个迹象,这个认知本体就出现了。从其结构观察,都是阴阳为体,男女为宗,上天下地,以成世界。如,印欧语系中的天(DEIWOS—)即是父亲;大地(GHcEM)即是母亲。“印度的尤天父,希腊的宙斯天父,伊利里亚的达帕图瑞斯,拉丁民族的朱庇特”等,都是父亲。这个说法,还有更为详细的延伸,以构成我们所言之本体论和神体论。

   印度火神教是一个例子。“一个古老的宇宙论观念:宇宙的创造是火元素和水元素结合而成的。”(米.伊利雅得 《宗教思想史》下同)

   《梵书》则云,“生主是隐匿的统一性整体性,一个纯粹的精神存在。但是欲望使他变成多个,并自我再造,他通过苦行将自己加热到极限,再将这热散发出去,以此创世,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流汗,如同某些早期的宇宙论一样,或是通过精液的散发。他首先创造了梵,也就是三智者(即三吠陀),然后以言创造了‘水’。为了通过水再造自身,他潜入水中,并从中发育出一个蛋。蛋的外壳变成了大地。接着,他在天界创造了诸神,在地上创造了阿修罗。”其中的精液和蛋之象征,是为天地男女,不差也!

   苏鲁支教的本体论大同小异。“苏鲁支在天国的前世存在。……当他母亲看到苏鲁支圣火时,她被包裹在一束巨大的光里。‘连续三个晚上,方房屋的周围仿佛着了火一般。’至于他那受造于天国的身体随着雨水降下,使植物生长,而先知父母的两头小母牛吃下这些植物后,产出牛奶,与豪麻酒混合,被他父母喝下,他们首次的结合便怀上了苏鲁支。”这个神道更是拟人化了!

   所有这些记述,是神遗,还是人造,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待天机之泄而读之,却可以完成一个结构性的明证。就是上述阴阳男女天地。这个语言的巴别塔,只是现出端倪,无法证实,也无法不证实。这就是所谓“不可说之说”?

   虽然,这也许根本就不可以称之为“论证”——言多必失,必误——刚好是此章作者的要言。这样的论述,也见诸西方人的论说。

   我们在《神道》一章里,看见了久米邦武精彩的叙说。这个叙说,尽量在为日本神道辩护,辩护于儒释道和基督教。同样,这个结构本体论,我们似曾相识于上述之。于是,从日本国家本体论和日本神道、神衹本体论构成上,我们看见作者明晰的绍述。此神开端,就是“天御中主”;其次为“高皇产灵”和“神皇产灵”。“天御中主之统连以婚姻,即为皇家外祖,故称曰御祖神。”这是不是就是日人之亚当、之夏娃呢?

   古代日本之祭祀词歌谆辞曰,“神子会议(招开)于首府也。如此一族人种,称天神之裔者作成团队,而进入日本联岛。”发源地不详。时在三千年前(以该书出版日期为截止期——自立注)。”

   “天御中主及两产灵之后经数十世,有男女二神曰伊奘诺曰伊奘册其事迹始传于国史。”为天照大神。

   此为本体。

   如何和本体发生关系——也就是牵涉到古代之认识论问题——就是通行于东西南北国度之祭祀大礼;这个祭祀的最初内涵就是认识世界,人神沟通。而日本加入其所谓洁癖或言“清洁”之行为,之认识;这个祭祀或者认识论运动,即为:1,稧;2,拔 。是为扫以风,洗以水——都是一种六根清净运动。而具体的祭祀仪式尊周三种,1,誓约;2,兴言;3,祈祷。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日人祈祷不是为己,而是为君,“不以私意要请于神。此为大合民族安心立命之极意。”

   在神殿中之神器亦三:镜,剑,玉。

   那么,日本的神政和祭政之合一与分离是不是恒至今日?是,也不是。两产灵之子孙,成齐部.中臣二氏即辅相之家,掌祭神之物。……帝坐宫床而听国事,无神宫与皇居之别。”官物与神物亦无区别。神职官员即掌祀高于大政官,“即因神国之风气。”是故,天子与神器共在;只是因为后来战端却断神器之傍,“神宫与皇居之分离遂生祭政之别,而君臣之称亦见剖判、”这也就是日人的所谓政教分离吧?但是这个政教分离在于其实际,不在于其精神。何以如此?试看分解——

   在叙述了日本人之精神核心为一个“诚”字以后——也就是在他们论断了“道德衰,仁义兴”之奥义后——他们对于“圣”字,又做一解:圣,分为威权和恐怖——此不为日人之“圣”接纳;日人之,是“上下忠爱之情,常温且浓。”这个分析之援引是——

   “……国经革命,暴政频行,则民欲脱其羁轭而渐有借宗教神权者,乃致政教轧轹而多流血。其极至于帝王以神圣之称,而相交妥。可知帝王称神圣者,其由来有可怖之经验也。惟日本自国初由神惠而成国,以神裔为君主,皇统绵绵,长保其神国之实,故国人不知圣字之可畏敬与恐怖,岂非多福之民族乎。”

   何以如此的神道,既可以避免革命,又可以避免极端皇权呢?其中戡定本国之乱,如功臣德川家康——避免侵略他国之祸,则神道无力,起到荒唐作用。所以,大隈此见地,无法解释神权和政治划一之优点。

   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正好是虚君皇权之始,而非加重和扩大这个权利;到了二战后,这个天皇也就真是虚位起来。

   三,和一切保守政治和传统文化一样,神道天皇之文化意义确在。这是日本化欧或者欧化的基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说道,他们的神道坚定不动摇,是化欧之基,也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这些道理,同样不可以脱离他们实行西化之政教分离原则——虽然,他们对于天皇神裔续之于民,有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西方人的耶稣和东方人的佛陀,或者真主乎?

   第四,日人一向所谓神道一字之解,为:“诚”。这个诚字,似高于德,也宽于仁。因为,正是上面之“不可说”论,变成了“不可知论”。日本人不可为不忠诚,历史可见,可鉴;但是,鉴之之是非,又是此一字不可解。这个解,就是后来日本的神道战争——可幸,在所谓日本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天,8月15号,关于1945年战争的天皇玉碎之否定论,即投降宣告时,却被一些中下级士兵破坏而不成——日人听见天皇投降,就投降了;那么,他们听见天皇开战,就开战乎!?所以,此神道亦有邪恶!

   第五,日人过分夸张天皇即神,只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但是,几几乎不再是一种政治,或者说,是明治维新以来之现代政治取代之。

   第六,所以,在上面文字里,我们支持了维新以来,日本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的改革与创新。但是,他们如何保留神道与现代政治,则只有上帝,恺撒,各归各属,别无他途。

   因为,第七,文化保守主义也许是好的,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似乎不宜纳入政治学的主流课题,神道亦不例外!

   九、基督渐日的争议与执着

   日本幕府时代,定佛教为国教。明治以后,基督教进入视野,但是磨难不断,发生很多类似中国佛教佛家与基督教传教士之大辩论现象。但是,日本之攘夷之心,悖于开国之事,亦为实——见本书《基督教》章。

   于是,日长崎遂有佛教徒告发基督徒之事态发生。

   明治三年,大隈君撰文赞赏二二八小女囚教威武不能屈之事迹,“予始知宗教者非政权不能动。”

   继而负笈英伦之中村正直,“以儒教说明基督教而自立议论。”

   继而,硕儒安井息轩“以旧思想批评新信仰”,致使基督徒“深其研钻。”此时,所谓“极端欧化旨意渐生反动”。

   福泽谕吉甚至不以为然。谓小茶壶,煎粗茶叶,不宜——他反对“天地一家四海同胞”论。因为福泽比息轩影响大,其言论颇入人心。

   那时,日人受几种思想影响——法国民主论;英国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进化论等等。英法之间在日亦有反映。“法国政治学,以单纯权利论为其旗帜,故一时风靡人心,有旭日升天之势。”但是,此论面对的是英国经验派,他们对权利论“冷眼视之,如庆应义塾一派……是派在科学则贵实验,在政治则重功利,在宗教则说怀疑,其开口也常称虎姆(休谟),弥尔,汴萨姆(边沁),几絣之德。于是,出现把基督“民权”化之苗头——这个苗头在中国则称基督为宪政民主之先驱,晚了一百多年——这个论调是为“人民旨意者”;接近基督传播之重镇新岛襄君。而激进之板垣退助则反对。他以为,“神.儒.佛三教,阻碍国家进步。

   于是,在理论上,基督之敌,成为经验派,成为进化论,成为不可思议论(不可知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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